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用勤： 历史上的台尔曼

中国人虽然对台尔曼不是十分了解，但多数人还是知道他。

上世纪60年代，曾放映过一部为他树碑立传的翻译影片《台尔曼》。他曾是德国共产党主席，在纳粹上台后被捕，关押在集中营里11年，在纳粹失败前，于1944年被杀害。在集中营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他刻苦学习马恩著作，写下大量读书笔记。笔者不懂德文，没有读过他的这些笔记，不知其中是否有对他本人导致德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失败的领导的反思和忏悔。在曾经发行量极大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中，还有一首《台尔曼之歌》。

去年央视热播的系列片《世界历史》中有关纳粹崛起的那一集中，称颂台尔曼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这套系列片写作阵容强大，鸣谢单位有诸多世界各国著名研究所、博物馆，更是增加了这套专题片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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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对台尔曼的评价只是斯大林与他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一家之词，与历史上的台尔曼大相径庭。

其实，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第三国际的某些领导人也想按惯例让台尔曼充当替罪羊，但被斯大林否定。因为他深知，否定台尔曼和德共所推行的方针政策，也就是否定他本人和他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方针政策。更主要的是，现在他在苏共、苏联和共产国际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反对派都已经被清除，没有人敢追究德共失败的责任问题。已经投降的前反对派领袖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只能在私下里对外国人说斯大林应该对德共的失败负责，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不仅不敢对斯大林有任何异议，还得山呼万岁，称颂他的英明伟大。

当年在德国、中国革命失败时，必须找替罪羊，是因为有反对派的压力。如今这个压力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再找替罪羊了。因为他清楚，否定台尔曼，就是否定他本人，同样，肯定台尔曼，也就是肯定他自己。让一个牺牲者进入英烈榜，并非什么大事，但换来的却是他本人的永远正确、英明伟大。

但是，为遮掩斯大林在导致纳粹上台过程中的战略战术错误而抬高台尔曼，却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台尔曼于1925年任德共党主席，直到1933年被捕，始终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在纳粹从一个极右翼的小党发展为一个大党直到成为执政党这个关键时期，台尔曼一直是德共领袖，第一把手。如果真的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台尔曼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那作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的就不应该仅仅是台尔曼一个人，而且肯定还有整个德国共产党。

如果肯定德共及其领袖的反法西斯斗争，那么必然会使人产生一个问题：德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是第二国际的第一大党，像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的地位一样；德国工人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又素以组织性、纪律性强和富有斗争经验而著称。德共也是一个有数十万之众的大党，虽然排在社会民主党和纳粹党之后。

然而，当时德国社会、经济危机不仅没有使德国革命成功，而是使极端反动的纳粹势力获胜。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十月革命是冒险，是侥幸成功的例子吗？

因此，挖掘这段历史，对台尔曼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关系到的决不仅仅是台尔曼个人、当时的德国共产党以及领导它的斯大林和第三国际，还关系到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还是乌托邦的问题。

台尔曼上升的背景

台尔曼上升到德共的领导层，是1924年的事。据说是因为他在1923年汉堡起义中立下了卓著的功勋。那次起义是一次失败的起义。当时的德共领袖布兰德勒作为那次失败的起义的替罪羊而被清算之后，台尔曼与马斯洛、路特·费舍、乌尔班斯等人一起进入德共领导层。这些人的崛起都有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背景，后三人追随的是季诺维也夫，台尔曼追随的是斯大林。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反目后，马斯洛、费舍、乌尔班斯便被清除出德共的领导层，台尔曼就成了德共的一把手。

台尔曼的上升与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推动“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同时。这个“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大家不要误会，不要以为俄国共产党真的要在共产国际中清除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符的东西，而是在列宁重病期间和逝世后，靠拉帮结派成了政治局的多数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又发展为“5人小组”、“7人小组”）把持了苏联的党政军大权后，为他们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排除异己——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安插自己亲信的活动打出的一个好听的旗号。

这场运动导致共产国际各支部领导核心的彻底改组。那些坚持国际主义，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党的领导，由于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经历了斗争的考验，不愿盲目追随莫斯科的新核心排挤托洛茨基和对他的批判。为了彻底打垮托洛茨基，这些有权威、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必须撤换。而用来取代他们的人，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革命的忠诚、在党内的威信以及战略策略素养，要求他们的只是唯莫斯科新核心的马首是瞻，盲目地跟着后者的指挥棒转。

紧跟斯大林的台尔曼在他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并担任主席后，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莫斯科定的调子批判托洛茨基，清除德共中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对他有好感的人。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批判和清除的对象自然又包括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德共中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斯大林对台尔曼在德共中的清洗工作十分赏识。1928年，台尔曼因庇护他的一位涉嫌贪污的汉堡朋友而被德共中央免除主席职务时，斯大林直接出面干预，在他的压力下，德共中央被迫对此案重新审查，并恢复了台尔曼的主席职务。[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6, 2001 г., стр.116..]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台尔曼学到的主要是在党内排除异己、维持自己权力的手段。因为在那几年中，对斯大林和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来说，反托洛茨基的斗争是重中之重。领导全党为未来的革命做准备，独立地对德国和世界形势做准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并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克敌制胜，在这样的党内斗争中是学不到的，而且也不需要。

因为斯大林认为，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的革命高潮已于1923年结束，1924年以来，资本主义进入稳定时期。况且他与布哈林进行理论创新，用“一国社会主义”取代世界革命。现在，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苏联赢得“和平建设”的条件，不要激化与本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否则会导致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破坏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

