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土匪的真实自述

一名土匪的真实自述。这名土匪是在被俘获后进行的自述。

他所在的位置在成都附近的华阳，而我现在也住在华阳，所以认真看了，其内容还是蛮真实的。

下为正文。

我是四川华阳县石羊场人，20岁开始嗨袍哥、当土匪，从老么嗨到大爷、总舵把子；由三个两个散匪发展到百十人的股匪。民国5年(1916年)到民国12年(1923年)那段时间，我在成都县、华阳县、仁寿县、简阳县、温江县、双流县、新津县、彭山县和眉山县一带，抢劫财物，危害人民，买些枪，吃些枪，编些兄弟伙，武力愈裹愈大。到民国13年(1924年)在眉山县正式受招安，成为清乡司令彭光烈手下的营长，我的职业土匪(浑水袍哥)生活才基本结束。

我的土匪罪恶活动，和当时军队、团练等黑暗势力是分不开的，军、团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袍哥，也绝大部分都与土匪通声气，可以说军、团、袍、匪是四位一体，这正是当时社会面貌的简单缩影。本文所写的内容，仅仅是民国5年到民国12年7年间我当土匪的经历。

一、吃粮当兵，也是当匪

1911年，成都和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县公口林立，乡镇也遍设码头，简直成了袍哥世界，当时的都督府也设有“大汉公”的公口，尹昌衡(四川都督)本人就是“大汉公”的总舵把子，他有时还骑高头大马，拜访各路码头，放鞭炮，挂红彩，袍哥声势盛极一时。

川西一带同志会大王孙(泽霈)、吴(即吴庆熙，外号吴二大王)、丁(厚堂)、张(即张达三、外号张瓜瓜)的同志(会)军，原本是袍哥土匪组成的乌合之众，满清推翻以后，多数遣散回家，少数编成了军队，内中吴二大王吴庆熙，带领弟兄伙进了城，聚集在今成都南门三巷子一带。

1916年，蔡锷首倡反袁，护国军兴，同志(会)军再起，吴二大王挂起游击司令的招牌，在温江、崇庆、灌县、双流各县招兵买马，大肆吸收土匪袍哥，扩充实力。一时成都市面上到处插起什么××游击司令部、××支队部、××纵队司令部的旗子。街头巷尾，烟馆赌场，三五成群的人穿去穿来。当时《群报》称此有几多：一、各街毛厕多；二、启用关防告示多；三、纵队司令宫多；四、烟馆赌场多。

那时候一般无赖之徒，总想当兵吃粮，趁浑水把鱼摸。我也希望将来发迹，于是就应招入伍，编在吴二大王的侄子吴国栋连当兵，从此开始明兵暗匪的生活。

民国6年(1917年),吴二大王受编在二师师长刘存厚的部队里。刘存厚打戴戡，我们转战于仁寿、威远一带，为刘师长卖命。那时军队，无饷无粮几乎全靠搂抢维持生活。仁寿县出棉花，农民把一年辛苦所得的棉花卖了，换得少数的钱来活命。我们先在街上的茶馆酒店里和棉花市上把线钓好，跟在他的背后，在僻静的地方声称检查，说他是土匪、侦探，措此把钱搂抢，然后把人绑在树旁，用衣服塞住嘴巴而去。记得我第一次抢人是民国7年的夏天。我们的部队住在仁寿麻柳场，我同彭吉安(彭二麻子)钓到一个老妇人卖棉花回家，在隔场5里的凉水井地方，用菜刀威吓，抢走40吊钱(铜元折合数)。当时我仅21岁，感到干这种事不费力，不要一点儿本钱，认为这是发财的好门路，以后便经常做这个“无本通商”的买卖。因为队伍不关饷，弟兄伙又要烧烟，有的还要供家养口，“长官”没法管，于是上上下下，都搞这个“台子”。面子上说查出抢人要枪毙，事实上是鬼哄鬼，从不追究，我每次做了“生意”，送点给我们连长，连长也欢喜，我的胆子就愈来愈大，缺钱用的时候，几个兄弟伙便出去走动走动，每次走动总有一些收获。

