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为何平凡如此之难？

Why Is It So Hard to Be Ordinary?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的状态。难道还不够吗？

作者：Joshua Rothman

2026年5月22日

插图：Josie Norton

我儿子的少棒联赛不久前开赛了。比赛打了几场之后，球场的铁丝网围栏上挂出了一块告示牌。牌子的标题是"请牢记"，下面列了五条：

- 他们还是孩子。

- 这只是游戏。

- 教练是志愿者。

- 裁判也是人。

- 今天的比赛和奖学金无关。

告示最后写着"谢谢"——我注意到，没有加上那个欢快的感叹号。我参加的几场比赛里，大人们的表现一贯得体，但众所周知，少年体育运动可以完全失控——耗钱、耗时，还会闹出家长失态的丑闻。我猜得出联赛为何要挂这块牌子。

少棒联赛的沉重气氛有许多成因，但往往都归结于同一个问题：少年体育运动究竟应该有多认真？职业运动员必须追求卓越，因为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可孩子们不是职业球员——许多人甚至算不上业余爱好者，因为他们参加比赛不是出于对运动的热爱，而是父母替他们报了名。在我儿子的队里，志在出类拔萃的年轻球员与勉强上场的参与者、只想和朋友一起扔扔球的孩子同处一个休息区。每一个三振出局便痛哭失声的球员背后，都有一个无论输赢都乐在其中的人。前不久，一场惨败之后，我那性情随和的儿子彼得踱到另一个球员旁边，那孩子正铁青着脸，满是沮丧与羞愤。"怎么了？"彼得问。"我们输了！"那孩子嗷地一声，声音都哽住了。彼得转头看着我，一脸茫然，说："我们输了？"

少棒联赛的这一幕，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同样上演。在某些情境、某些时刻，我们奋力追求卓越，鞭策自己；在另一些地方，我们耸耸肩，接受自己的平凡乃至平庸。卓越与平凡并存，却相处得并不融洽。"有赢有输，胜负乃常事"——诸如此类的说法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平凡的日子里，在平凡的人生中，事情往往落在中等水准附近；理论上，我们本可以在"不算太差"到"还算不错"的区间里怡然自足。然而，许多人却愈来愈难以从寻常事物中获得满足。卓越开始让平凡相形见绌，使其愈发黯淡。我们希望打出全胜赛季，而非保持平均水准。扣篮一次之后，我们希望能一扣再扣。我们宁愿拥有"精彩"的周末和假期。在更宏大的层面上，我们在渴望过一种非凡人生与拥抱"不过如此"的平淡之间来回摇摆。

整个社会都被各个领域对卓越的不懈追求所塑造。汽车越造越大，房子越盖越宽。分数永无止境地膨胀。孩子们加入旅行球队，开车几个小时去和其他小运动员比拼，父母则变成了超级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上几代人都多。"社会上总是在说'太棒了！简直是天才！'"喜剧演员玛丽亚·班福德说道。结果，"两星体验"已无立锥之地。在持续进步的大背景下，平凡感觉像是在倒退。不久前，我玩票做了一张漂移风格的音乐专辑，素材来自我岳母弹奏竖琴的录音。做出来还行——这也就意味着，每次听的时候，我根本欣赏不了它，满脑子只想着哪里可以再打磨。

没有进步，我们寸步难行；没有卓越，我们沉沦泥淖。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已深陷哲学家阿夫拉姆·阿尔佩特所说的"伟大思维"的循环之中。执念于成为伟大，起初"是对人生不完美的一种有意义的回应"，阿尔佩特写道。但它极易失控，原因显而易见：单从统计学角度而言，非凡本就罕见。一个陷入伟大陷阱的人，在奋进与妥协之间徘徊，挣扎于如何欣赏最好的同时，不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更糟。