台尔曼遭遇“第三时期”

这种状态直到1928年才结束。那是因为斯大林在国内外、政治经济上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后，尤其是在1927年爆发的粮食征购危机下，他意识到他伙同布哈林推行的右倾内外政策是行不通的。他接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而此前，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正是因为要求实施这个纲领而被扣上“超级工业化者”、“破坏工农联盟”和“掠夺农民”的帽子，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被他流放和监禁。在国内政策上向左转之后，在对外政策上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的代理人莫洛托夫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时期”理论。

这个荒谬的理论如今已鲜有人知，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也很少有人提到。然而，正是这个理论在德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失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忽略它的原因大致如下：这不仅是斯大林对革命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他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他对法西斯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他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绝对主宰，用找替罪羊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反而是欲盖弥彰，索性以沉默来掩盖。西方史学家不提此事，大概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大了解，否则，他们是不会放过斯大林和共产党对纳粹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的。共产党国家的史学家不提此事，某些人是要为尊者讳，更多的人恐怕也是对此知之甚少。这大概也是新拍的这部大型历史系列片对台尔曼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吧。

简单地说，“第三时期”理论把从1917年十月革命至1928年这段时间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3年为第一阶段，是革命高潮阶段；1924至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阶段，也就是革命低潮阶段；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莫洛托夫声称在这个阶段中，“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罢工浪潮风起云涌，不仅席卷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席卷了落后的殖民地，在某些地方，它与持续不断的革命和内战因素交织在一起，……群众不满的加剧和向左转波及到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和受压迫的农民大众”。[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9年6月第12期第9页，转引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стр14.]

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已经无力承受下一次经济危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矛盾即将总爆发，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甩掉了改良幻想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激进。因此，今天阶级斗争中的任何事件都具有无法估量的革命意义，它将点燃世界革命的燎原之火，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土崩瓦解。

这种出于转变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成了新策略的基础，共产国际领袖据此制定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执行贯彻的策略任务：一是要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

后者是“第三时期”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相对于前两个任务来说，第三个任务更加有害。因为前两个任务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总罢工是一个国家中政治、经济形势、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生存状况和情绪的产物，不是说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占领街道也不是说占领就能占领的，它是总罢工的产物，没有总罢工的胜利形势，仅仅凭共产国际官僚的一纸命令，工人群众是无法占领街道的。贯彻这些策略任务的共产国际西欧局在号召欧洲工人阶级进行总罢工未果，五一示威游行和8月1日示威游行（即占领街道）都遭到失败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拒绝与改良主义组织联合的任务，只凭主观愿望就可以执行。在这三条策略指示中，共产国际麾下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惟一贯彻到底的就是这第三条，直到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开始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为止。

如今50-60岁的人还能记得，在描述当年中国共产党地下革命斗争的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小群人在街头突然聚集起来，喊几句口号，撒几把传单；警察吹响了哨子，军警特务就赶来抓人。笔者小时候就在影片《我的儿子欧阳立安》中看到过这样的镜头，当时心中当然充满了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现在回过头来，才知道这完全是中共执行斯大林“第三时期”策略的产物，为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者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之中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与在德国推行“第三时期”策略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时，还蛮横地说，“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这点。要知道，无论是联共（布）党内，还是受它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各支部，谁也不愿意当“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托洛茨基只能以他个人之力，始终与这个错误理论做艰苦卓绝的斗争。当年，丘吉尔因他反对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赢得了首相的位置。而托洛茨基对纳粹性质的深刻认识，对当时德国国内形势、力量对比的分析，对第三国际和德共政策的批判，以及他在批判中提出的正确的政策，是完全有可能阻止希特勒上台的，从而使人类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共产国际及其麾下的各国共产党的嘲笑和咒骂。1929-1933年这4年中，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理论和为阻止纳粹上台所进行的斗争，证明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

此时，托洛茨基已经被开除出党，被驱逐到土耳其，背着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但他仍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不忘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他以革命政治家的视野和敏感，意识到欧洲兴起的法西斯、特别是德国的纳粹对工人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威胁；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第三时期”理论和策略将使这一威胁变成现实。“第三时期”理论刚一出笼，他就在1929年他个人创办的《反对派通报》上结合奥地利危机，撰写《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一文，批评荒谬的“第三时期”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策略。针对“第三时期”理论将社会民主党混同于法西斯的结论，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下层毕竟由无产阶级本能推动的，而法西斯下层则是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奥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阶级属性分子的无出路的滋养，并预见一旦法西斯获胜，不仅会消灭党员人数不多的奥地利共产党，还将粉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和基地。他根据奥地利的具体情况，阐明奥地利危机不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冲突。[ См.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 7 ,стр.22-27,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29 г..]

他对被“第三时期”理论称为最主要敌人的“社会法西斯”加以剖析，他说，倒霉的理论家制造这个概念的根据是“社会民主党准备借助武装力量反对工人，保卫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的话，那么阶级社会就是一部法西斯史”；“在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那么，这个界定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进一步指出：“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政党，……它反对所有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它最激烈地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 同上，第25-26页。]

1930年1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第8期的全部版面用于刊登托洛茨基的长文《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此文是托洛茨基全面批判这个错误理论与策略的第一篇文章。因莫洛托夫认为法国革命形势已经开始高涨，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法国的现实为例，逐条驳斥了“第三时期”理论对形势的判断。

他根据1919-1929年10年期间法国劳工部的官方罢工统计和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相关数据，描绘出了这10年间法国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的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法国1928-1929年两年的罢工与1919年后罢工连续衰退相比较，仅仅是克服了衰退的惯性，当前的罢工斗争还仅仅是经济性的，“绝没有提供可以使人得出革命阶段或哪怕是革命前阶段的迅猛发展的画面”。[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 8,стр.4.]

