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工厂，要警惕“反向买办”绑架改革进程

文 | 延观风

“买办”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词，伴随着我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最开始是工业上的全面落后，产生了服务于洋人商品倾销的买办阶层。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消灭了买办，但随着大门打开，新鲜空气和苍蝇蚊子一起进来，在实业界学术界媒体界又出现了不少新买办。

传统意义上，买办赚的是本国落后和外国先进的差价，或给外国商品做代理做服务，或当外国“先进”理念的翻译官传教士，他们的利益永远与外国主子相同，靠维持甚至制造本国的落后赚取超额利润。随着我国工业能力和道路自信的提升，买办在经济上和舆论上的生存空间都在不断缩小。

但是，克苏鲁级别的工业能力改变了世界上产能和市场的相对稀缺关系。列强时代，工业产能是稀缺的，也是打开别国市场的坚船利炮；而今，中国庞大的产能反而衬托得有效需求捉襟见肘。于是出现了“反向买办”，量中华之产能、结与国之欢心，把中国劳动者的血汗贱卖到外国，变成自己海外账户的存款。

这几年我们看到出口总额连连上涨，但企业结汇、沿海代工厂工人的收入乃至税收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我们出口了大量产品，应当换回的财富却大量被反向买办积蓄在海外。同时，反向买办的出口利益对其他领域迫切需要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构成了阻碍，需要我们特别警惕。

出口数据这么好，但真的好吗？

一季度，我国出口总额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人民币口径），4月继续增长9.8%。这些数据远超预期，在同期消费、投资数据增长低迷的情况下，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显得格外扎眼，又成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特别是一些近年经济表现乏力的外贸大省，强劲出口带活了低迷好几年的产供应链。

驱动出口高增的有很多不可持续因素。比如，为了遏制“新三样”产品“卷”到国外，4月1日起光伏产品的出口增值税退税被取消，电池类产品的退税率开始下降，并将最终取消。很多商家为了拿到最后一波退税，在一季度集中抢出口推高了数据。

卷到国外不仅是新三样的问题，而是近年来外贸出口的普遍情况。或是为了抵消特朗普关税，或是为了挤死国内同行，很多行业的出口商选择以价换量，整体出口价格指数始终在低位徘徊。

出口总金额上升、出口实物量上升、出口价格下降，却没能给国内带来更好的经济发展——这和百余年前的买办恰好形成了镜像，以前是剥夺民族工业发展的机会，抬高进口倾销产品的溢价；而今是压低出口商品的利润，侵蚀国家税收和工人收入。不过殊途同归，都是中国付出了更多劳动、消耗了更多资源，反而让其他国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甚至帮战略对手美国缓解了货币超发问题。将今日靠压低出口价格换取规模扩大以及自身利益扩张的企业主称为“反向买办”，毫不为过。

从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开始，对美外贸出口企业大多都选择了自主降价（本来能涨价也不涨价，这也是降价）、主动承担部分关税成本。本质上这是把出口价格的一部分主动切出来，贡献给美国当关税收入。但美国人可不领你压低通胀、贡献财政的情，今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加征的部分关税违法，启动关税退税程序，只退给美国进口商，你中国企业自愿降价，可没有缴纳关税哦。

“消失”的出口收入

贸易的本质是用本国生产的产品交换他国生产的产品，满足本国的生产生活需要。但在信用货币时代，占据国际货币发行地位的国家可以靠打白条长期白嫖别国的出口。中国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多来自美国没有用货物或服务对等交换的中国出口。

当然并非美国没有中国需要的东西可以交换，我们非常乐意购买芯片甚至航母帮美国消除对华逆差，奈何美国人不准把这些优质产品卖给中国。

这是几十年的老情况，在键政圈已经算是常识。这两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导致超过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际贸易顺差，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劳动者增收作用。

根据证券公司公开数据，2020—2025年，商品贸易累计顺差约4.9万亿美元，流入国内的资金却只有约2.9万亿美元。而流回境内的资金由，还有1万亿美元没有结汇成为人民币形态，共有约60%的贸易顺差没有进入内循环，反而在或准备在国际进行体外循环。

这个数据和直观感受是吻合的：疫情以来，我国良好的社会治理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产供链秩序，与国外的全社会混乱形成巨大落差，如果说疫情时期国内各行各业多少受到疫情管理的限制，外贸出口行业则是爽吃红利、从来都没停过。从下面这张表不难看出，这几年外贸出口过得有多滋润。

