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刺激退潮，央地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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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经济数据并不好，相比一季度波动也比较大，这对稳固二季度经济上行趋势，引导社会预期向好确实不利，接下来政策需要加力，那么到底是加强投资，还是加强消费呢？

小镇一贯态度不变，。目前国家政策导向也在向投资倾斜，不可能再推出超过之前规模的消费刺激政策。

梳理4月经济数据，消费方面内需全面走弱，同比增量几近于零，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等三项全部大幅下行，前两者还只是增速下降，房地产投资却是跌幅扩大。

这还是年初统计部门对基建投资口径进行了调整，新口径更接近过去市场机构常用的“广义基建”，也就是将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纳入基建投资统计。

如此调整，一方面有助于反映政策对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视度，因为当前政策越来越重视能源基建，这是基于“双碳”和国家安全的双重要求，比如以特高压输电、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为代表的新型电网，还有天然气管网、抽水蓄能电站、海风、核能等领域，投资都在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可以让数据更好看一些。

4月份经济表现不好，有很多解读，比如高油价、项目不足、消费技术较高等等，就不一一展开谈了，大体知道情况不理想就行了。

大家可以观察新闻发布会，明明主题是通报4月国民经济情况，但使用的口径都是1至4月累计，跟2023年、2024年、2025年就4月谈4月大不一样，这也是常见做法，当月数据或累计数据哪一个更好，就重点说哪个口径。

关于投资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今天主要就谈消费。4月社零表现不好，除了高油价和金银珠宝等奢侈消费下滑以外，更主要的冲击是在消费补贴扩容、刺激下，2025年相关补贴商品的消费基数太高了。

对于国补，也就是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政策，小镇长期持谨慎态度，认为这顶多就是一个应急性的政策，不能长期持续、需要控制规模。

2023年初刚放开的时候，当时整个社会充满乐观情绪，认为只要放开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到二季度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关于资产负债表收缩和内需不足的讨论越来越多，各方热烈讨论“消费驱动”，要求国家出台政策刺激消费。

2024年春，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处于“大病初愈”的恢复阶段，6月夏季达沃斯会议，总理也公开讲话提到“大病初愈”“固本培元”。在这一背景下，新一轮大规模以旧换新补贴从2024年3月启动。

当时最需要应对的是企业经营压力，以旧换新政策本质不是为了刺激消费，而是补贴生产者，是一个供给端的刺激性政策。

小镇一直怀疑这项政策对消费的真实带动效果。小镇这两年因为装修等原因，拿到的国补加起来也有几万了，算是对促进内需做了贡献，但有没有这15%的国家补贴，小镇都会消费；反之如果没有真实需求，也不可能为了15%的补贴去掏85%的钱，现在钱多难赚啊，谁不想增加些抗风险能力？

所以小镇一直认为靠消费补贴促进内需，是一个伪命题，顶多是应急性的寅吃卯粮，国家砸钱引导消费者把本来就要花的钱靠前集中起来，从而短期内在数据上提振消费，也为相关企业提供一笔宝贵的资金，某种程度上弥补前些年政府欠债和贷款难。

但短期内消费总量是有限的，靠前集中了，后面肯定就要减少；而补贴有边际递减效应，之前刺激起来的消费总量高了，为了维持消费增速，就得投入更大规模的补贴，把之前没有纳入补贴的新门类列入，事实上也是这么干的，消费补贴一直在扩容，而且往往跟假期关联，在短期内刺激消费数据。

不能说没用，但效果很有限。

消费弱归根到底是在经济、收入、预期、风险意识等综合影响下，人的消费习惯变了。

比如小镇认识某大公司的一对夫妻，只是普通员工，年薪在大公司也就是中等偏下，两个人加起来年收入一百多万，疫情前竟然举债购置郊区别墅，还花了两百多万装修，30多万的车都买了两辆，那时觉得会永远向好，花钱大手大脚。疫情后变了，不再攀比消费了，但已经装修好的别墅租不出去，卖又心疼，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到市区租了套房，这一轮折腾10年的收入都得砸进去，幸亏工作保住了。