托洛茨基接着指出，判断群众的激进化的程度的因素除了罢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的因素，首先是共产党的影响。而法国共产党的人数和影响力持续下降。在立法院选举中，1924年共产党得票87.5万张，占全部选票的10%，1928年所得的选票略多于100万张，是全部选票的11.3%。4年之内党在国家选举中得票率增长了1.3%。8月1日，党不能动员那部分投它的票的无产者、甚至不能动员全部工会会员参加巴黎的示威游行。工会的情况也一样，从1926-1928年三年之中，工会会员从47.5万人降到37.5万人。根据上述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法国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复苏。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再次拿出一定的篇幅驳斥“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的策略。他指出，当改良主义者因形势所迫向前迈出一步或半步时，必须与他们进行阶段性的联合，在改良主义者领导罢工的情况下，怎能拒绝与他们签定具体协议呢？他强调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更不能切断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的途径，不仅与普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且与它的领袖。

当然，作为“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共产党的领袖的台尔曼，是不会听信托洛茨基的“反革命异端邪说”的。在莫斯科的指挥棒下，在上述战略策略的武装下，台尔曼义无反顾地“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但在这个阶段中，他没有取得该理论允诺的革命的胜利，而是走向了他本人和德共的覆灭。

台尔曼的反法西斯斗争

“第三时期”理论一下子把台尔曼从他所熟悉的党内斗争的战场推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场上。这是真正表现党的领袖的理论水平、胆略、战略策略素养的地方。然而，这些显然不是台尔曼的强项。他和他的恩师一样，擅长的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击败党内对手，而不是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克敌制胜、夺取政权、推动革命的胜利发展。

台尔曼是怎么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呢？网上的台尔曼简历没有详细介绍，只说他参加了1932年的总统选举，指出“投兴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而希特勒就是战争”。另一场斗争是在希特勒上台后，他的冲锋队在德共总部挑衅，台尔曼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希特勒的阴谋，并率领10多万工人上街游行，抗议法西斯的暴行。此后他就被捕入狱，在狱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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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首《台尔曼之歌》完全以后人歌颂先烈的口吻写的，说什么台尔曼没有死，他那宽大的肩膀永远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永远率领我们向前。这类歌词的作者对台尔曼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多少，都是令人怀疑的。他那宽大的肩膀并没有抗住纳粹的冲击，使德国共产党避免失败的命运。他甚至不是失败的悲剧英雄，而是应该对因他和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战略策略错误而导致的失败负责的罪人。他曾走在德共的前列，已经使德共覆灭，如果他永远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的话，这个党岂不是万劫不复了？

在系列片《世界历史》中，只是一带而过地说台尔曼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同样没有具体地讲他是怎样领导德共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着重讲的是纳粹在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崛起的过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希特勒的上台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这场浩劫是命里注定的。尽管有作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的台尔曼领导的德国共产党，也不能力挽狂澜，只能听任纳粹夺取政权，让纳粹的战车把自己碾得粉碎。

不过，从托洛茨基当时就国际和德国反法西斯斗争所写的系列文章中，可以更加具体地看到台尔曼是如何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还可以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因为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反对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的斗争，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这样的斗争提供正确的战略战术）不仅可以阻止纳粹上台，还可以使当时的社会危机演变成一场革命，使无产阶级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由于德国的法西斯是最主要的危险，托洛茨基对“第三时期”理论的批判主要联系德国形势进行。

从1928年台尔曼遵照第三国际的指令进入“第三时期”以来，搞过总罢工、各种红色日、占领街道，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除了使党丧失声誉和力量之外，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反对社会法西斯党的斗争也未能把该党的工人群众争取到共产党一边来。在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徒劳地转了两年多之后，台尔曼和德国共产党遇到了真正的社会危机，也是真正的革命形势。

1929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德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正是在这种危机形势下，在1930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本来是一个极右翼小党的纳粹党，它所得的选票从上一次的80多万张一下子飚升到600多万张，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从此，德国真正面对法西斯的威胁。

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政治家的敏感和对法西斯本质的清醒认识，意识到从此时起，国际共运和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欧洲和全人类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共产党和法西斯之间斗争的结局。从这时开始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前，托洛茨基写了一系列文章，结合德国形势的每一次变化，对共产国际荒谬的第三时期理论以及台尔曼推行的错误政策进行批判，并提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了对德国共产党和工人产生影响，他把他办的杂志《反对派通报》转到柏林出版，他的关于德国形势的文章都立即请人译成德文发表，并结集出版。在那命运悠关的几年中，在灾难面前，托洛茨基不计个人恩怨，不遗余力地给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敲响警钟，告诉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形势，他们对形势的判断错在何处，他们推行的政策将带来什么恶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才能保住工人的阵地和反攻的可能。然而，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改组是彻底的，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不仅没有能力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并做出理论预见，甚至连大难临头时的预感和自保的本能都丧失殆尽，只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斯大林定下的调子，对托洛茨基的睿智的分析和用心良苦的规劝报以恶毒的讥讽和咒骂。

