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塌了！假如耿同学来法学学术圈打假

耿同学要是有一天头脑发热，拎着显微镜闯进法学学术圈，我敢断定，他的

第一反应大概不是愤怒，而是茫然。

在理工科，他练就了一身硬功夫——看 Western Blot 条带是否复制粘贴，查流式细胞数据是否小数点成等差数列，观免疫荧光图片是否 PS 得过于敬业。这一套组合拳打出去， Nature 子刊都要抖三抖。他心想，法学学术圈

近年来到处都是粉红泡泡，青年讲师非升即走，教授们著作等身，想必数据

造假、实验复现不了的问题也不会少。这一趟，定要杀个七进七出，让法学

期刊的编辑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学术清道夫。

结果他翻开第一本法学C刊就愣住了。通篇没有一个 p 值，没有一组回归系数，连 Excel 表格都欠奉。他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拿错了文件——这难道不是一篇加长版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再翻另一本法学“权威”期刊，

情况并未好转，排在第一篇的某名家文章，作者在开篇深情回顾了某思想指

导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段热情洋溢地总结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丰硕成果，结尾庄严宣告了新时代法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全文逻辑严密，滴水不漏，每一个判断句都正确得像宪法序言，每话都散发着不容置疑的政治与学术正

确的双重光辉。

耿同学颤抖着举起放大镜，试图寻找可以打假的数据漏洞。他绝望地发现，

这篇论文里唯一的数字是“近五年来”，唯一的计量表述是“学界高度关注”，唯一的统计方法是“日益成为研究热点”。他习惯性地去查参考文献的引用链，发现 A 引 B，B 引 C，C 又引 A，三人手拉着手在 CSSCI 的闭环里跳起了圆圈舞，引用率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却没有任何一个观点曾经遭遇过可被证伪的

检验。

他急了，连夜发了一条视频：《某顶刊论文数据异常——作者竟无法提供任何原始数据！》视频发出去三个小时，播放量惨淡，评论区更是让他无语到

怀疑人生。一位 ID 叫“法理大佬小书童”的读者留言：“法学是价值判断之学，讲究的是立场与洞见，要什么原始数据？你把马克思的原始数据拿出来看看？”另一位“刑诉大牛小王子”跟帖：“作者论述的是制度建构的方向性问题，属于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本身就不需要数据支撑，你让作者去实验室养细胞吗？”最诛心的是一位匿名用户：“小伙子，你是不是发不出 C 刊，所以来碰瓷？”

耿同学坐在电脑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在理工科，造假是偷偷摸摸改几个数字；在法学圈，扯淡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因为它根本不需要

数字。你说他扯淡，他反问：我扯了吗？我通篇都是正确的话，每一个字都经得住意识形态审查，每一句话都能在领导人讲话里找到出处，你能说我哪句是错的？你说他没有创新，他说我这是“稳健而深刻的理论阐释”；你说他没有论证，他说我这是“高屋建瓴的体系化表达”。你举起拳头，发现对面是一团棉花；你亮出证据，发现对方根本不进入证据裁判的场域。

耿同学不死心，决定从“小数点规律”入手。他统计了某知名法学家近十年来的论文主题，发现“法治”出现频率高达 97.3%，“治理”紧随其后占 68.4%，“现代化”以 55.2% 的占比稳居第三。他兴奋地打开剪辑软件，准备曝光一下。视频还没导出，他就受到了震撼教育，一位法学圈老司机语重心长发来私信：“耿同学，你统计的这个词频，恰恰说明该学者研究方向高度聚焦，一以贯之，这是学术定力，不是学术不端。你使用的统计方法在法学学术圈是行不通的，捞过界了。”

耿同学盯着屏幕，终于绝望地悟了。

法学圈的学术不端，从来不在数据层面，而在话语层面。这里有一种更为高明的造假术：把表态包装成创新，把综述包装成研究，把学习心得包装成学术论文。你研究“某思想指引下的司法改革”，不需要去法院调取案卷，不需要访谈一个法官，你只需要在书房里把领导人讲话、中央文件和前辈学者的同题文章进行高级拼接，再点缀几个“深刻”“根本”“全面”“系统”，再以江湖地位加持，一篇顶刊论文就这样诞生了。你研究“中华法系的传统与现代”，不需要懂甲骨文，不需要查档案，你只需要把几位前辈的论述重新排列组合，用更宏大的叙事语气再说一遍，再以学术山头的影响力加持，就有望拿到国家社科基金。

这种文章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三无”特性：无数据，所以无从核对；无实验，所以无法复现；无明确结论，所以无法反驳。你说它错，它句句正确；你说它对，它又什么都不解决。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只反射正确的光影，不折射任何现实的问题。耿同学惯用的那套“寻找异常值—质疑—要求原始数据—实锤”的打假流水线，在这里完全失灵，因为对方根本不生产可供检验的知识，只生产或者复述正确的话语。

更令耿同学无语的是法学圈的引用生态。理工科造假被揭，同行会群起而攻之，因为假数据占用了真问题的资源；法学圈若是揭某篇“表态文”的老底，同行只会默默转头发自己的“表态文”——毕竟大家都在同一个话语市场里吃饭，你砸了这口锅，明天你评职称时谁给你写专家推荐信？谁给你在匿名评审里放水？于是，精致废话的产业链愈发繁荣：博士生靠它毕业，讲师靠它干死非升即走，教授靠它报奖，期刊靠它完成意识形态考核，整个法学界在正确而空洞的循环里达成了微妙的共谋。

耿同学最后一次尝试，是在某大学法学院的内部讨论会上。他投影出一篇热门论文，逐句分析其中的逻辑空转：前提是大词，结论也是大词，中间没有任何经验事实的摆渡。台下一位资深教授缓缓举手，语重心长：“小耿啊，你这个思路，还是太理工科了。法学研究有法学的规矩，我们要讲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的统一。你把中央精神阐释好，把理论体系建构好，就是最大的学术贡献。至于你说的那些数据、那些田野调查，那不是法学的事。”

全场掌声雷动。耿同学收拾起电脑，落寞地走了。他身后，法学学术圈依旧岁月静好，新一期 CSSCI 目录正在印刷，又一篇《新时代引领法治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通过了三审三校，即将问世。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数据，没有任何田野，没有任何可以被证伪的命题，但它有一个无懈可击的优点：它永远正确，正确得让你连打假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下嘴的缝隙。

耿同学回到理工科实验室，看着那些可以被验证、被复现、被打假的数据，忽然觉得它们无比珍贵。至少，在那里，错误是错误，谎言是谎言，小数点不会自己排成阅兵方阵。而在法学圈，学术的敌人从来不是造假，而是那种比造假更彻底的胜利——让打假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他绝望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打假武器，在这里连一个靶子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