二、正式当匪，匪团不分

1919年，熊克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向传义改编队伍，编眉山邓锡侯为第三师的旅长，吴二大王的队伍驻在仁寿、华阳一带，受编为第一师但懋辛师长部下的工兵营第二连，我在二连当兵。有不受编的就拖走。我们的兄弟伙吴歪嘴外号“吴机关枪”就不受编，拖了一些人枪到双流与温江交界的柑子树、刘家浩地方，继续专搞抢人的买卖。我在工兵营当兵，本想拖走专搞抢人买卖，但是工兵营部队就驻在我的家乡石羊场、中和场，本地人不敢拖走，于是暂留一时，等待机会。不久，调我到第一师办的军士队学习6个月，我也乐得学习一些军事技术，以改变我从前蛮干的章法。学习完毕，我回家探亲，华阳县黄龙场(即三道桥)的袍哥土匪头子姚树廷见着我，百般拉我入伙，我就不再当兵，跟姚舵把子磕头入袍，正式当匪，做他的小管事，记得这是1920年下半年的事情。

这里要把姚树廷简单说一下，我当土匪起家与他是有极大联系的。

姚树廷因为人长得高，面目凶恶，人称高足蚊子，反正后有几支快枪(新式步枪和马枪),到处抢人，与双流巨匪、团阀李安邦、王绍武，成都巨匪赵国栋，华阳傅家坝大恶霸傅秉之，简阳海洛河舵把子鄢伯林，石盘铺团总谢吉武和石经寺方丈和尚常敏等换过帖、拜过把，结成一股恶势力。

姚曾在部队任过营长，后来被刮掉，便跑回家乡。姚在搞抢人的买卖当中，与同伙林敬堂、谢雨生(外号谢花狗)因分赃不平，结成活冤家死对头。他投奔华阳警备队长、团练局长张么太爷作靠山，于是横行霸道，谁也不敢动他。后来因与其妻玩耍手枪走火毙命，不得善终。

1920年，正值熊克武驱逐滇黔军之战，各军系忙于内战，乡间没有清乡军，县上的警备队只有一二十杆烂枪，力量极为单薄，于是成了我们袍哥土匪的天下。姚树廷知道我有点军事技术，人又骠悍勇猛，想收我为“帖心逗伴”充实他的声威。我的勇猛骠悍是姚早已知道的，我曾经干过两桩事情，姚很看得起我，一桩是：吴二大王手下有一个排长叫徐石清，奉吴命回双流招兵买马，徐的连部设在成都老南门外柳阴街一家栈房多门口插了一杆第九纵队连部的旗号，威威武武，煞有介事，后来徐石清告诉我完全是虚张声势，表面上说是一连，实际上只有一杆毛瑟枪。徐回到双流后，地方上有个刘某欠徐的钱不还，引起纠纷。徐叫我把刘“毛了”(打死),我诱骗刘某来徐家，刘口出大言，我横不说白不说拿起5斤半重的钢刀将刘某的脑袋削去半边，登时毙命。

第二桩事情是：华阳县中兴场团总刘雨膏为了清明会的事与族人刘子云(外号倒挂子)扯筋，刘子云扬言要烧刘雨膏的房子，因此结成死仇。记得是正月间，仁寿煎茶溪码头上丁舵把子丁宝山请吃“迎宾会”,请各路袍哥舵把子吃饭，刘子云亦应邀参加。刘子云曾在松懋屯垦司令陈泽霈下面当过连长，拖走7支快枪(新式步枪)、保宁枪回家当匪。东道丁宝山大爷问刘子云说：“刘雨膏码头(指黄龙场)有罗贵方(土匪)、邹绍卿(号善成)来到这里，你们之间有无‘粉子’(仇气)?”刘子云说：“叫他们来见我。”刘子云疑我们是刘雨膏派来钓他的，在席间臭骂了我们一顿，说什么你们还年轻，给你们刘大爷捎个信，叫他好生耍，说得不合式，烧他龟儿的房子，弄死他。我们本与刘子云无仇气，因为他这一顿臭骂和提劲，就很生气。我些时年轻气旺，认为大失体面，便回报刘雨膏舵把子，并从旁添油加醋。这一下刘雨膏更气极了，派了他的儿子刘伯申同华阳张么太爷的警备队全体人马，一共人枪40余，暗地潜入煎茶溪乡里他的妹夫家里住下，等待机会下手。那几天风声很紧，总下不了手。有一天逢场，我同兄弟伙刘建成、王国栋、罗贵方暗带手枪上街看动静，我走进一家烟馆，刘子云正倒在鸦片烟盘上烧烟，枪是放在烟盘子上的，我进去，对方已经来不及，我对准他的脑袋就是一枪。他的兄弟伙闻声赶来，烟馆内外都打响了，我们带去的“逗伴”与他们挽着一阵乱砍乱打，结果打死了刘子云，砍死他一个兄弟伙，余人就不要命地跑了。