1、被胜利冲昏头脑

危机的来临而不是所谓的第三时期来临，使德共在1930年9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获胜，它从上一次的300万张选票增加到450万张。台尔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纳粹的增幅要大得多，它从80多万张增加到650万张。台尔曼为共产党增加的150万张选票沾沾自喜，无视纳粹选票的更加迅猛的增长。德共机关报《红旗报》在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的社论中写道：“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的所谓胜利仅仅是它末日的开始。”几个星期后，这家报纸又说：“9月14日是纳粹运动在德国的顶点，继之而来的只能是退潮。”[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3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在1931年4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台尔曼重申这一观点：“纳粹分子在9月14日的大选中获得轰动一时的胜利之后，他们在德国的党徒开始想入非非。然而，我们却不允许自己被工人阶级、至少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中业已出现的惊慌情绪搞得迷失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9月14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 同上。]

台尔曼的声明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和祝贺。

由于事关重大，托洛茨基立即对这次选举做出了反应。他于9月26日写下了他对这次大选的评论——《共产国际的转向和德国局势》。考虑到他此时流亡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那时的信息传递远没有今天快捷，他的反应确实可以说是同步反应了。他在其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增加的100多万张选票与纳粹增加的几乎600万张选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所谓的“群众的激进化” 不是对革命有利，而是对反革命有利。

台尔曼之所以认为纳粹在大选胜利之后就会走下坡路，是因为他认为纳粹的兴起是遥远的1923年危机和继之而来的社会震荡的反响。托洛茨基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纳粹抬头不是过去危机的余波，它正在为未来的社会危机积聚力量。“纳粹居然在社会革命时期的前夜而不是在它的终点占据如此有利的进攻阵地，这一事实的根源是共产主义的软弱，而非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托洛茨基对大选的结论是：“尽管共产党在议会中得胜，无产阶级革命……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这次失败或许是致命的。”[同上，第134页。]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他更加坚决地主张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立即译成多种语言，出了单行本，并立即招致德共领袖的抨击。

德共的《红旗报》称托洛茨基是“惊慌失措的人”、“冒险家”和“布吕宁的代理人”，指责他妄图迫使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迫使共产党“忘记如不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明岑贝格在驳斥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写道：“托洛茨基建议……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对于德国工人和共产党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像实施这样一个罪恶的建议那样有害，它会推动法西斯事业。提出如此联合……只会有利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此外，它的作用……显然是法西斯主义的。”[ 同上，第145页。]

甚至在1932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台尔曼仍宣称：“托洛茨基在其论述如何粉碎纳粹的小册子中仅仅提供了一个答案：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据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是能使德国工人阶级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惟一途径。他说，或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或是德国工人阶级沉沦10到20年。这是一个彻底破产了的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理论，而且这还是托洛茨基最近几年来在其反革命宣传活动中所创造的最糟糕、最危险、最罪恶的理论。”[ 同上，第146页。]台尔曼信心十足地说，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大选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 同上。]

对此，托洛茨基反驳说：“历史上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即将来临，作为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将被从政治版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只有瞎子和懦夫拒不认清这点。我们应该振聋发聩地对普通工人说：继冒失、鲁莽、自吹自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举手投降的第四阶段。”[ 同上，第146页。]这一可怕的灾难被托洛茨基不幸而言中。但此话说于1931年9、10月间，由此到灾难的实际发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台尔曼还有时间再犯下更多的严重错误，错失许多战败纳粹的机会。

2、“红色”全民公决

1931年7月21日，德共中央委员会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改变初衷，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民主和社会两方面做让步，否则它就参加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全民公决。为了使自己的全民公决有别于纳粹的褐色全民公决，德共把它称为“红色”全民公决。在最后通牒遭到布劳恩政府的拒绝后，台尔曼便率领德共投入了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

对德共这一荒谬的行动，托洛茨基于8月25日就做出批评，撰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的文章。托洛茨基用“国家共产主义”一词，是讽刺德共在民族主义和爱国狂热上与纳粹进行市场竞争。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文章指责德共的这一行动与纳粹实际上结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它是否是“红色”，主要取决于力量对比。

如果力量对比对无产阶级有利，接替布劳恩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不管法西斯分子是否与共产党员一起投票，从共产党掌握政权开始，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取代布劳恩政府的是希特勒－胡根伯格政府，那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就纯属冒险，使共产党在群众眼中成了纳粹的帮凶。针对德国共产党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上台铺平道路，所以不能保卫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他驳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铺平道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缩短这条道路；如果法西斯企图推翻布吕宁政府的话，我们将与他们血战到底。但我们保卫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而是无产阶级的精华，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工人刊物。因为这是我们争取大多数工人追随我们夺取政权的基础，如果听任法西斯将它们摧毁，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就无从谈起。托洛茨基指出，红色全民公决给德共带来了多重打击：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因而加强了布吕宁－布劳恩政府，掩盖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把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相当大部分自己的选民从自己的身边推走，从而削弱了自己。

第二年，历史就验证了托洛茨基的结论。当巴本取代布吕宁任政府总理时，以一纸法令取缔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此时德共建议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发动总罢工。社会民主党当然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就在一年前，共产党还积极参加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全民公决，如今却要为保卫这个政府而进行总罢工。不要说社会民主党拒绝，就是在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中，也是响应者寥寥。

