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回望华人下南洋血泪史，持续2000年的移民史

在刚刚过去的电影“五一档”，在同期上映了诸多所谓大牌导演和流量明星联袂出演的电影中，使用潮汕方言对白，没有专业演员出演的《给阿嬷的情书》居然在排片率不高的情况下，连续多日霸榜各大影院的票房，最终成为当之无愧的五一档票房冠军，并一举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佳绩，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这部电影跳出了传统商业片的俗套，没有悬浮的人设、夸张的特技、牵强的冲突。而是以潮汕地区作为故事背景展开，在塑造了阿嬷温柔善良和质朴纯良的同时，用普通人喜怒哀乐讲述着人家烟火气与亲情。或许正是因为电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以才精准地戳中了大众心底的柔软。可以说，《给阿嬷的情书》是自《哪吒》之后，中国电影工业的又一创举。当然，除了电影工业本身的之外，电影能够在票房上逆风翻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部电影把一个故事讲得感人至深，才会引起观众的共情。

其实，这部电影除了将人间烟火气融入到了电影之中，更是将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大事件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娓娓讲述了出来。这个大事件，就是与“闯关东”和“走西口”并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三大移民潮的“下南洋”。所谓的南洋，就一般的共识而言主要指的是菲律宾、婆罗洲（加里曼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按早些年老人家的说法，如果去的是菲律宾，则会说去去吕宋；前往泰国则称去暹罗，去越南则被称为去安南；去印尼则称巴城（巴达维亚，后来的雅加达）、巨港、棉兰、泗水等。只有前往新加坡和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才会被称为下南洋。但这其实是民俗上的“南洋”，与学界的概念并不一样。

而陈佳荣的《“南洋”新考》和李金生《一个南洋，各自界说:“南洋”概念的历史演变》，在梳理了从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到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等著作后，明确给出了一个广义概念的“南洋”，清代的“南洋”是以长江出海口/江苏为界。随着华人移民“下南洋”，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南中国海周围的国家都属于南洋，后来人们逐渐用“东南亚”取代南洋，也就是说整个东南亚11国全部包含在内。而更为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太平洋的诸岛。这些地方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也被称为“南海”、“西南海”、“东西洋”，清代之后泛称“南洋”，一直用至20世纪中期。

那么，崇信“父母在不远游”对家乡、家族和舰艇观念极为重视的中国古代的先民，为什么会抛家舍业地前往那些当时并没有进行开发的“化外之地”呢？其实两个字就能概括“谋生”。当然，这里提及的“谋生”大抵上有三种“含义”：一是为了躲避战乱和天灾，不得不背井离乡；二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选择漂洋过海迁徙到异国他乡；三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前往万里之外去追逐自己的世外桃源。一如《给阿嬷的情书》中的男主角“阿公（郑木生）”，先是为了躲避抓壮丁不得不逃到南洋避祸。之后又期待能在南洋闯出一片天地，获得更加优渥的生活。

其实，包括“闯关东”和“走西口”在内，中国先民的出走原因大抵相似。稍有不同的是，“下南洋”时间更加久远，堪称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徙活动。据相关史料记载，下南洋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左右，一批儒家学者和军政官员在西汉末年逃往到越南，人数据说有数千人之多。此此后历朝历代，中原王朝与所谓南洋地区的联系也越来越多。到了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五胡乱华和中原战乱，又有大量中原人士移居印度支那附近。真正成规模的向南洋移民是从唐代开始的，尤其是黄巢起义时，很多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所以他们又被当地人称之为“唐人”。

当然，此时的所谓的“下南洋”整体上还属于零敲碎打，直到明朝才出现较为有规模的“下南洋”的移民活动，也开始有了华人在南洋的血泪史。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570年（明隆庆四年）时，也就是西班牙人同志菲律宾的第一年，在马尼拉就已经有约50多名华人聚居。此后，每年都有约二十艘中国商船抵达这里，华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西班牙殖民者一方面希望能扩大与明朝和华人的贸易往来，但是对逐渐增加的华人数量的增加他们开始采取“谨慎应付”的态度，并已经确立了在关键时刻采取“绝对武力对付”的策略。只不过，由于各方还维持着较为和谐的局面，所以西班牙人没有采取暴力措施。