这两桩事是我一手做成，姚树廷舵把子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他为了对付林雨堂和谢花狗，便来收我。我向姚磕头以后，很得他的信任，很多事由我拿言语，办交涉，走“字样”(袍哥的片子)，后来当了姚大爷的总管事，经常带起人出去抢人。

在姚大爷的手下当匪，当然就不是以前那样简单的拦路抢劫。我们有了一套组织，内层外围，分工负责，集体出动抢劫。大体要有下述种种准备：

(一)平常养有“钩钩”。找一些地痞、流氓与了解那家那户有贵重金银财物的人挂钩，这些“钩钩”多半住在客栈、沿江码头上和船上，他们一有情报，就来告诉我们，根据所报情况，暗中再作调查，靠实在以后，约好时间下手。

(二)各方面接纳“点手”。“点手”对情况十分了解，比如银子钱埋在那里，衣物放在那里，家里有些甚么人，平时的行动如何，有几间房子，有无后门出口，房间门是什么方向，由“点手”当场指点，生意做完以后，看情况给“点手”一些油水。如其没有出问题，事情很顺利，钱就拿多一些。如事情不顺利，赃物和钱少，就一个子不花，等以后再酬劳。假设“点手”虚谎情事，便要暗地整死，装在麻布口袋中扔下河。

(三)找好带路的“长二”。长二亦称“带线子”,即带路的人。那条路最近便，沿路地势如何，那些地方是口子，那些地方有乡团，如有乡团的地方，要怎样绕过才不出事，都由长二先弄清楚。假设长二带的路与乡团打了仗，甚至打死了兄弟伙，不但不给钱，往往押到“乱葬坟”或河边给他一刀，送他见阎王。

(四)事前准备好“驼牛”。根据“钩钩”、“点手”报的情况，看金银财物的多少，找几个精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带上箩筐、滑竿、抬的抬走，担的担走。

以上这些事情有了着落，准备停当，便开始行动，行动之前，有“前传后代”的规矩：初五、十四、二十三不能出动抢人，所谓“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练丹”。出动抢人，多半选定二十边月黑头，白天大家散在街上耍，黄昏时分，约在沟边、乱坟坝、庙子里。除“钩钩”、“点手”、“长二”、“驼牛”以外，内伙子作具体分工。哪些任尖兵，哪些“排扇子”(推门),哪些护货，哪些堵后门，到了目的地，统由总管事提调指挥。沿途不能喊名字，只能拍掌，或用嘴作“昨咋”声，联络前后，在行动前任何人不能“登台子”(在床上站起),不准犯讳、说鬼、说不吉利的话，准备好“青水子”(用洋油浸入草纸，草纸裹成筒形，插在竹筒里),插在头巾上，以免占手，走拢目的地大家点燃，火光烛天，如同白昼。亦有用松香合清油，浸入布筋，编在两块竹篾块上，点燃作照明之用。

走拢目的地“螵签张子”(即烧钱纸)敬神，负责排扇子的弟兄伙，三四人挤开大门，一哄而入。如其门太大、太紧，便搭5人梯，即所谓“冲(读去声)围子”,另外根据点手的指点，排房间门。

