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为进一步加强部队正规化管理,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很快,前期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只等9月底正式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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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周文龙,却在6月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总参谋长黄克诚约他到中南海居仁堂谈话。
到了居仁堂,黄克诚开门见山:“国家需要石油,军队也需要石油。中央决定把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周总理向彭老总提出,部队要派得力干部支援石油工业。军委决定推荐你和李聚奎同志到石油工业部工作。”
黄克诚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一个部门,除了生产技术,还有财务、人事、供应、政工,这些你都是有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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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龙没有任何犹豫,当场表态:“服从组织安排!”几天后,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找他谈话,语气中带着几分惋惜,说出了那句让周文龙记了一辈子的话:“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要转入地方工作,9月份就不能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就差三个月,周文龙与中将擦肩而过。然而,正好他讲的那样,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就在这一年7月,他与李聚奎一起,脱下了穿了几十年的军装,换上了普通的蓝布衣裳,毫无怨言地走上了建设石油工业的新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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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聚奎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周文龙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干部、劳动、财务、教育、物资供应、国际交流等一大堆工作。可以说,除了勘探开采的技术业务,其余所有“后方”事务都压在了他肩上。
从军队到地方,从枪炮弹药到石油钻机,这跨度有多大?周文龙自己说:“不懂就学,打仗那么难的事我们都过来了,还怕学不会采油?”
从此,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戈壁荒原。克拉玛依、柴达木、大庆、胜利……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多次带领工作人员走戈壁、进荒原,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哪里有问题需要解决就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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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会战初期,钻机整体搬家缺少牵引设备。工人们急得直跺脚,周文龙一拍大腿:“找军队去!”他立刻联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许光达二话不说,调来一批退役的苏式T—34坦克。
这些曾经的战场“铁疙瘩”摇身一变,成了油田上的“大力士”,拖着钻机在荒原上跑来跑去。通讯器材告急,周文龙又找到通信兵部王诤部长。王诤大手一挥,一次就调给500公里的通讯线材。
最缺的是人。会战人员紧张,周文龙写信向罗瑞卿总参谋长求援。罗总长批示:从1960年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给石油部!随后,又陆续调集了3000余名转业干部支援石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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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470万吨,占全国石油产量的一半以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所需要的石油,基本上都可以自给!
后来,杨尚昆同志回忆起这件事,感慨地说:“周文龙同志听党指挥、服从党的安排,最高风亮节的例子就是在已评军衔、即将授衔的前夕,坚决按照组织安排,二话不说转业到地方,与中将军衔失之交臂,实在是非常遗憾。虽然我也没有授衔,但是我早就到中央工作了,遗憾少一些,不像他,授衔就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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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周文龙自己呢?他从未在人前说过一句委屈的话。晚年有人问起这件事,他只是淡淡一笑:“国家需要石油,比需要我的中将军衔更紧迫。石油出来了,飞机坦克才能跑起来,那比我肩膀上多一颗星重要得多。”这,或许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名老军人对“军衔”二字最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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