全民公决并没有达到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目的，但德共的“红色”全民公决混淆了敌我营垒，在社会和自己的队伍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把自己推向失败。难怪托洛茨基说它将作为反面教材载入革命战略史册。其实，第三时期理论、共产国际和德共在当年斗争中的几乎所有决策都堪称反面教材。遗憾的是，它们没有作为反面教材载入革命战略史册，而是被人遗忘了，而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至今还被人称颂，被人称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和象征。是荒诞还是滑稽？

3、狼来了

早在台尔曼跟随莫斯科进入第三时期时，就认为德国是在社会法西斯的统治之下。1929年10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震动了魏玛共和国，造成600万工人失业。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被迫辞职，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议会，任命享利希·布吕宁为总理。为了应对危机，布吕宁采取了紧缩政策，缩减社会保险经费，大量减裁国家职工，降低工资。这些措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强烈的不满。“德国已经生活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希特勒未见得会使饥饿总理布吕宁统治下的现状变得更坏”之类的断言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德共的《红旗报》上，并得到《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给予的权威支持。[ 参见同上，第137页。]

当巴本取缔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时，德共称其为法西斯政变。一个法西斯政权接替另一个法西斯政权，甚至还要通过政变。这样频繁地喊叫狼来了，麻痹了自己的队伍和社会对真正的法西斯的警惕性。纳粹就是在这样麻痹和丧失警惕的情况下不战而胜的。

德国危机刚刚开始，托洛茨基就对其实质做出了准确的基本判断，即德国当前的危机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正常的统治方式都无力解决德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场危机有两种可能的结局：法西斯获胜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也就是说，最后的决战将在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展开。根据这个判断，他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布吕宁以及巴本-施莱赫尔的政府，都是最后决战前的序曲，是过渡阶段。他认为，布吕宁政府和后来的巴本政府，都是波拿巴主义政权，即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企图依靠军队和警察统治而凌驾于两个营垒之上的政权。

后来，他又进一步区分布吕宁和巴本政权的性质，称前者为准波拿巴主义的。托洛茨基定性的依据是，在议会制度下，资产阶级靠与工人阶级达成广泛的妥协来维持其统治，这种妥协以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和工会存在为先决条件。从布吕宁政权开始，虽然劳资双方的广泛妥协已经结束，但他们无力消灭工人运动，因为他们依靠的仅仅是官僚机构，根本无力镇压和消灭工人组织。“如果法西斯真的掌握了政权的话，这无疑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有它的真正的政治破产。在乌合之众的匪帮那里遭到可耻的失败，为此，数百万之众的德国无产阶级是永远不会饶恕共产国际和它的德国支部的。”[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27，стр.17.]

托洛茨基把布吕宁和巴本政权比喻为放在金字塔顶端的球，是不可能稳定的，它不是滚向左边——无产阶级，就是滚向右边——法西斯。因为这两个政权不是出现在两大营垒殊死搏斗之后，而是在其尚未开始之时。他对把布吕宁政权混同于希特勒政权的德共领袖批评说：“那些一口咬定说他们看不到布吕宁与希特勒的区别何在的智者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组织的存在与已被消灭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貌似激进的言词背后隐藏着无可救药的消极性。……他们说什么布吕宁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我们回答说，你们错了！你们错得可耻，因为你们害怕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你们被摆在你们面前的巨大难题给吓住了。在战斗尚未开始你们就投降了。……布吕宁政权是过渡性的……不是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是过渡到工人阶级的胜利……两个阵营才刚刚开始为殊死的战斗做准备。你们如果把布吕宁和希特勒混为一谈，你们就是把战斗前夜的局势和失败以后的条件混为一谈，就是事先自认失败。你们实质上是在号召人们不战而降。……我们应当向革命工人表明，共产党仍然掌握着解决当前局势的钥匙，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想用这把钥匙关闭通向革命行动的大门。”[ 《流亡的先知》第140页。]

托洛茨基断定巴本政权的寿命不会超过100天，他认为，巴本政府之所以给人以力量的假像，是因为工人从事战斗的准备不足。这个政府甚至比布吕宁政权更软弱，支持它的只有普鲁士官僚体制中最腐朽的部分。

托洛茨基始终认为，“战胜法西斯是可能的，不是在他们上台之后，不是在他们统治5年、10年或20年之后，而是在现在，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最近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27，стр.18.]

托洛茨基一再提醒，与法西斯的最后决战在即，德共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在虽然已经被削弱、但（不幸）仍很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情况下，胜利地回击进攻的法西斯？对这个问题，德共中央委员会的答案是否定的。换言之，台尔曼认为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同上。]

托洛茨基不断地敲响警钟，指出德共和社会民主党和不战而降的危险。他以他的全部力量和热情阻止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然而……

4、德共不战而降

托洛茨基曾多次预言，希特勒不经过内战是不可能上台的。因为对无产阶级、它的组织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包括在内）来说，这是性命攸关之事：“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你们有数百万之众。……一旦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一样碾过你们的头颅和脊梁。只有毫不留情的斗争才能挽救你们，只有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结成战斗同盟，才能取得胜利。”但是，他最不愿意相信和看到的事，尽一切努力让德共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

从未认真考虑过与真正的法西斯做斗争，也从未清醒地认识德国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形势的性质的台尔曼，在失败尚未来临之前，还是满口豪言壮语，他说，他相信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 《流亡的先知》第146页。]

