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嬤的情书》，太不批判了

《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在上映后一路走高，相关的争议也随之增多。

很多人质疑，首先，这个故事是不是选择性地讲述那段下南洋的历史，美化男性角色，忽略了当时男性在东南亚当地再娶，南洋和故乡两头家的现象；

其次，这里的女性角色的刻画，是不是太守女德，隐忍被动，太讨好男性，缺乏女性意识自觉的维度。同时跟潮汕女性现实中的困境存在严重的错位。在潮汕文化语境下，歌颂自我牺牲、责任，是不是不合时宜甚至是粉饰性的；

最后，电影褒许了根、血脉、传统，是不是身份本质主义的回魂，从影响上，它是不是可能被男权主义、被老保征用。

电影总是当下的故事，关乎当下的处境，记忆改写的操作其实是没问题的。

尽管电影对潜在的争议点的处理是比较圆融的，这种圆融本身就是一种回应方式，但这些质疑的理由和角度其实是合理的，也是电影本身无法回避的。

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电影选择了一个不符合批评者期待的角度，在这一角度下选择放大某个故事切片，塑造一个美好的、有情义的世界一隅。

既然这个电影是在我们时代背景下的一个表达，那就必然要在戏外去面对更多审视、质疑和批评，面对进步还是保守的争议，质疑和争议使人更清醒，也是对电影非常必要的补充。

《情书》可能让人联想到90年代香港电影《新难兄难弟》，主题同样是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中，重温早期底层市井生活的质朴情义、友爱互助，以现在的标准看，《新难兄难弟》也是刻板印象的，男性视角的，也利用了不合时宜的利他主义作为串联剧情的线索。

《情书》本身是带了怀旧的滤镜，这种怀旧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而这往往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实出了某些问题。

很多评论都提到，是因为当代人太经济理性，太原子化，比如说，从两位女性主角的经济地位，就会不自觉期待她们获得更耀眼社会成就和自我实现，而这似乎表明了我们对情感的想象是工业糖精的、狭隘而算计的。

这部电影里展现了一种前现代的异质性的生命取向，更真挚，更有质感，因为它给长期关系与联结，以及非功利化的情感活动留下了空间。

这是更精致的保守主义。

多元主义要不要包容保守文化？如果要维持自身的逻辑一致，那么这种包容应该是有条件有底线的，比如必须要有真实的退出选项。

另一个背景，就是逐渐浮现的艰难时势。

艰难时势，需要互助，需要韧性，需要情义。

面对更大的经济风险，需要调整生存策略，争是争不过的，人们预见到，将来可能不得不更多考虑妥协与牺牲，博弈不得不跟妥协/合作共存，换言之，电影跟观众在一起造梦，在这个和谐之梦中，每个人必须适当收敛自己的棱角。

放之前的话可能大家还不会那么的感动，但在当前的这个加速冲击之下，之前比较强势的小资文化也有点疲乏了。

可能也因此，电影代表的偏小众、偏保守的文化气质，最后能够在主流社会意识中得到现象级的肯定。

因为它把经过适度改良的，经过现代意识所洗礼的，但是可能仍然没有达到更充分的自觉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选择，重新提了出来。

在银幕前，向外的愤怒，暂时转向了向内的靠拢。

这种环境对经济成长期培育起来的女性主义思路其实是比较不利的，还没争取到比较平衡的力量与规则，就要开始面对需要议价和妥协的大环境，另外，在“批评=进步”的简单等式被拆除后，愤怒、批评的姿态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被大众接受。

但乐观的线性进步主义总归是无法摆脱历史性的基础。

经济理性意味着为了最大限度赢得生存竞争，必须要放弃自己的个性和情感，转而追求单一的可量化的成就，它扭曲地放大我们对亏损的厌恶，让我们持续处于一种紧张、自我内耗的状态。

这种经济理性最终会遇到自己增长的极限，完成一个关系崩坏，人人都是孤岛的图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此需要互惠理性、情感伦理进行适当的平衡。

经济上升期，进步的模板就是从乡村来到县城，从县城来到城市，一步步实现阶级上升，然后待在一个舒适的泡泡里，不需要去面对外界的这些风风雨雨，似乎这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也是殊途同归的普世价值。

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进步意识深度绑定了现代生活组织起来之后的便利和舒适，他们因此把之前看成是落后、陈旧、应该淘汰的，把现在的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只有满足当下需要的东西才是进步的、新的，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谓的先进思想的历史性，并且是阶级意识的表达，是基于利己主义的本能。

他们接受这种“进步”可能只是因为恰好生活在大城市，因为不加反思接受了原生时代、原生环境的主流观念。

剥离了具体的环境，然后以现在的流行观念去进行独断的审判，就会错失很多东西。

那些两头家的出海男性同样是出于经济理性，只是这种经济理性是旧的父权制下，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合的是旧父权制的理。

但旧的父权制不具备组织起现代生产秩序的能力，它仍有残余但日渐衰微，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父权制，是另一种不那么直白的精神控制，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以及设置了更多、更隐蔽的自我审查。

人类可不可以从与父权制捆绑的历史中拯救出来一些有价值的遗产？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如果说电影代表了一种当下的焦虑以及趋势，那么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很难说接下来会不会走偏。

实际上，这部电影最终所呈现和肯定的那套生存哲学，无法面对和处理时代留给我们的问题，只能劝人去适应，也就是将现有的处境接受为生活的基本事实，使过去的经验自然化、永恒化，把过日子/活着当作最高价值，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承受。

现实中观众的位置和自我认同也正经历从闯荡四方的潮汕男性变成传统的隐忍的潮汕女性。

在资本主义的全面商品化中，家庭/亲情是可能免于被市场逻辑所主宰的最后空间，经济风险下的收缩与撤退，意味着私人领域更多地承担那些本应由社会集体承担的成本，从而延缓危机。

如何在后现代的地基去重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健康的关系模式，这是我们长期要面对的共同的课题。

在当下我们面临的的确是更加紧张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我们还需要思考古今中外的一切方法、道路、选择，需要有更多工具，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只要服务于生存、发展、解放，任何好东西都可以欢迎。

新事物都是难以命名的，不适合现有的、我们熟悉的命名体系。在变化的历史处境中，这种不适配可能尤为明显。但人们会在在具体处境中摸索新的关系形式、新的生存策略、新的价值表达。这个过程是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但是观众握有最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