直到1603年，一位名叫张嶷明朝官员，带着随从和官印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马尼拉之后，血腥的事件出现了。据悉，张嶷之所以出现在菲律宾，是因为明朝朝廷听说了一个关于吕宋岛的传闻，在这里的一座奇山上又能结金豆子的树。当时深陷财政金融危机的明朝朝廷，立即派张嶷前去考察。在哪个欧洲科技刚刚开始发展，并对中国十分推崇的年代，西班牙人根本不相信明朝会如此的愚昧和迷信。西班牙人认为，张嶷的到来是为与他们争夺殖民地而来刺探军情。于是，西班牙人决定先下手为强，对当地的华人进行了大规屠杀，动用枪炮杀死了20000多名华人。事发后，西班牙只是派使者到广州和漳州进行了通报，表示马尼拉有一群暴民造反，草草了结了此事。

由于没有保护侨民的概念，对菲律宾也没觊觎之心，同时农民起义和清朝八旗造成的战争压力，让明廷无暇估计南洋发生的血案，没对西班牙进行任何惩戒。造成的结果是，在此次屠杀后的150多年间，还有大量华人“下南洋”，并涌入马尼拉。而西班牙人一旦感到威胁，就会毫不犹豫的举起屠刀。据历史记载，西班牙人曾四次大规模屠杀华人，约70000多名华人死于非命。但这没有阻止华人“下南洋”的脚步，尤其是明末清初，明朝遗民开始进入中南半岛。跟随永历帝流亡官兵眷属，有的逃亡到暹罗，有的被安置在缅甸。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带着部署和家眷3000余人前往湄公河三角洲一带。据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前有大约150万华人抵达东南亚。

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华人的“下南洋”高潮的到来，当然也是更加苦难和充满血泪的阶段。而此次华人“下南洋”的高潮前后经历了100余年，共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此时，所谓的“下南洋”，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争抢劳动力换了一个“新说法”而已。当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早已经将东南亚彻底纳入了世界殖民、贸易体系。但是，西方殖民者在开发东南亚时面临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劳动力。于是，西方殖民国家盯上了人口众多的中国。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在与西方殖民者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之后，清廷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所以不得不允许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与殖民者订立所谓的契约，所以被称为“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当苦力”。

当时的中国“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所以很多人只能选择“望海谋生”。恰在此时，东南半壁还在经历着太平天国运动、广东洪兵起义，广东土客大械斗也是刚刚结束不久，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于是，西方殖民者设立的所谓招工公所，确实诱拐了一些难以生存的华工。为了更多的“招揽”华工，西方殖民者雇佣了“客头”(猪仔头)，诱骗贫民至“猪仔馆”签订契约，并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为了掠夺更多的“华工”，西方殖民者和“客头”甚至还会使用欺骗、绑架等非法手段。靠着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在短短数十年间，先后有200多万华工被掠夺到了东南亚地区，在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忍受剥削。

此外，除了被强制绑架着“下南洋”的华工之外，也有一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而且，此时“下南洋”的华人，大多是成年男性，妇女数量少，所以不少华人与当地妇女通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解除华侨海禁，华人妇女前往东南亚的数量不断增加，华人华侨与外族通婚的现象才逐渐减少。。由于华工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到了东南亚后还被殖民者疯狂压榨，最终招致华工的反抗与各界舆论质疑。迫于内外压力，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所谓“苦力贸易”画上了休止符，“下南洋”的第一个阶段也随之停止。

第二个阶段则从20世纪初代持续到了50年代。此时的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席卷南北，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世界在一战后经历了“1919-1920年经济危机”，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的中国也深受影响，比如广东等地就因为农村生产的蚕丝滞销，造成很多人蚕农和丝绸商人破产。于是，在多股力量的作用下，或者为了躲避战乱与改善生活，或者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广东和福建的破产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再一次开启了“下南洋”的进程。毕竟，此时的东南亚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后，除了传统的种植和采矿业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工和劳动力。

所以，此次华人“下南洋”规模较之前更大，仅仅在1922年-1939年期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这些华人移民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之后，不仅在这里安家落户，而且很快就成为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之中或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相关劳动，从事相关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当然，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随着1949年的新中国的成立，持续了近2000年的“下南洋”的浪潮才逐渐停止。

可以说，“下南洋”的华人，在封建农业时代，给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近代以后，到达东南亚的华人不仅缓解了当地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并逐渐取得这些地区的经济支配地位。他们的辛苦劳动，改写了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的面貌，给东南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更是将中国人的观念和文化潜移默化地带到了这里。只是，这些也为华人带来许多无妄之灾，不论是殖民者还是当地土著，华人屡屡成为他们针对的对象。为此，清廷特别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希望能为华人华侨提供一定的保护。普通民众也通过与当地土著通婚、创立同乡会馆和加入秘密会党组织寻求自保的途径。

时至今日，曾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下南洋”的华人华侨，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给东南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让中国和“南洋”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但是，他们曾经的血泪，以及今天面临的问题，还时刻让我们产生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