台尔曼的大话空话的惟一基础，就是他相信，9月14日之后，纳粹党就“不会有好日子，只能是最糟糕的日子”。一旦事实表明纳粹上升的势头依然不减，台尔曼居然轻率地说，一旦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另一位共产党领袖雷梅尔也宣称：“希特勒即使掌权，也很快就会垮台，到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

对此，托洛茨基尖刻地嘲讽说，共产党为希特勒准备了政权的陷阱，“总攻应该在希特勒取代布吕宁之前开始，应当在工人组织被取缔之前开始。……说什么希特勒一旦掌权便会被工人消灭，这是无耻谎言。他们这样说是为希特勒掌权清理道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允许法西斯掌权，如果它竟至做出如此盲目消极的举动，那么就没有任何根据假定同一工人阶级会在一瞬间摆脱恹恹欲睡的状态而将法西斯一举推翻。……‘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雷梅尔在国会夸口说，‘我们并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意味着明天的胜利将属于希特勒而非雷梅尔。……‘我们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不是彻头彻尾胆怯的表示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制止希特勒夺权。

而且比这更糟的是：我们、官僚主义者们，业已退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不敢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下与希特勒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呀？与希特勒斗争！噢，不……他们不怕希特勒取胜，不怕拒绝战斗，不怕承认自己胆怯。可耻之至！”[ 同上，第142页。]

即使是在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德共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共同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虽然与希特勒上台前相比，更加不利，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面对死敌，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即与法西斯分子展开内战。托洛茨基建议的正是这条道路。他说：“希特勒掌权对工人阶级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这次失败还不是最终的和无可挽回的。当敌人刚刚开始上升之时本可以把他粉碎，而今天他占据了整整一系列重要岗位。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优势，但决战尚未开始。”

只要希特勒还没有独立控制整个国家，他的地位就不稳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还有机会进行反击。何况此前托洛茨基还提醒过苏共领袖：“一旦纳粹上台，就应该对红军进行总动员，这应该成为一条公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应不惜一切地把纳粹政权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哪怕是动用红军的力量，把德国的内战国际化。当然，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共产国际和德共的又一轮谩骂：“冒险家”、“妄图挑起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等等。

然而此时台尔曼使用的仍是批判的武器，发表文章揭穿法西斯挑衅的阴谋，率领10多万工人上街游行。

难怪托洛茨基愤然说：“连法西斯的雷霆也无法将其唤醒，这样的组织……已经死亡，而且万劫不复。

台尔曼的简介提到他的这次竞选，还提到他的一个竞选口号，即“投兴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希特勒就是战争。”希特勒就是战争，这句话绝对是正确的。“投兴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这句话似乎也得到了历史的验证。简介中提到这个口号，显然是想证明台尔曼作为领袖的高瞻远瞩和预见性。说希特勒就是战争，是不需要任何预见性的。因为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在他的大量言论中，都已经说得十分明确了。

但“投兴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这句话作为竞选策略，把可能投兴登堡的票的选民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是无可厚非的。当时参加总统竞选的只有台尔曼、兴登堡和希特勒三人，

这句竞选口号如果不能把投兴登堡票的选民争取过来的话，就危险了。对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投台尔曼的票的选民来说，如果投兴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的话，就不如直接把票投给希特勒。混淆兴登堡与希特勒的区别，有可能使灾难更早地降临。事实上，兴登堡在让纳粹党入阁，让希特勒当总理一事上，犹豫再三，经过多次谈判之后，希特勒才如愿以偿。但这也与德共和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坚决反对有关。依据托洛茨基的观点，如果德共表明它准备以内战的方式来阻止纳粹上台的话，兴登堡、即大资产阶级也不愿意冒如此之大的风险。

在危机之中，大资产阶级之所以放弃社会民主党，是因为它觉得社会民主党解决危机的代价——即对工人阶级让步——太大。它对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纳粹运动也同样忧心忡忡，希特勒叫嚣他一旦上台，将粉碎工人组织，让共产党员和犹太佬的人头落地，也让他们感到震惊。因此，在这句口号之后还应该有非议会斗争的准备措施。否则，一旦兴登堡当选，那就意味着只能坐等希特勒的上台。看来，台尔曼并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他的准备只有一手，那就是通过这个口号把投兴登堡票的选民吸引自己这方面来。在第一轮选举中，台尔曼只得到500万张选票，希特勒得到1100多万张选票。但台尔曼不承认失败，千方百计把失利归罪于党内的某些敌对力量，即德共领导中的“居心叵测之人”的“阴谋”，并点了雷梅尔的名字。他对第二轮选举仍是踌躇满志：“一切都非常好，非常有利……失去的很快就会弥补回来。”[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6, 2001г., стр.118.]看来，台尔曼打算毕其功于一役，根本就没有另一手准备。在这个口号中，可以找到他本人和德共在希特勒上台时的消极表现的部分原因。

更可笑的是，台尔曼想通过参加总统竞选来抬高自己个人的声望。德共散发的竞选标语牌上的标语是“支持红色台尔曼阵线”，许多标语上还印着台尔曼的肖像，这些标语甚至未经书记处和宣传部门的确认。雷梅尔在致德共驻莫斯科代表的信中对此表示不满，他抱怨说，在纳粹的标语牌上都没有“元首”，而是对失业群众以及对尽力改善群众生活的许诺。[ 同上。]