然而，外贸火热始终没有带动国内经济升温。出口退税制度决定了，大多数出口品直接带来的流转税收益很低，相关地方耗费大量财政和政策资源支持外贸行业，却很难看见回头钱。沿海代工厂不仅少有给工人加薪，反而不断推动制造业工人零工化，缩减长期雇佣，农民工返乡规模持续增长，外贸坚挺的大省消费和民生改善反而相当疲软。

3万亿美元体外循环解释了一切。中国劳动者越来越卷，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生产出口品，战略矿产资源转化为实物商品输送到国外，不仅没有换回足额的物质财富，就连财富符号也被反向买办占有，大量滞留在海外成为“狡兔之窟”，在压低战略对手通胀的同时，活跃了他们的资本交易市场，在这方面美国真的是赢两次、赢麻了。

讽刺的是，外贸出口这一国家管控疫情的最大受益者，2022年末，“外贸老板包机出国抢出口，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新闻漫天飞舞，看看上面的表格，试问哪一年外贸出口丢了订单？防疫措施到底是让你们丢了订单，还是白捡了防疫失败国家无法生产的订单？

真实情况是，时值西方圣诞季，被防疫措施憋了太久的反向买办急于享受圣诞假期，着急忙慌打着出国谈生意的旗号，飞出去消费留存在外国账户里的顺差美刀去也。伟大防疫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反手就把自己打造为防疫受害者，助力岁月史书、反咬我国治理实绩。最可笑的在于，很多官媒跟着起哄、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出钱包机，其中暴露出反向买办对政策、对舆论的绑架，需要我们格外警惕。

警惕反向买办绑架国内宏观政策和改革进程

改开初期，我国资本和技术都非常稀缺，不具备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条件。彼时出口能换来宝贵的技术、资本品和管理经验，以及改善国民生活的高质量消费品，出口利益和国内利益在很大程度是重合的。

现如今，高质量发展都提出了10多年，我国技术、工业产能、居民购买力等条件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没有的、靠出口能换回来的东西越来越少，出口对国民经济作用早就该回到消费和投资之后。然而，扩大内需喊了将近30年（从97年亚洲金融风暴算起），到今天出口竟然越来越像拉动经济的唯一马车（一季度投资增长1.7%、消费2.4%）。

新能源汽车是近年来我国产业发展的标志性行业，但也成为了很多问题集中的典型反面案例。在国际能源危机的拉动下，前4个月电动汽车出口额增长68.1%，但出口数量增长达到了1.2倍，粗略估算相当于75折走量出货，引以为傲的技术优势非但没有成为国际垄断利润的基石，反而成为了卷到国外去的诅咒。

同期，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量同比下降17.2%。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当然包括更便捷绿色的出行，然而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退坡、以旧换新需求透支，暴露了居民收入、城市规划等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我国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诸多制约，造成了一边是外销大酬宾、一边是内销疲软的尴尬境地。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廉价，特别是低劳动力成本造就的廉价早已不是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庞大而完整工业体系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迅速便捷的供应链响应，都能够有效带来成本优势，乃至很多机电机械产品我国厂商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技术优势。

对于国际市场，我们没必要讲什么反垄断、控制超额利润，很多出口品有的是底气涨价卖出，给劳动者带来更多报酬、更国内经济带来更多利润。

但是，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底线太过于富有弹性，出口价格太过于市场化，反向买办们只要有一点降价空间都要给洋大人让利，试图多吃掉可怜的市场份额增量，而不是花更多气力打造巩固技术或品牌护城河。至于涨工资、减工时，海外账户知道多了多少美金存款的反向买办一定会大叫：企业活不下去啦，再说涨工资我就要把厂子迁到国外去！

出去了才知道，只有中国工人和中国政府这么惯着他们

反向买办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外贸阶层，一些政府部门潜意识中仍然没把国内最终消费当做生产的终点，始终在思想上拄着“外需兜底”的拐棍，每当我们擅长组织生产的经济体制制造了太多产能和产品，转手低价卖给外国人就好啦，而不用琢磨怎么从收入、就业、劳动权益等慢变量入手，提高国内居民购买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比如，在宏观政策方面，相关部门始终强调“保留弹药，在下行压力最大的时候打出”。虽然一季度消费、投资、居民收入等内循环数据很不好看，但出口好托举整个经济数据看起来还不错，好比一块热毛巾捂住了温度计，示数显著高于环境温度，于是很多扩张性政策的出台又“不着急”起来。

