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南枝、淑柔、木生之间的感情，不是暧昧不明的三角关系，是我觉得影片最高级、高明的处理。
影片时刻聚焦在“情义”主题，完成三个角色跨越两个时空的精神共性塑造——他们重情重义，甚至都有着不计得失的血性仗义。
只不过，同样是塑造角色的血性仗义，影片对木生、南枝、淑柔三个角色的呈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对木生，影片用的是细节陈述，呈现了木生短暂一生的血性仗义：从马来西亚辗转到暹罗是因为“路见不平”，为旅馆的孩子们找先生读书识字，逆行火场救了南枝的父亲，入狱是因为打了恶人，最后沉入大海也是因为与歹徒搏斗。
对南枝，影片用的是比较内敛、“执拗”的笔触刻画，用南枝继承了木生志向的曲线设定来刻画她的血性仗义，比如，南枝不仅一直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也一直替木生给淑柔寄侨批（“侨批”又称银信，是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海外华侨寄回中国家乡、“信款合一”的家书与汇款凭证的合称）。
对淑柔，影片用的是最隐晦、最草蛇灰线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三个细节：一个“狠绝”的决定——搬家，断绝往来；一句简单的台词“留下那么多孩子，你一个人怎么养”；一个“武断”的动作，找出所有的家当，要把18年的“债”还给南枝。三个细节之外，影片更多是通过木生和南枝的行为反衬淑柔的血性，因为她是木生和南枝都深深喜欢、惦念的人。人以类聚，以木生、南枝的为人，反衬淑柔的为人。
用现在的三观看，这样的血性仗义有些“迂腐”甚至“蠢笨”，但它却是中华儿女自古以来最宝贵的民族品性之一。
这样的血性仗义上溯至尧舜，存在于商周，流传于春秋战国以及后世大量华夏儿女的血管里。
商周时期叔齐伯夷不受王位，先投奔西伯（即周文王），然后叩马而谏周武王，并在武王灭商后，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让人扼腕遗憾。
春秋时期，跟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样让人难忘的，还有钟子期死后的伯牙绝弦。
战国时期，聂政奉母天年，然后以命酬知己，并在帮知己刺杀仇敌后，自毁身体面容，以免牵连到尚在人世的姐姐，但她的姐姐聂荣冒着被抓捕诛杀的风险也要认领弟弟的尸身，是为“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
只是，在信息化、数字化、AI化的时代里，我们很多人被各种进步和新奇层层“迷醉”着，面对各种未知的恐惧和无法掌控的挑战，自顾尚且不暇，很难有心力去主动“行侠仗义”。
《给阿嬷的情书》通过我们在影院不由自主的眼泪，激活了我们骨子里的豪情，让我们共鸣了三位主角的共性——血性仗义。
从这个视角而言，电影本身，何尝不是一封写给国人骨子里血性仗义的一封浪漫、唯美情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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