台尔曼的胜利

就在1931－1933年之间，在那关系德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命运的紧要关头，台尔曼赢得了一场他个人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不是在与法西斯或社会法西斯斗争的战场上，而是在德共党内，在与他的同志的斗争中赢得的。在这场斗争中，他依靠斯大林的支持，凭借着对莫斯科的盲从，他彻底击败了他的党内对手，成为德共的主宰，在德共党内赢得了与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同样的地位。只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之后，他在党内的新地位就随着德共被纳粹消灭而化为乌有。

在这场斗争中，他的主要对手是G.诺伊曼和G.雷梅尔等。此时的德共党内，早已没有俄共的派系背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支持者都早已被清除出党了。这场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政策分歧。

1931年初，雷梅尔因反对德共政策中的宗派主义[指的是德共推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时期”中的不与社会民主党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的指令。雷梅尔的立场与托洛茨基的相似，但远不如后者那样彻底和坚决，因为他不敢公然反对第三时期这个斯大林的“革命路线”。]及其推行者而声誉鹊起。虽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他的反对并不彻底，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派主义。因而他在苏联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反对宗派主义的文章译成俄文，结集出版。支持他的立场的F.达列姆、V.明岑贝格、L.弗利格等人进入了德共领导机构。

当德共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改变初衷，加入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时，对共产党所推行的政策的不满表现得更为强烈。1931－1932年上半年，德共的影响持续下降，而纳粹的影响则持续上升。

1931年末，台尔曼和诺伊曼应召前往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们向他保证今后在工作中加强合作。1932年1月7日，诺伊曼致函台尔曼，说他认为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分歧，而所存在的分歧都是细枝末节，并对他保证，今后将在他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工作。

台尔曼次日回信予以驳斥，认为在全民公决中的不同立场就是根本分歧。台尔曼和德共某些领导人主张参加，诺伊曼和雷梅尔主张抵制。接下来，台尔曼依据1931年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共产国际方针中的宗派主义），指责诺伊曼执行这些方针不够积极热心。

其实，真正让台尔曼不能容忍的事，表现在下面这几行字中：“你想在研究领导权限内的政治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这是台尔曼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在你的信中表达的你为党的利益、为斯大林的革命路线而斗争的意愿，证明你忽视书记处全体成员的共同的政治活动，结果是你对自己在领导中的地位得出了错误的概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台尔曼竞选总统的失败也使他与反对派领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32年7月20日，巴本政府下令取缔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久前与纳粹一起企图用全民公决来推翻普鲁士政府的共产党号召举行总罢工来支持这个政府，充分暴露了它的政策中的前后矛盾。社会民主党根本就不相信它的诚意，甚至在共产党员中，也是响应者寥寥。

7月20日，雷梅尔与明岑贝格和达列姆是在首都激动的居民中度过的。他在致莫斯科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印象：“到处都是热烈讨论事件的人群，只要有几面红旗，几块标语牌，很容易就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巡警与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工人和小资产者热烈地讨论，30%的普通警察和50%的警官表示准备参加抵抗。”[ 同上，第119页。]

然而，事隔4天之后，德共才做出了第一个反应。虽然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所有成员都在柏林。德共领导的消极引起了普通党员的强烈不满。达列姆在其8月17日寄往莫斯科的信中总结道：“中央机关脱离7月20日和其后几天中企业和街道上的运动，充分暴露了我们的弊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干练的领导；我相信，这也适用于中央委员会和各区的领导机构。例如7月20日在柏林，我们没有利用企业和街道上的群众情绪和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的机会。”[ 同上。]

7月20日事件加剧了台尔曼及其支持者与反对派的矛盾。台尔曼决定在1932年夏天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彻底粉碎反对派。

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成了国会第一大党，它的党团在国会中的席位增至230席。而德共的选票与1930年相比，只增加了几十万张。同年8月，兴登堡总统第一次召见希特勒，商谈纳粹入阁事宜。虽然谈判没有结果，但希特勒上台的危险已经十分清楚。但此时，台尔曼更加关注的是另一件事：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搜集诺伊曼和雷梅尔的黑材料，并把它们寄往莫斯科。

7月29日，在普鲁士政府被推翻的9天后，在国会选举的两天前，台尔曼居然有时间给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还附上一份“偶然”落入他手中的材料。这份材料是在一位长期居住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的住宅里发现的，反对派成员寄自莫斯科的信件被说成是他们从事派别活动的证据。台尔曼在信中通知皮亚特尼茨基，今天将对住宅进行搜查。他还通知后者：“信中所述内容只有皮克一人知道，近日内将告知乌布利希和谢尔，一定会让取代皮克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的V.弗洛林了解情况。……由于整体局势，通知全党是件麻烦事。”[ 同上，第121页。]

据此，台尔曼制定了彻底铲除德共反对派的一系列严厉措施：当务之急是立即捣毁莫斯科的派别巢穴。他下令解除德共国会代表V.施泰克尔的职务，还有德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L.弗利格的职务。更主要的是“必须对诺伊曼采取严厉措施，因为他肆无忌惮地反抗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让他离开莫斯科，调往其他国家。”

1932年底，德国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新选出的国会只存在了一个月就被解散。巴本的紧急状态法使罢工浪潮汹涌澎湃。纳粹上台的前景更加明确。