再比如，到了现在的发展阶段，应考虑人民币稳健升值，以扩大进口、鼓励合理的对外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然而压低汇率保持出口动力的考量长期压制其他考量，掣肘相关政策大方向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日常操作。

外向型、亲资本的政策是一体两面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扶持政策思路都是补贴企业，疫情后刺激经济的政策大多数都是围绕企业展开。那时圈内有一句贴切的顺口溜：“美国补贴需求、中国补贴供给”。不光体制外很多专家认为这是逆转贸易战对出口影响的好事，有更多体制内专家自豪地论证为什么补供给、补企业是更优越的选择。

几乎没有一个人超前考虑，补出来的产品未来怎么在国内大循环中转起来——即使贸易战已经打了4、5年，产能过剩就卖到国外仍然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思维模式，反正美国人在补贴他们的需求嘛！

市场经济下，有效需求是能够以货币购买力实现的需求。中国补供给、美国补需求，结果反而让美国市场变成了稀缺资源，中国人明明有着巨量的实际需求，但购买力不足消化不了自己生产的大量物质财富。而美国人什么都不生产，光靠印钱就能让中国商家求着把货卖给他们。14亿人的中国大市场购买力比4亿人不到的美国市场小，奇然怪哉、奇然怪哉。

顽固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综合征，惰性是官僚体系的职业病。在结构性改革越发迫切的今天，出口越好，越要警惕反向买办及类似思维绑架改革。针对反向买办，还有以下几点思路。

一是出口集中定价。欧盟和我国谈定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协议，要求规定我国出口新能源汽车的最低价格并接受欧盟审查。买家要求卖家定最低价格，还是我们有技术优势的产品，多少显得我们有些贱了。

这事应该我们主动自己干，在机电机械等护城河稳固的出口品行业，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主动规定出口最低价格，惩罚擅自降价的内鬼。美国把市场武器化，西方把铁矿石等资源武器化，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产能武器化，改变产能和市场的相对稀缺关系，而不是傻傻地讲什么“市场原则”。

二是继续扩大取消出口退税范围。反向买办喜欢讲：出口退税是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同一货品征两遍流转税是不合理的。然而出口退税的经济本质和重不重复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为了降低出口价格、提高商品竞争力。对于我们有竞争力却还要恶性价格竞争的出口产品，与其给外国人把利益让出去，不如让国家财政收上来。

三是对将产能迁出中国的企业加征进口关税。现在相关部门管理供应链跨境布局中，对于境内企业用行政手段软磨硬泡不让人家出去，对外资企业重新布局产能就无可奈何，总之很缺乏实用政策工具。

实际上，关税是个用成本调节企业行为的良好杠杆。我们并不向所有进口品征收进口关税、违反世贸原则，但中国市场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赚中国人的钱还砸中国人的碗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削减在华产能，用东南亚、印度的更廉价劳动力替代中国的优质劳动力，那么就必须为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付出代价。

四是以涉外企业为重点全面加强分配调节力度。初次分配上，加强出口企业劳动执法，遏制零工化趋势，减少工时、增加时薪、扩大岗位，倒逼企业涨价付工资。中国普通人手中的购买力，应该且必须能够消化其自身的劳动成果。再分配上，以弃籍税为先导全面完善高净值人群个税和财产税制度，严厉监督外贸企业外汇滞留境外问题。

五是改革评价企业经济贡献的统计制度。我们的制造业企业GDP统计，说是统计增加值，本质上还是统计产量，即企业产出产品实物量×价格×固定增加值率，企业产量上去了，地方GDP就多了，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用各种手段鼓励/诱导/强迫企业扩大产量，而不注重企业带来的税收、居民收入。要用收入法统计企业增加值，只有创造利润、工资、和税收的企业才是好企业，让疯狂扩产降价内卷最后老板狂赚跑路的企业现出原型。

总之，中国的产能是用来满足中国人美好生活需求的，这本应该是一个常识。原教旨主义买办用中国的不发达服务外国利益，反向买办用中国的发达服务外国利益，需要新的历史垃圾桶来盛装新的历史垃圾，才能让生产力发展不至于陷入内卷的自我毁灭，以及让全体中国人购买的起自己的劳动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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