如其失盗主(被抢的人)“马子奎”(力量大),事前亦分配有固定的人对付。去的时候总要把后门堵好，因为失盗主经常警戒着，一有狗咬、响动，总会从后门跑走。进了屋便“拣渣渣”(被盖、罩子、衣服统称),专人负责，见东西就拿；点手点出金银窖的地方，有专人起运；最多半个钟头，大家传呼“下了”,即行结束。十有九次惊动了民团，左邻右舍喊“打抢人啦!”“打抢人啦!”我们始终不做声，不慌不忙的回去。当时军、团、胆、袍是一家，大家声息相通，假如通到“鸡毛子”(指不识相的乡团),拣顺吃了就是。

东西抢到手，弄到事前找好的地方分赃。内伙子根据总舵把子的意思办事。多半在乱坟坝和庙子里分。分时舵把子提几成，总管事提几成，枪提几成，子弹提几成，没有枪的就分抢来的破旧衣物和不值钱的东西，刨成堆子，一家一堆。按枪分也还要依枪的好坏来定多少，毛瑟枪、手铂子、新式步枪、双筒枪和马枪，都各有细致规定。

东西分了下来，由舵把子命令各人秘密卖去。如果卖东西不仔细，被失盗主发现，就要找出事的人，不“毛”(杀)也要大“短”(断)以后的财路，即以后不再约参加抢人了。抢得来的金银，如发现有人“掐股子”(即私吞的意思)亦得暗杀投河。

除了到失盗主家中抢劫金银财物以外，还有“巴帖子”。在失盗主的大门上巴一张大红帖子，丢一封信，说“我们军队无法维持伙饷，向你暂借若干，并限期交到某某地方，否则烧你的房子”之类的话。我们时常这样搞，要二千、至少也可收到三百五百。

此外还有专门去拉肥猪的手法。拉的男子叫“肥猪”,女的叫“母猪”,拉小孩叫“抱童子”。事前准备好滑竿、“驼牛”,逮到后便塞住口绑在滑竿上，抬起就走。

记的是1922年，那时姚树廷尚在，我们做了一笔抱童子的生意，敲了2万银元。那正是腊月尾间，我带了40几个兄弟伙，打扮成军队模样，开到仁寿县永兴乡街上驻下。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们到一个大“土老肥”严某家，抱走他的11岁的独子，“驼牛”把严老头的儿子驼在背上，我们几十杆枪前后左右，团团围护小跑，一天晚上走了100里。第二天找一个管圈的人把小孩关在事前弄好的“猪圈”(地下洞窖里),耳用棉花塞住，手足上锁。地下洞窖，阴暗潮湿，黑暗无光，每天送小孩两顿稀饭吃。第三天写封信给严老头，要价2万银元，指定严老头请托一个人打着灯笼，灯笼上贴红色纸条，作为记号，由我们给这个人取个名字，叫他穿青灰布衣服，戴遮阳瓜皮帽，指定时候到秦皇寺的凉风垭土地庙来议价。到时候果然来了一个老头，手持灯笼，早在凉风垭土地庙的石阶上等候，我呼名字(我们为他取的)之后，这老头咕咚一声跪下，眼泪水股股流，向我哀告，要求少出点钱，领他的外甥回去。我问过严老头和他的亲友、都没有点点(袍哥),假如占点点，拿出公口和全堂(舵把子、管事、三排)字样，可以少出钱领走。因为严老头是黄脚杆(没有点点的黄泥巴脚杆),索价2万银元，一个莫少。那老头把我的意思回告严某，严老头是个爱财如命的人，一方面疼儿子，一方面又疼钱。过了半个月，我们又写封信告诉严老头说他的儿子由关在地窖改为关在蜂窝眼的拌桶下，空气很稀薄。严老头子疼子心切，主动写信给我们，承信如数拿出，领其爱子回家。我们把2万元拿到手，交出他的儿子，但已经成了睁眼瞎、四肢无力、不能行走的废人。

