Summary | 大型体育赛事是城市发展的引擎，还是空间不公的放大器？—— 2023圣地亚哥泛美运动会的实证警示

导语

长期以来，举办大型体育赛事（Sport Mega-Events, SMEs）被全球众多城市（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视为刺激旅游、拉动经济的“捷径”。然而，这类盛会能否真正带来包容且可持续的发展？传统评估方法往往将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割裂分析，忽略了其相互关联与空间分布的不均衡。近期，一项针对2023年智利圣地亚哥泛美运动会的研究，采用创新的“空间增强扩展宫泽模型”（Miyazawa Model）进行了整体性评估。研究结果打破了“赛事即发展引擎”的浪漫叙事，揭示了收益与环境成本在地理空间上的严重错位。本期推文将带您探讨大型赛事背后的空间正义问题，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

作者

David Gallegos-Meza ,

Marcelo Lufin, Gonzalo Bravo

作者

蔚丹丹 上海体育大学

阅读全文，文章见于

Gallegos-Meza, D., Lufin, M., & Bravo, G. (2026). A holist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vent sports tourism in Sport Mega-Events: Evidence from the Santiago 2023 Pan American Games in Chile. Tourism Management, 114, 105383.

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25.105383

研究背景

各级政府往往愿意投入巨资补贴赛事基础设施，期望将主办城市打造成“奥林匹克消费城市”。这种政策的逻辑植根于经典的区域经济框架——赛事被视为一种具有时间限制的竞争优势，能够吸引外部支出，资金流入有望扩大当地收入并触发乘数过程（直接、间接和诱导效应）。2023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赛事—第十九届泛美运动会，动员了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8500余名运动员，吸引了140万现场观众，总投入超9亿美元（约83%用于基建）。

然而，纯粹以“需求驱动”为中心的叙事是不完整的。当“赛事资源需求”超过“城市资源供给”时，城市将面临抬高价格、重新分配稀缺产能和强加机会成本的约束，从而压缩净收益。此外，传统的区域经济模型（如投入产出模型、社会核算矩阵、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往往孤立地看待经济、社会或环境维度，难以精准捕捉赛事对普通家庭的分配效应及空间上的不公。本研究正是为了弥合这一差距，系统审视此类盛会带来的复杂影响。

理论与方法

该研究的方法突破在于，首次将宫泽模型（Miyazawa Model）与空间分析、环境账户相结合，构建了一个“经济－环境－空间”三位一体的评估框架。（补充说明：宫泽模型（图1）由日本经济学家Kenichi Miyazawa提出，旨在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来研究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核心优势在于将“家庭部门”内生化，能够精准追踪赛事收入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生成、分配与再消费过程，从而揭示经济影响的分配效应。）

在此基础上，研究进行了两大创新扩展：

1. 环境扩展：打破仅关注“生产端污染”的局限，将“基于消费的排放”（即家庭因收入增加而产生的日常消费排放）纳入计算。

2. 空间扩展：将经济乘数和污染乘数定位到主办区域内的52个市辖区（市镇），直观呈现利益与成本的地理分布。

图1 理论模型框架图

研究整合了智利央行2020年的投入产出表、2022年全国家庭社会经济调查、家庭预算调查、污染物排放登记以及入境旅游统计数据。研究共识别出79,520名入境体育游客，并排除了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估算出泛美运动会的总直接净支出约为8173万美元。

研究结果

通过整体性评估，研究揭示了赛事影响的四个核心维度：
1. 经济效益：红利集中且有限

· 产业高度集中：超过75%的支出集中于住宿（27.9%）、餐饮（23.8%）和娱乐等直接面向游客的部门。游客每增加1美元的支出，住宿部门的产出预计变化仅为0.27美元。

· 分配效应微弱：这些经济活动未能有效转化为普通居民收入的普遍增长。模型显示，所有收入五等分群体的家庭收入净效应接近零甚至为负。预期的“涓滴效应”并未发生，新增价值仅在特定行业与资本间循环，形成一个与更广泛城市经济隔离的“生产性飞地”。

2. 环境影响：生产与消费的共同责任
研究明确了环境责任的双重来源（以CO2等九种污染物为例）：

· 生产端（约55%的排放）：是主要排放源，仅住宿业就承担了近半（49.9%）的部门间排放责任。

· 消费端（约45%的排放）：绝对不容忽视。中等收入家庭对消费端排放负主要责任（占近30%）。此外，CO、PM2.等污染物的排放变化中，超过90%来自家庭群体的日常消费行为。这表明，环境成本是由生产系统与消费行为共同驱动的。

3. 空间分布：收益与成本的错位
经济收益与环境成本在城市地理空间上分布严重不均，引发了深刻的空间正义问题：

· 收益高度集聚：经济增量集中在紧邻赛区的少数核心市镇。首都圣地亚哥市以约694万美元的预期赛事驱动支出位居榜首，广大外围市辖区并未分享到发展红利。

· 环境负担分布失衡：生产性污染集中于产业聚集区（前三个市镇占总生产排放的40%）；而消费性污染的分布则与人口和居住区重叠。这意味着，许多以居住功能为主、赛事收益微薄的边缘区域，反而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污染成本，形成了典型的“代价外部化”。

4. 政策启示：从粗放管理迈向精准治理

基于各市辖区的“经济总收益－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研究构建了一个具有直接政策意义的四象限分析框架（图2），为政府的精准治理提供了路径：

图2 市辖区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象限分析

· 重点关注区（高收益－高污染）：如圣地亚哥市中心。它们是赛事的主要经济受益者，也产生了最大污染。政策重点应是内部化环境成本，要求“赢家”为其环境后果负责，如征收专项生态税，用于本地绿色基础设施升级。

· 极度关注区（低收益－高污染）：多为承接了污染密集型产业或交通枢纽的郊区。它们承担了不成比例的环境成本，却收益微薄。政策核心在于生态补偿与环境正义，需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进行补偿与修复。

· 理想区（高收益－低污染）：多为高科技园区或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具有较低的社会脆弱性，实现了较好的环境管理与经济收益的平衡。应总结其模式作为可持续发展典范进行推广。

· 低风险区（低收益－低污染）：多为居住区或农业区。赛事对其影响中性，应维持其社区功能与环境质量，避免后续开发破坏。

结论与讨论

研究打破了关于大型体育赛事的传统浪漫叙事。在智利圣地亚哥，赛事的体育旅游结构类似于一个需求驱动的“生产性飞地”，跨部门溢出极为有限，对普通家庭收入的提升微乎其微。同时，影响的空间分布加强了现有的不平等，利益集中在核心赛区，而环境代价却由更广泛的生产和消费系统共同承担，甚至转嫁给了边缘弱势社区。

作为全球南方的新兴经济体，智利等国家越来越寻求通过体育赛事实现经济多元化。然而，“收益微薄且高度集中，环境代价沉重且分布不均”的悖论，迫使我们反思：大型赛事作为区域发展工具，是否依然可行？

未来展望

研究主要评估了活动的当期、直接影响，采用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未考虑价格变动和市场供需反应。未来研究可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动态分析，考察长期的基础设施遗产效益。同时，呼吁未来的赛事申办与规划必须从粗放管理迈向精准治理，将“空间正义”与“环境责任”纳入核心评估指标，确保大型体育活动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可持续发展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