然而此时，德共领导机构中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雷梅尔发言反对拟议中的领导人事变动时，台尔曼从自己的座位上跳了起来，粗暴地大骂自己的对手，盛怒之下挥舞拳头，扬言要痛打他一顿。会议半途而散。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在共产国际领袖们的支持下，台尔曼如愿以偿地打垮了对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把诺伊曼开除出德共政治局的决议，并警告说，如果继续派别活动的话，将对他采取进一步的组织措施。

在搞垮了诺伊曼之后，台尔曼又着手整肃反对派的其他领袖。弗利格被“流放”到莫斯科，达列姆被迫沉默，雷梅尔被无害化。

在10月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从代表的挑选就注定了雷梅尔的失败。代表们在会议上纷纷谴责雷梅尔和他的支持者，并强迫他们忏悔。1932年10月8日，台尔曼在给莫斯科的信中满意地写道：“让他在其声明中达到所需要的深刻程度，很不容易。第二天，雷梅尔分发给几位政治局委员自己讲稿的深刻版本。”[ 同上，第123页。]但台尔曼认为需要继续“修理”雷梅尔。

代表大会之后，雷梅尔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继续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联盟。这是德共的外围组织，并非重大力量，它类似于法西斯的冲锋队。但台尔曼仍不放心。1932年11月13日是，台尔曼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把雷梅尔调离反法西斯斗争联盟。他写道：“雷梅尔不是联盟的首脑，我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恶化与他的关系，但又不能不提出联盟领袖的问题……可以把联盟交给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谢尔，以增强联盟的影响。……雷梅尔在联盟没有太大的影响，选择新领袖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我们预先就这个问题交谈过。乌布利希、弗洛林和我都认为，召回雷梅尔不会导致任何复杂化。”[ 同上。]

台尔曼在这场斗争中彻底地铲除了对手，大获全胜，赢得了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惜的是，他未能长久享受这一胜利的果实，此时距离希特勒上台只剩下两个半月了。纳粹上台后，逃到苏联的反对派领袖诺伊曼、雷梅尔等继续受迫害，几年后被斯大林清洗。台尔曼的最后的疯狂在德共失败后在莫斯科继续。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全会关于雷梅尔“案”的会议由皮克主持。F.里希特在发言中提到德共在法西斯统治的头几个月中的成就是消灭了诺伊曼－雷梅尔集团。处于地下状态，在如此绝望的几个月中，却能取得如此重要的胜利，理当得到共产国际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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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鲜为人知的台尔曼党内斗争的胜利中，读者可以看到台尔曼对他个人在党内地位的威胁比纳粹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威胁更加敏感，也更加重视。在他与反对派斗争中保障他克敌制胜的法宝——向莫斯科的主子打小报告、仗势欺人、搞小动作，这些手段在阶级斗争中是毫不中用的。本来在大敌当前之时，作为党的领袖应该团结全党力量一致对外，他却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而展开了一场内部斗争，借助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打垮了党内较为清醒和理智的同志。

台尔曼还没来得及享受这场胜利的果实，他本人及德共就被纳粹的战车碾得粉碎，真是又可恨又可悲。

应该说，1930－1933年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形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历史早已宣判台尔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只会追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没有能力科学地判断和预见德国形势的发展，更谈不上据此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了。甚至在大难临头之时，他还能为个人权力而集中全力打击自己的党内同志。在这样的领袖的领导之下，德共的覆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虽然在今天，斯大林的光环早已不复存在，他的某些褒奖和诅咒却依然有效，如他对台尔曼的褒奖和他对托洛茨基的诅咒。

由于共产国际和德共拒不接受托洛茨基对德国形势的判断和他所提出的战略战术，反而对他大肆攻击谩骂，他提出的战略战术没有机会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但他对德国形势的判断的科学性及其对形势发展的预见的准确性，均得到历史的证明。他提出的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是有其现实可能性的。因为他始终坚持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反法西斯的联盟，而不是像斯大林和德共主张的那样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联合起来的德共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就能超过纳粹的力量。

即使是在纳粹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选举中，德共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加在一起，也在纳粹之上。托洛茨基认为，决定二者胜负的另一个关键是，纳粹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绝望的党，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希望的党。他对代表革命希望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战胜代表反革命绝望的小资产阶级乌合之众充满信心。虽然德共屡次错过战胜法西斯的良机，最后不战而降，致使托洛茨基期盼的共产党与法西斯的对决没有实现。

看来，伊萨克·多伊彻在其《先知三部曲》中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就是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驱逐出苏联的说法，并非虚妄。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能够指导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走向胜利，而退化的官僚机关的领袖斯大林和台尔曼却使无产阶级不战而降。

同样可以说，这块试金石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应该补充的是，这已是它第二次没有通过战争与危机的考验了。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近来，国内有学者撰文，说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民主革命才是成熟马克思的思想，而列宁的暴力革命思想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因而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布朗基主义者。并把斯大林的暴虐、后来社会主义的失败一古脑推到暴力革命身上。

当年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结果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和德共不一样，但它同样对当时的德国形势没有科学和清醒的判断和预见，更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

法西斯的兴起，本身就是作为魏玛共和国主要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无力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的产物。在布吕宁和巴本政府时期，它虽然已经削弱，但一直是国会第一大党。只是在1932年7月的那次国会大选中输给纳粹，才让出了国会第一大党的交椅。在1929－1933年间，它一直持两害之中择其轻的立场，消极地容忍布吕宁和巴本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更是把老朽的兴登堡抬上总统的宝座，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它同样应该为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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