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浩和追觅最“缺”什么？

俞浩说自己“是个极度谨慎的人”，但却经常口出狂言：

“追觅希望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成为一家百万亿美元的公司，超越包括苹果、特斯拉、谷歌在内的一切人类历史上的公司。”

“黄仁勋、马斯克这代人能把人类最高市值的公司带到8万亿-10万亿美元。但他们都老了，我比他们小一代，会把人类价值最高的企业再推高一个数量级。”

“祝追觅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祝自己早日成为世界首富。”

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创业者，他的这些“狂言”“狂语”或顶多成为人们的笑谈，但俞浩不一样，因为他有他“狂”的理由。

他高中靠物理奥赛保送进清华，读大学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旋翼无人机开发者，带着3个同学凑10万块钱死磕高速马达，最终把中国高速马达从3万转推到了量产20万转的世界领先水平。

他创立的追觅科技，虽成立9年，但连续8年营收翻倍，2025年海外营收占比近80%，在全球30个国家市占第一。

显然，截止当前，俞浩的人生路走的很顺，他自己也曾说“我一路没有经历过大的失败”，而这样的履历也堪称中国创业者最完美的叙事模板，但问题也恰恰藏在这份“完美”里，因为商业史上反复证明过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太久没有摔过跟头，那个跟头往往就在不远处等着他。

所以，追觅和俞浩，最缺的是一次失败。

01

共识是被允许打上问号的

在俞浩的叙述里，他从小就是一个“逆共识”的人。

12岁那年，家里需要接电线，他还没学过物理，就凭直觉用干电池测试，设计出了一套双控电路。原理很简单：两个开关同时接正电或同时接负电，灯不亮；一正一负，灯就亮。

等上了初中后，他才发现教科书上的解法和自己当年的设计完全不同。教科书是基于直流电设计的，但现实中电网已经高度普及，条件变了，多数人却仍然沿用旧方法，很少有人基于现实重新求解。

2005年，俞浩凭借物理奥赛成绩保送清华大学。在清华上学期间，他做了两件后来被反复提及的事：2007年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旋翼无人机开发者之一；2009年独立完成软硬件设计，研发出全球首个三旋翼无人机。

也是在2009年秋天，他创办了极客社团“天空工场”。这间只有20平方米的实验室，堆满了飞行器、激光切割机和零部件，学生们常常熬夜到凌晨三四点。

2015年，俞浩决定创业。

那年夏天，他和几个同学凑了10万块钱，只在清华附近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决定研发高速数字马达。当时，国内清洁家电的马达转速长期停留在2-3万转/分钟，而戴森已经做到了10万转/分钟。

俞浩的逻辑很简单，马达是智能电器的“心脏”，没有高性能马达，产品的吸力、清洁力等核心指标就无从谈起。与其做一个平庸的整机产品去拼价格，不如先把“心脏”造好。

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要在高速数字马达技术上追赶甚至超越戴森，这在当时来看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为高速数字马达有一个关键指标是启动时间，类似发动机油门，越快，响应越好。戴森的启动时间在900毫秒以上，被业内视为难以突破的上限。

但“共识是被允许打上问号的”，两年后，俞浩和他的团队一遍遍测试、失败、重来中，做成了。2017年，追觅科技正式成立，首颗10万转高速马达诞生，比肩戴森，而成本仅为对方的一半。

此后，追觅一路向上突破，从10万转到15万转、16万转量产、18万转生产、20万转储备，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再到引领的蜕变。

俞浩把这套方法论总结为“N+1”模式。他说：

中国硬件企业过去大多是“N-1”模式：世界最先进的产品做到“N”，我们研究哪些功能可以去掉、降成本、卖便宜。但未来40年，我觉得最大的机会是做“N+1”，世界最先进的产品做到“N”，我在上面加一点，如果这个“+1” 能被消费者感知、认可，它就能带来高溢价。

割草机器人是N+1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入局时，俞浩和团队分析了行业的最大痛点——边界识别，而市面上已有的RTK等方法存在明显局限。追觅将扫地机器人上成熟的SLAM视觉导航技术迁移过来，一举攻克了这个难题。

这套方法论在过去八年间，让追觅也是屡试不爽。从高速马达起步，到扫地机器人、洗地机，再到吹风机、割草机器人，追觅几乎做什么成什么。2025年其营收超400亿，已连续8年营收翻倍，在全球30个国家市占第一。

面对这样的成绩，俞浩自然有他狂的底气和资本。他说“物理学不是做完所有实验，而是通过两个点抽象出公式，适用所有领域。我一直在用物理的视角去抽象所有商业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将“演绎推理”作为了他“无边界”扩张背后的底层逻辑。

截止目前，追觅的业务版图已扩张至：牙刷、显示器、汽车、洗衣机、冰箱、手机、空调、燃气灶、热水器、洗碗机、净水器、宠物用品、抽油烟机、航空、耳机、剃须刀、智能电视、音箱、具身机器人、芯片、算力卫星……