假如小孩关在圈里死了，我们便把尸体埋在乱葬坟坝，坟堆前面插一个木牌，上写着名字。等到钱拿到手，写封信给失盗主来领。领到的不是废人，而是一堆骨头了。等钱到手叫失盗主挖走尸骨，我们称之为“卖腌臊”。

如果“翻了圈”,“肥猪”跑了，就要把管圈的人处死。因为“肥猪”跑了，乡团就要来“清剿”,多少定有损失，在土匪看来，管圈翻圈，弄死是千该万该。

事实上翻圈的绝少，因为拉来的肥猪，必要捆起、锁起、关起、耳朵塞起，关在地洞或拌桶下面。我们的手段残酷、毒辣，“肥猪”总是弄得眼睛瞎、耳朵聋，成了废人。

除了“拉肥猪”、“抱童子”以外，还有“打歪子”。“打歪(读上声)子”就是在河中劫船，有事前钓好的，有打碰对的。我们多半与船老板勾结，比如在成都东门外码头、中兴场的下河坝船码头、栈房里的钩钩，与船老板支起出来的钩钩勾拢，报与我们的管事，管事查明路线，摸清楚开船的时间，计算好沿途行船的地点与时间，带起兄弟伙去“起货”。

记得1923年2、3月间，我带30几个兄弟伙在仁寿与华阳交界的古佛洞地方打了歪子，抢得人字呢、布匹很多，还有银子3000多两。船上派有几个兄弟伙，配合岸上的兄弟伙行动。我带30个人在古佛洞转弯处等。船开的下水，我们放了几枪，叫船歪过来。船上的内应估着舵手靠岸，把乘客吆下船，吆到河边沙坝上排成两排，举起手，几只枪逼着，“驼牛”边搜边拿。记得那次抢了布匹、银子27挑。兄弟伙把岸上乘客身上的钱理麻干净，把衣服脱了只剩一件汗小衣，然后把乘客吼上船，叫船立即开走。一时不知究竟的贫苦老百姓，围拢来看热闹，我们临走时，故意丢些破烂东西、撒点小钱在地上，让他们去捡，口中说；“上山打兔儿，见者有份儿。”

要知道这些人是不敢开腔的，怕当讨人嫌，怕脱不倒手。我们扬言，谁当讨人嫌，要烧他的房子，整死他全家。我们认为世界是我们土匪横行的世界，马干一切。

除了“打歪子”,还有“掸鞭子”,有些是钓，有些一样是打碰对。借检查把来往客商抢了，这种办法，即所谓“掸鞭子”,或称“宰根子”,区别于上面所述的抢劫办法。它费事小，收效却很大。记得是1922年，我们钓到川北帮有20挑银子，银子是银贩挑到成都造币厂铸造银元的、每挑有100斤，内中有5两、10两重的银翘宝。我们在龙泉驿山上做的这笃生意，走了约半个钟头，团练局撵起来，声言捉土匪，结果把当地的一个有钱的叶老头抓走，硬说他通匪，后来叶老头送了100两银子才了事。这位团练局长亲自到我们码头上向姚大爷致意，感谢对他们的“关照”。

那些年间、川北帮如顺庆帮、遂宁帮带的丝绸!布匹和银子钱，只要经过我们的地盘山泉铺、界牌、茶店子、A泉驿场口上，都得给我们留下“买路钱”。

我们每次抢来的钱财，绝大部分是总舵把子、总管事分了，下面的兄弟侠，分得无几，比如抢得1000元，兄弟伙们最多一共只分200元。我们抢得20挑银子翘宝那次，分到每个兄弟伙名下，一个人得了1个银子。“鱼吃鱼不腥臭”,袍哥土匪对兄弟伙一样剥削。