不论中产还是小康家庭都在改变消费习惯，珠宝首饰等消费持续下降就是典型。

除了消费习惯变化，还有房地产下行导致的大窟窿，以旧换新的消费补贴不可能填上这个大窟窿，加上这几年新兴产业的爆发也不够。

小镇2023年就说了，应该做好用2～3年时间度过经济下行的准备，关键在于要等房地产稳定下来。当前，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量已经到了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一线城市出现了刚需房的显著回暖，接下来经济和消费自然会越来越好。

可因为之前的巨额消费补贴，导致从数据上看，消费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下行，这对稳固预期带来了不利影响。

从2024年开始的这一轮消费直接刺激，到了该退潮的时候了。

小镇对这项政策整体持怀疑态度，也在于实际执行中难免走向某种程度的“补贴富人”，在道德上存疑。

为确保补贴执行到位，审核还是比较严的，就导致能够参与补贴的必然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拿到补贴大头的也一定是不太缺钱的中产及以上，对这类群体，就算没有补贴，影响又能有多大？

所以，小镇之前就建议：。

这两年，每年农民基本养老金每月上涨20元，考虑到公平性，全国范围吃大锅饭，北京兜底上千元的农民和只有一百多元的云南农民，都是上涨20元。

当然，补贴农民养老金的钱不好这么针对性投放，可像以旧换新这种专项资金，完全可以搞针对性投放，考虑到目标人群的收入水平，相信消费带动效应会更高，农村老人养老得到保障，城里打工的孩子们也就更安心了。

当然，小镇也知道根本不可能。

除了上面说到的必然存在的大公司、大平台公关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部委资源有限，手里头也没多少可供分配的余粮了。

关心政策的可能注意到，这些年部委很少下发针对某地的决定，往往是全国普发的某某意见，就在于部委手里头余粮不多了，干不了啥大项目，能拿出来的就是一个支持鼓励性质的名义。

......（省略557字）

相比以旧换新的消费补贴，如果是把这钱用于补贴农民养老金，考虑到现在都是资金直达个人账户，那就很不一样了。

怎么破局呢？

小镇个人认为：需要改变部委管理模式和理念，要弱化资金调配，重在通过立法、规划等建章立制的手段去调整央地关系，梳理本领域的工作。

条块关系也是几千年来的一条改革主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是以上对下的“条”为主，改革开放后变成了以地方的“块”为主；1993年分税制改革，资源分配的中心又从“块”重回“条”，也就有了“跑部钱进”；再然后搞土地财政，地方资金雄厚了，央地关系又开始向“地”倾斜。

兜兜转转几十年，随着土地财政渐渐退出，当下又到了重新调整央地、条块关系的时候了。“经济大省挑大梁”，并不只是说地方之间更突出强调经济发达地区，核心还是调整央地、条块，要把更多把权力和资源下放到地方。

一个典型是金融领域。

2023年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成立后，首任李局长密集前往各地调研，一个省一个省的召开座谈，花了大量时间梳理金融监管领域的央地关系。

央地关系也是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比如2021年就发布了《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征求意见稿）》，但因为央地诸多问题没能达成一致，导致一直没有出台。这个《条例》核心原则就是“中央统一规则、地方实施监管，谁审批、谁监管、谁担责”，要把地方各类金融业态纳入统一监管框架，从而强化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

2023年该《条例》列入立法计划“拟制定”部分，可到了2024年、2025年、2026年降级为“预备制定”，直到今天还没出台。关于金融的监管，就是新一轮央地关系再定位的关键焦点之一，重大争议问题太多了，而且难以弥合，事关地方钱袋子，比如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等。

现在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经开始降温了，以实践证明所谓的“消费驱动”是伪命题，这也算好事，接下来还是要重回投资和基建，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第一性原理：促进消费的前提，当然是收入上涨，钱必须放到对的地方。

同样一笔钱，直接用于刺激末端，也就是以旧换新的消费补贴，远不如用在源头上，包括直接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定向补贴尤其是加强农民养老。但考虑到政策惯性和央地关系重新调整，更现实的做法还是投资拉动，只不过投资的对象需要调整，要更适合时代主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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