但是，他的这套打法或逻辑真的可以“适用所有领域”吗？

02

当复利变成赌注

商业史上，贾跃亭的乐视是一个绕不开的参照系。

2017年，乐视因造车资金链断裂，贾跃亭远走他乡。同年，俞浩创立追觅。与乐视靠“生态化学反应”讲故事不同，追觅的崛起更接近于“技术复利”，即将核心技术从一个成功品类迁移到另一个。

但当“技术复利”从家电延伸到汽车，乃至太空，其可行性并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汽车，在2017年追觅刚成立的时候，戴森就已经投入20亿英镑试图将家电领域的电池与马达技术迁移至汽车，但最终因无法满足车规级安全标准且商业可行性不足，在2019年终止项目。

追觅虽宣称累计申请专利超6379项，但细看专利内容，真正涉及汽车三电系统、底盘调校的核心专利占比不足5%。因此，对俞浩而言，其跨界造车可能遭遇的终极陷阱，不是技术不够好，而是对技术复利边界的误判。

此外，蔚来创始人李斌曾说过：“没有100亿别想进场，没有500亿别想活下来。”追觅2025年全年营收虽突破了400亿，但对比小米造车累计投入约300亿元、蔚来和理想累计融资早已突破千亿的行业门槛，追觅的资金压力也不小。

更重要的是，追觅的营收高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海的成功，海外营收占比近80%，北美市场2025年营收增长189%。

这一方面证明了追觅在全球化方面确实有其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追觅的命脉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一旦全球贸易环境发生变化，或是戴森等竞争对手发起更激烈的市场反制，追觅的增速曲线能否持续，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事实上，戴森们已经对追觅发起了市场反制。

2025年以来，戴森在统一专利法院（UPC）已先后对追觅多款美发造型器获得临时禁令。今年4月，汉堡地方分院再次裁定追觅Dazzle型号产品侵权，禁止其在UPC成员国及西班牙销售。

虽然旧款产品的禁令尚未波及追觅的主流产品线，但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当追觅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者”，全球知识产权博弈的规则也正在对它变得严厉起来。

与此同时，追觅的品控问题也在累积隐忧。

2026年以来，关于追觅扫地机器人频繁“漏扫”、基站漏水、过保即坏的消费者投诉显著增多。有用户反映，其购买的S40增强版扫地机器人在AI托管模式下反复出现严重的漏扫问题，官方客服多次远程升级仍无法解决。

另一位用户的S40增强版在使用不到一年后出现尘盒进水、基站漏水等严重问题，经历两次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几大主流品牌扫地机器人的投诉量已多达15000条，追觅也未能幸免。

显然，这些投诉的核心问题，往往不是硬件本身，而是软件算法层面的缺陷。所谓“AI托管”模式下的漏扫、地图丢失、识别错误，暴露出的正是追觅在软件算法能力上的短板——而这恰恰是俞浩一直以来强调的三大核心技术（高速马达+AI算法+运动控制）中的关键一环。

所以，比起无边界的扩展，提升技术和品控，才是追觅和俞浩当下最该解决的问题。

03

成功者的最大敌人，是成功的路径依赖

就像前文所说，俞浩的履历是中国创业者中最完美的叙事模板。

一个物理竞赛保送生，从清华天空工场起步，靠一颗马达打破戴森垄断，在全球30个国家拿下市占第一，把中国高端制造卖到了巴黎香榭丽舍和东京银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值得骄傲的成就。

但恰恰因为太顺了，俞浩和追觅的危险反而被隐藏在了增长的迷雾里。

连续八年营收翻倍，塑造了一个“干一个成一个”的神话。但神话的背面是：

当一个人从未真正失败过，他会逐渐失去对“失败”的敬畏。他会开始相信自己的方法论是普适的，会认为从扫地机器人到豪华电动车的跨越不过是又一个“N+1”，会习惯于用“对标布加迪”“对标星链”的宏大叙事来替代对商业本质的审慎思考。

商业世界从来不缺“狂人”，缺的是能够穿越周期、完成自我纠偏的“清醒者”。雷军造车前说过“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创业”，背后是对失败可能性的充分认知。而俞浩至今的人生轨迹里，还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的、伤筋动骨的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追觅和俞浩，最缺一次失败。

不是那种摔一跤就能爬起来的挫折，而是一次足以让他和整个组织停下来、重新审视边界的重大考验。

因为只有经历过真正的失败，一个创业者才会明白：

高速马达可以从10万转到20万转，但商业的边界不会无限延伸；N+1的逻辑在清洁电器赛道有效，不等于在汽车、芯片、太空领域同样有效；连续八年的100%增长，终究会撞上物理世界的天花板。

俞浩今年39岁。如果他真的想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的缔造者，那他首先需要明白一个朴素至极的道理：

伟大的企业从来不是靠“对标”和“复刻”堆出来的，而是在经历危机、犯过错误、撞过南墙之后，依然能够自我更新、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