"为什么凡事都必须那么好？"班福德问道。一个答案是：哲学家们花了几千年为卓越辩护，而我们已将他们的论证内化于心。亚里士多德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论述中使用了一个词——"aretê"，意指潜能的最大化实现。一件事物的aretê体现其特有的本性：一把刀的aretê在于切割锋利。既然道德与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一个人便应当通过尽可能地道德与理性来实现aretê。将卓越界定为由本性而非社会决定，令人为之一振。你的美貌与财富或许能赢得赞赏，却换不来aretê——aretê只能来自对内在潜能的发展。阿尔佩特在其著作《足够好的人生》中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劝诫我们"竭尽全力，依照我们内心最好的部分而活"。

亚里士多德式的卓越是有等级的。你越好，就必须更好。对于一个站在棒球场上的普通学生而言，拥有aretê或许只意味着专注投入、融入团队、尽力而为；而对于一位天赋异禀的运动员，它则意味着训练、想象力与自律。这些并无不妥。问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只是众多令人信服的追求卓越论证之一。你或许也认同伊曼努尔·康德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有某种近乎义务的责任，要尽可能地成为伟大的人。（如果我们停止坚守高标准，社会岂不要失败？）你或许会像弗里德里希·尼采那样认为，成为一个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通过克服自身局限来成就伟业——也就是说，战胜那个卑微的自我。（"人是一根绳索，架在动物与超人之间，"他写道。）你或许和存在主义者们一样，感到以三心二意的态度从事任何活动都内含某种不善，因为敷衍了事等同于放弃为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萨特暗示，那是一种"坏信念"式的生活。）

这些论证以及其他诸多论证，合力压倒了"平凡生活有其价值与意义"这一与之抗衡的直觉。与此同时，难以回避的心理压力与家庭压力也随之而来。（在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父亲告诉女儿，家族成员是几代人成就链条上的"一环"。）当然，还有社会与经济的竞争——新自由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随你怎么叫。这一切叠加的结果，是一种生活方式，阿尔佩特写道，它"将我们的才能转化为一种渴望，要在竞争的等级序列中赢得一席高位"。这种倾向"是我们世界诸多弊病的核心所在"。

阿尔佩特的书设想了一种重新配置的现实，在那里，追求非凡或"伟大"的欲望已被"足够好"的目标所取代。在阿尔佩特看来，足够好的人生以"体面与充足"为特征，它融入了局限这一概念——既指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也指他人的局限是互助与联结的契机。你或许会质疑，社会是否真的能以这种方式重新定向，以及改变所带来的结果是否合乎心意。人们能被"足够好"这样的理念所激励吗？如果卓越不再是目标，他们岂不会停止做出杰出的工作？阿尔佩特认为，如果足够好的社会看似遥不可及，或许只是因为我们蒙蔽了自己，误以为追求伟大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归根结底，不现实的并非我们或许能生活在一个对所有人都足够好的世界这一希望，而是相信我们能在这种伟大文化中继续生存下去的念头——这种文化挟带着将我们撕裂的仇恨、不平等与毁灭。"

"我足够好，我足够聪明，说真的，人们喜欢我，"斯图尔特·斯莫利曾如是说道。这位自我成长大师由阿尔·弗兰肯在《周六夜现场》中扮演。斯莫利代表了那些建议人们纯粹从个人层面、作为一种幸福与成功的策略来拥抱"足够好"的作家们。然而，阿尔佩特认为，那类改变——比如采纳作家马克·曼森建议的"学会适度放弃在乎"——价值有限，原因是这类方法往往是伪装成别的东西的伟大思维（它们暗地里是为了让我们登上顶峰而设计的），而且它们"与社会压力太不相容"。伟大的意识形态已根深蒂固，他认为，很难置之不理。举例来说，审视全球贫困问题时，许多人自然而然地会为"被埋没的爱因斯坦"——那些从未有机会发展才能的天才们——忧虑不已。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阿尔佩特写道，他们接受了一种"伟大的涓滴效应"理论，认为当最优秀的人被赋予充分施展的空间，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阿尔佩特并不想贬低天才的价值，但他认为，更广泛的现实是，"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有才华、有资格胜任某一职位的人总是远多于可用的职位数量"。我们现有的体系无法"充分发挥77亿足够好的人类的才能"。为何不将整套安排彻底翻转？

