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学术打假风暴后，耿同学突然“沉默”了

坦白地说，眼下的这种生态，要说提出什么根本性的治本之策，真的是很困难

撰文丨青柳

5月30日晚，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分别对耿同学关于论文造假、学术不端的举报做出了回应。

根据回应，两所大学都承认存在诸如图片、数据错误等问题，并认定属于学术不端，对相关人员做出处理。

从处理结果看，相关院长、主任等责任人被免职，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被取消了12-24个月不等的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等资格，有博士后被解聘，也有人学位被“暂缓授予”。

消息发布后，到目前为止耿同学仍一言不发。他的最后一条视频，还停留在5月27日。表面上看似乎耿同学“胜利”了，但很多人可能也知道，对于他个人来说，还真是前途未卜。

虽然还不知道他今后还会不会进一步举报，但耿同学这近两个月的风波，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至少学术殿堂上许许多多的招牌，恐怕再也不会那么金光灿灿了，这背后的成色和质地，怕是再难逃过审视。

01

耿同学的举报基本都针对行业大咖。

他们是名校的各种院长、主任，是长江学者是国家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他们不仅学术名誉崇高，且身背重量级的科研经费——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某种程度就捏在他们手上。

耿同学并不讳言这种专挑大佬的目的：“影响力”。他说得很直接，“普通老师的问题，举报了可能也没人关注。但如果是名校、名教授，事情就不一样了。”

也不是说专挑名校就只有流量效果，其实从常识来说，作为知名学者，学术能力且不说，最起码也要爱惜羽毛、珍惜声誉，对学术不端的代价总该更加顾忌吧？

结果却是相当的魔幻。

从举报的情形看，这些学术不端已经到了粗糙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甚至“没使用随机数生成器”。

在耿同学列出的证据里，有的一整列数据的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3，还有的数据小数点后时而一位、时而两位等。还有诸如给小鼠称体重，“小数点后两位的克数根本就称不准”，因为小鼠的活动会影响称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就可以了，但他举报的一篇论文里196只小鼠，除了一只其余全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有人说这是肄业博士拿着几个AI工具，一举把行业大咖挑下马。但看看这些造假的低级程度，还需要AI？这属于是但凡像对工资表一样，认真看一眼就能发现的问题。

耿同学自己的说法更是有趣，他从发现问题、核查数据、写举报信，到拍摄、剪辑、发布视频，用时不过十几个小时。

这么一长串流程下来，也不过十几个小时，要是纯看论文，估计还没学校开一次会的时间长。

然而现状却是，课题组没看出来、论文期刊没看出来、项目审核没看出来、长时间挂在网上没人看出来。当然，是没看出来还是不想看出来，那就见仁见智了。

这些文字图片数据堆在一起的东西，就成了一些人的代表作，成了项目结项的重要成果，成了学术圈里被反复引用、层层背书的“权威”，也成了申请经费、评定职称、获得荣誉的重要筹码。

02

虽说耿同学孤身一人，但他说自己不是孤勇者，相当多的线索其实来自于网友分享。

这应当是真的。

耿同学曾组建过一个200多人的微信群，供大家互相监督论文进度。“监督只持续了半个月，微信群倒保留了下来，成了聊学术圈八卦的地方。”耿同学举报的同济大学时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的论文，就是来自于群友的分享，说是数据错得离谱。

这些论文不可能是长期没人关注的，爱刷刷短视频的普通人或许没什么兴趣，但圈内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要参考、要引用、要复现，也最有可能发现其中的问题。

但问题为什么是只有耿同学？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就是，他是肄业博士，被甩出了利益共同体之外。他于2025年博士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对科研意义产生怀疑、太过“拧巴”，最后选择退学。

如果不是他“跳出三界外”，想要举报学术不端，成本可谓相当高昂。

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2024年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博生实名举报导师教授黄某某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件。举报材料涉及篡改实验数据、拼接图表、虚构样本量等造假行为，涵盖其指导的15篇期刊论文及19篇学位论文，其中存在“移鼠接猪”等数据篡改手法。

最后，黄某某被解除聘用合同，停用其主编教材，追回涉事科研项目资金，截至2024年12月，黄某某团队被撤稿期刊文章至少4篇。

从这件事就能看到，看似大快人心，但举报人恐怕也要担心承担巨大的代价。这是他们自己的学位论文，是团队的学术成果，也是学校的项目。

一旦导师出事，课题怎么办、论文怎么办、毕业怎么办、未来找工作和继续深造又怎么办？很多时候，举报的对象不仅是某个具体的人，也可能是自己的人生。

即便不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恐怕也是风险巨大。圈子就这么大，论文作者都是熟人，未来在学术交流、推荐学生、项目合作也都可能碰到。这种情况下能有多少举报的动力？举报别人一次，自己的论文恐怕也会被“盯上”，又有几个人不害怕？