兄弟伙平时吃鸦片烟，在分股子的时候还要扣去平常发的烟费。扣除以后，剩下的就更少了。他们拖襟挂绺，一个个烟容满面，这些烟鬼有的还要赌、还要嫖、戕害自己的身体，生病的特别多，病死了挖个坑埋了算事。“挂溜(读上声)子”(打仗)死了，连尸都不收。我们姚舵把子和管事们的生活，却是另一样，姚树廷走那里，坐6人拱竿轿，一二十个“逗伴”后面跟着跑，俨如一方的土皇帝。姚舵把子多在成都、双流和较大的乡镇上嗨玩，我记得他一天晚上赌博输过3000两银子。我在姚的手下，一切抢劫、分赃、对外交涉、拿言语，通通由我办。那时的商家旅客，为了保险不出事，暗中与我们码头上说包袱，我们得了包袱，便派

一两个兄弟伙一路保险，遇到有别路码头来“起货”,便拿出姚舵把子姚树廷3个字的名片与公口的双花样字样，于是得以顺利通行，我们美其名曰“护商”。由于匪盗横行，后来商人来往，正式组织护商队，官府逐渐成立保商队、船捐局之类的机构，无形中更增加了商人的负担。

民国12年(1923年),杨森得吴佩孚帮助，东山再起。杨森到重庆以后，拥刘湘为各军总司令，联合邓、田各军向第一军进攻，战祸蔓延川西川南川北川东各县，人民痛苦万分。当时吴克仇(吴敌)驻在简阳贾家场，我与覃胡子覃月洲、程宾武、鄢伯林等在吴部、张(张子重)部都挂有一个营长的官衔。张叫我们打吴，我们不去，张把我们围在贾家场上街，打死打伤120余人，我带了几十个人冲出去跑到窑子坝，后退到中兴场。由双流巨匪李安邦拿出警察总监杨莘友的公事(公文),才算了事。

我在吴克仇部挂个营长的名，插杆旗子，表面是军队，暗地还是搞土匪的勾当，实际上兵就是匪，匪就是兵。除与军队勾结以外，我还与石盘铺团总谢吉武勾结。大家开过会，我们保证在地方上不出事，他们保证给我们方便，装眼睛瞎。很明显，军队利用我们作前哨，为其打仗，利用不到，就打我们，所以才有贾家场的火并。

三、招安就编，由匪而官

1923年年底，熊克武由三台退到成都，再退叙、泸一带。当时姚树廷已死，我同弟兄伙们给他办丧事，花去8000元银元，百十人抬起姚的棺木，在中兴场、龙泉驿走了一个大圈，真是无法无天已极。

原来我手中只有10几支枪，以后陆续买了一些枪。当时双筒枪、马枪每支140元，新式步枪每支120元，汉阳枪每支160元，手枪(法国手枪)每支600元，子弹20元一板(10颗),步枪子弹5元一板(5颗),一共买了30支枪，多数是向成都枪贩子买的，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偷出来卖的也有，守卫的兵拖跑卖的也有，收荒匠那里买点零件插起的枪，价钱要低些，要少个1/3左右。此外我还吃了一些枪。记得六师师长余际唐部的独立团送废枪到成都，我与独立团汪海云勾结，在龙泉驿地方打劫，各分得20支。熊克武退经华阳石羊场，我以每支20元的代价收枪120支。

我的力量渐大，经常有人请我们吃饭，送我们东西，把军服委任状送过来。那时各个军系部队都在招安，扩大自己的武力。记得赖心辉的参谋长张挺生的兄弟来编过我，想招安我当营长。我住在茶店子：张本人来向我说；“我们弟兄与赖司令(指赖心辉)有很深关系，对我的哥哥还要补允人枪，今后只有步步上升，决不会垮杆，我们是赖的基本队伍，大家共生死、同患难。”我想人树下好遮阴，应承下来再说，后来他的伙饷用完，我爬起来走了，只剩他一个光杆团长。

民围13年(1924年)初，成属清乡司令彭光烈在眉山招安，因为双流李安邦的介绍，保证我以后不出事，于是受编为彭的成属清乡司令部第一支队营长。从这时起，我才基本上不再搞土匪的买卖，想从枪杆中求得升官发财。自从招安以后，便开始新的罪恶生活。今天回忆起过去的事情，真吓我一大跳，我痛恨旧社会，痛恨我自己。如果在旧杜会继续搞下去，自己真不知道如何死法。是共产党挽救了我，使我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