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共双方几乎同时定下了“拿下东北”的决心。
结果大家都知道：我军先行一步，控制了广大的东北农村和中小城市，站稳了脚跟。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直到10月才姗姗来迟，发现东北早已换了天地。
这并不是谁运气好，而是战略洞察力与执行力的天壤之别。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复盘一下，我们为何能抢先拿下，这盘决定全国解放战争走向的“大棋局”。
战略眼光上，我军对东北早就胸有成竹。
抗战胜利前夕，我军就指出“从中国革命的将来前途看，东北特别重要；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当时，东北拥有中国最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煤炭等重工业产量占全国90%左右；还有长达全国总数一半以上的铁路网，以及连接苏朝的地理位置。
一旦控制东北地区，意味着拥有了最坚实的后勤保障和最有利的战略纵深。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为配合苏联红军，朱德连发反攻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明确要求冀热辽军区李运昌等部，立刻向东北进发。
当时，国民党精锐主力远在西南、西北，要从大后方空运、陆运到东北，光是调动就得耗费数月时间，面对重工业发达的东北大地，只能是望洋兴叹。
反观我军，冀热辽、山东两大解放区紧挨东北，既可陆路行军，又能从海路运兵；比如曾克林率领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就是典型的例子。
8月13日接到命令后，曾克林率4000余名将士从抚宁县出发，向沈阳方向急行军，并在苏联红军的炮火配合下拿下山海关，打开了八路军进军东北的大门。
9月5日，曾克林部乘坐火车抵达沈阳，从接到命令到进入沈阳，不过二十来天；先头部队不仅“跑得快”，更能“站稳脚”。
1945年9月底，曾克林部从最初的数千人马，迅速发展到了2.6万余人，并配合苏军控制了沈阳、锦州等辽西重镇。
有很多人会疑问，苏军不是刚刚解放东北吗？为何没有阻止我军进入？这就要说到苏联模糊不清的态度。
根据1945年8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承诺支持国民党接管东北。
所以说，在接收沈阳初期，驻沈苏军坚持要把沈阳等大中城市交给国民党，拒绝曾克林部队进入沈阳；如果苏联按条约办事，我军大规模进东北无疑将受到阻碍。
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苏方虽然在书面上要求国共双方都不许进东北，实际上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我军卡住重要关隘。
原因也很简单，苏联红军8月进东北后，关东军虽然投降了，但国民党大部队远在千里之外；如果苏军一走了之，整个东北的权力真空谁来填补？
当时，苏军的态度是：我们不主动帮助你，但也不阻止你。这种务实的暧昧，给我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窗口”。
1945年9月14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代表随曾克林飞抵延安，向我方传递信号：“可以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活动。”
当天，刘少奇便在延安主持会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并派出2万干部和11万大军火速挺进东北，先后调集了罗荣桓率领的山东主力和黄克诚所部。
当我军已经完成集结，急行军开赴东北时，国民党的步伐却是极其缓慢。
虽然说，老蒋盯住了东北，但一方面主力远在西南，即使坐美国军舰和飞机，也需要一些时间；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过分依赖外交，以为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就会把东北拱手相让。
可惜的是，这种被动等待的心态，令我军先行一步争取了东北主动权。
1945年10月12日，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领着400余人的“国府东北接收团”抵达长春，却发现东北大部早已被我军控制。
他向重庆发急电：晚了，一切都晚了。
老蒋气得火冒三丈，迅速让杜聿明率两个军由美舰运至秦皇岛登陆，从陆路向山海关进攻，而我军先头部队不仅早已卡住山海关，还赢得了两个月的战略时间。
不得不说，即便我军先行一步，但国民党的军事武器和美国援助仍然远超我军；从1945年底至1946年初，国民党精锐陆续运抵东北，大量坦克、飞机、重炮上阵，一时间出现了敌强我弱的态势。
随后，我军做出调整，撤出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将重心转移至距国民党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开展群众斗争工作，也是一套“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最终在东北建立起庞大的地方武装和稳固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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