《足够好的人生》中包含了各种关于我们如何能将伟大从思想、关系乃至整个文明中剥离出去的想法。（做一个足够好的朋友——无需操心自己是否"与最好的人建立了最好的友谊"，或是否正在经历"最好的挚友关系中最好的那种可能"——或许能向你敞开更多种类的连结。）总体而言，阿尔佩特追随精神分析师唐纳德·W·温尼科特——后者提出了"足够好的母亲"这一概念——将平凡视为"既令人放松，又颇具难度"的事。在某种程度上，全力以赴地追逐一种你大概永远无法企及的个人卓越，或许更加容易；而将自己视为众多普通人中的一员，或许反而更难。班福德开玩笑说，没有人欣赏"选择不进步所需耗费的精力"。她说的是她常去的一家熟食店，那里"又热又脏，光线昏暗……店员几乎总是冷漠无礼，而且时不时不开门"。但以负责任的方式保持平凡，是另一回事。从一味推进个人目标转向思考自己的努力如何能与他人的努力相互配合，确实需要付出心力。

平凡是否有其积极的一面——是否有理由主动去追求平凡，而不论是否卓越被高估？这一点之所以难以辨清，部分原因在于艺术与文学中极少呈现平凡的生活。问题很可能在于它太过无聊。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读安娜一团乱麻的生活令人着迷，而观看列文——小说的另一位主角——一点一滴地拼凑他幸福却平淡的生活，则趣味大减。（工作、妻子、孩子、祈祷。）似乎托尔斯泰将两条故事线合并，恰是为了让列文的部分变得有趣。大多数说故事的人懒得如此费心；结果便是，尽管我们活在平凡之中，却鲜少见到它被呈现出来。

大体上说，有两类叙事确实聚焦于平凡：喜剧与文学现实主义。在《宋飞传》中，我们看到普通人闲逛、吃饭、购物、谈论无聊之事；我们沉醉于剧集那种把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大成戏剧的气氛，在那里，巧合与细微的观察都被渲染成大事件。而在《包法利夫人》或《尤利西斯》中，我们则凑近审视日常生活中那些往往有些寒碜的细节：包法利的丑陋帽子，或是利奥波德·布卢姆吃了一顿丰盛早餐后的胃部感受。这两类叙事都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日常、平淡与普通。但它们同样将其扭曲成了另一番模样。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叙事内在的逻辑将我们拉向"伟大思维"：如果没有一个从高处跌落的英雄，故事就难以成立。

无论在虚构作品内外，许多力量都在主动遮蔽平凡生活的美德，乃至其内容本身。在《童年》——《我的奋斗》第三卷——中，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反思道，每当他回忆起幼年时光，脑海中浮现的主要是父亲的形象——一个阴晴不定、难以相处、常令人心生畏惧的男人——而关于母亲的记忆则少得多。"母亲为儿子所做的一切，她都为我们做过，"他写道，"如果说童年的深井底部有谁在那里，那便是她。"家务劳动历来被低估；母亲的关爱被一个专横父亲的喜怒无常所遮蔽。然而，如今身为人父的克瑙斯高，本能地想要将自己的角色也隐没其中。"如果说有谁是我甘心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便是他们，"他写及自己的孩子，"若是他们到了四十岁，已全然忘记我曾在场，我会感谢他们。"仿佛他希望通过保持平凡的本色来守护平凡本身。

当平凡被抬举，它是否会冒着变得非凡的风险，从而失去其本质特征？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只珍视"最好"的体验，我们便可能开始对平凡的生活侧目而视。但如果我们想真正珍视平凡，就必须在不将其变成它本来不是的东西的前提下去珍视它——也就是说，不能将其变成非凡之物。（那将是伟大思维。）要让自己扎根于平凡，或许你不得不接受，生活是由那些你终将遗忘的事物构成的。你或许必须化解"价值"与"平凡"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张力。我们会问自己："人生就这些了？""我就这样了？"答案或许是："是的。"♦

作者约书亚·罗斯曼是《纽约客》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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