论文并不只是学术成果，对于学术中人来说，这是身家性命，几乎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和这相关——一些偏远高校引入人才的时候还承诺给配偶解决工作，学术成果简直就是全家所系，哪能看作仅仅几篇文字而已？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说耿同学此举是为了流量，那也是装外宾了。耿同学触动的绝对是盘根错节的利益。他是获得了流量，就问哪个广告商、MCN机构敢跟他合作？

他自己也说，他近期的广告数量有所减少，因为“广告商不喜欢不稳定因素”；而对于签约MCN的传闻，也因与这家MCN机构在广告合作上存在摩擦，他也“干脆提出了解约”。

他还说，因为举报多名学者的论文造假，家人已从最初担心他的个人安全，转变为担心他们自己的安全了，“家人要求我进入任何室内场合，要在门口给他们拍个照”。

只要有生活常识，对这些完全不难理解。说白了，如果这是一种“生意”，那绝对是最差的商业模式，风险巨大，也几乎毫无变现价值。

这些天，关于耿同学的“未来”，已经有了很多种说法，有的说限流了，有的说“招安”了，有的说迫于压力停更了。总之，几乎没有人绝对看好这场打假风暴的未来。

从利益结构、风险评估的角度分析，耿同学倒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孤勇者，这种“天降侠客”，将心比心地想想，人们真的是无法要求更多、期待更多。

03

有人把论文造假的原因，归结为一些单位唯论文的导向，非升即走地苛刻，学术圈不断内卷的环境等等。

总之就是，都是逼的，我也没办法。

这么说有点道理。比如2017年有107篇中国医学论文被国际期刊撤稿，不少作者来自大医院。对此，确实可以部分归因学术评价——一个天天排得满满当当的医生，还要他发论文才能凭职称，确实是有点苛刻。

但是这不能归因全部。任何体系终归都有指挥棒，不能因为学术圈看论文，就说造假有理。这就好像奥运会看金牌，但不能说磕兴奋剂是合理的；高考看分数，也不能说作弊是合理的。无限地归因外部，世界上就没有道理可言了。

事实上，这种行为的出现，主要还是收益巨大、成本极低、监督困难。

收益巨大就不必说了，一篇顶刊什么分量懂的都懂；成本极低也好理解，改改数据不过动动手指的事。而监督困难也正如上面所说，普通人不看也看不懂，看得懂的人又没法说，论文捆绑的上下游也早是利益共同体，监督动机微弱。

而这件事尤其令人失望的是，很多论文都发表在《Nature》正刊及子刊这种国际刊物。原本人们还认为这些国际期刊能有点什么操守，但现在看也是漏洞百出，让人大跌眼镜。

坦白地说，眼下的这种生态，要说提出什么根本性的治本之策，真的是很困难。哪一个环节突然觉醒，不留情面地向同行开刀，似乎有点难以想象。

不过耿同学自己的一个意见，倒是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耿同学说，他以国外为例，指出民间打假在欧美已是常态，举报哈佛大学医学院造假的英国人肖尔托大卫（Sholto David，英国籍分子生物学家），最终获得了税后超百万美元的奖励。

这是真实的案例，英国分子生物学家肖尔托大卫举报了哈佛医学院附属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相关研究中的数据和图片问题，并在2025年通过美国《虚假申报法》吹哨人机制获得奖励。当时该研究所支付了1500万美元的和解金，肖尔托大卫获得了262万美金的奖励。

之所以有这么个机制，就是因为《虚假申报法》确立了一个原则，如果有人骗政府经费，只要被举报，举报人就能获得相应的补偿。

这能不能提供一些启示？

确立某种保护、奖励的机制，举报者非但不必承担风险，甚至还能得到“有利可图”。而这肯定会让所有科研人员心有余悸：知道自己的论文会被一大批两眼放光的“势利眼”盯上，那么一定小心谨慎，生怕翻车。

一些单位对此肯定很纠结。但仔细想想，这背后都是国家的钱，学校的声誉，是辛辛苦苦从国外、他校挖过来的团队，如果就这么被糟蹋了，是不是也太可惜了？

至于可不可能实现这一切，姑且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