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业、时空与因缘：从朱锐《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说开去

作者：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

如果业力是人所感召的，那么志业就是因为人的志向和意志所感召的、在时空中升起的各种因缘的组合体。正如刘畅在题为《朱锐给我的生命教育》序中说，自己和朱锐都是同一类“以哲学为志业”（导言第7页，以下未标注导言的即正文，只标注页码）的人，因为这种志意和随之而升起的坚强的意志，一个以哲学为志的人展开他的业缘人生。人的心意升起，就有“意缘”相随，这也是张祥龙为何把海德格尔的“Dasein”译成“缘在”的原因，因为我们的人生旅程都是因意而生，因缘而在时空当中伸展开来。反过来说，时空当中各种因缘的感召和聚合，则来自因为志气而升起的业力，这就是“志业”。因为有以哲学为志业的意，所以朱锐在最后十天的时间里，感召的缘分是讲述他自己对死亡哲学的思考，时过境迁，他的心志生起的业力在无边法界之中，已经激发了无穷无尽的感应和回想。

刘畅在朱锐区分“死（dying）”和“死亡（death）”的基础上，有些有趣的玄思，比如他写道：“狮子啃食捕获的斑马，而不远处，斑马群正在悠闲地吃草。”（导言第14页）他从人与动物对死亡思考的区别，即人会主动地思考死亡，面对死亡，或者说，感同身受地去理解死亡，动物通常不会。但这句评论的另一面，其实应证出人类社群对于同伴并没有比动物世界已经死亡的同伴进步太多，很多“职业人”其实是很难理解“志业人”的那种献身精神和向死而生的气度，正如倒下的斑马的死亡，不能影响斑马群悠闲地吃草，因为吃草是斑马的职业，而倒下的斑马只是不能继续吃草而已，不过是职业生涯的中断，至于倒下的斑马是否曾经有过“志业”，对于以吃草为“职业”谋生的斑马群来说，因为没有关心过，也就好像没有存在过。

一般人的生理性死亡都伴随着社会性死亡，也就是大部分人死后都容易被社会遗忘。但哲学家朱锐以其纯粹的死亡之思，超越了即将到来的生理性死亡可能伴随的社会性死亡，以他的哲思观念，继续改写着身后的历史。朱锐倒下了，但他的旷野呼告还在，犹如苏格拉底之死，感召着斑马群当中少数不甘于仅以埋头吃草为“职业”的斑马，启发它们抬头仰望星空，思考无限时空当中生命的有限，让有限生命中因为“志业”而感召汇聚的因缘，从观念到事业，都凝聚成为不朽的丰碑。“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朱锐不会说他的视角是“上帝视角”，也不说自己有“道的眼光”，但他的视角，显然超越了个体和小我，熔铸了在天地之间行走的全部人生经验。读朱锐的《最后一课》，感悟他面向死亡的“志业”思考，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极致美感，好像在冬日微阳映照的冰封湖面之下，蕴藏着临终的灵魂留给世界的，不死不灭的、一阳来复的生机。这种生机就是天道在人间的实存，也是世界如此生生不息地展开和绽放的秘密，更是应对“死亡恐惧”（15）的终极力量的来源。所以刘畅说：“死亡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无法夺去生命的力量和尊严。”（24）朱锐的生命力量超越肉身以宇宙力量的“意-力”方式，在世间继续存在下去。

以哲人的态度生活，可以活得平易而清澈，“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庸》），接纳一切发生，平静地等待业力的降临和展开。没有什么业力比死亡的降临更加恐怖，可是读着《最后一课》，会理解临终前的哲学家依然可以行走在“林中路”上，继续坦然思考，毫无惧色，笑对缘灭，更不要说人世间其他雨雪风霜。“唯一应当恐惧的正是恐惧本身”（导言第22页，正文第4页），无惧无畏地过好每一天，即使面对催命鬼无休无止的讨债，即使面对排山倒海般汹涌的误解和污蔑，人一样可以像李叔同那样“悲欣交集”，也可以像王阳明那样“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朱锐经常夜里爬野山，习惯于面对“深海般的黑暗”（导言第7页），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无边恐怖的悬崖和深渊，在他却是时时刻刻平静面对的当下。所以他可以搬入一般人以为闹鬼的屋子平静地思考和生活（12）。刘畅写道：“如果说恐惧的力量表现为机巧、油滑、挟制，那么精神的力量指向的就是凝聚、纯净、成形。”（导言第23页）因为求生避死、趋吉避凶的恐惧，很多人活得像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为了占有和控制而无限索取，挟制和逼迫成为动机的日常。但心地光明坦荡的哲学家，无论经历如何的刀光剑影、雨打风吹，都只需要凝聚自己的意识，使之更加纯净，不断塑造成型。

朱锐离开美国，回到中国任教，可能本来希望逃避制度化哲学体制的挟制和逼迫，但是正如庄子所言“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人生难以逃避的枷锁无处不在。朱锐说：“生病前，我很大一部分的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好在生病后，我的睡眠质量好了不少，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像填表、申报，现在我再也不因它们而烦恼了。”（46）与制度的挟制和逼迫相互交织的另一种日常，是有情人可能不得不面对情感的挟制和逼迫，索命的情绪带着趋死的力量，如魔鬼的獠牙，躲藏在生生不息的力量背后，时刻准备跳出来对生命予以致命一击。通常来说，开车不应该恐惧事故发生，驾驶飞机或者乘机飞行，都不应该恐惧坠机发生，但是有些人可能经历过事故之后，就无法摆脱对于事故的恐惧。当肉体的恐惧记忆被唤醒，我们就需要赋予灵魂以平易力量，这是《最后一课》对付死亡恐惧的精神力量所在。

书中谈了很多因为身体引发的、现实的困难，比如说他自己好像寄居蟹一样，身体不受意识支配。他用名画《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来理解死的过程，远处的农舍是她的家，代表死亡的终点，朱锐说自己已经无力到达，“我心向往之，但又很难企及，因为我已无法依靠自己抵达。”（45）好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克里斯蒂娜，只能在麦田中艰难地拖拽自己不听使唤的身躯，身体既是自我存在的基础，是人之为行动主体的根据，但也是有形的枷锁。“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十三章）佛家认为，因为有身体，所以人有身口意诸业，并要承受业报。

沉重的肉身带给我们难以克服的欲望（11），但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在于使得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和分离出来（11），从这个意义上，朱锐的《最后一课》证明他涅槃成为一个哲学家，完成了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事业，既完成了对于肉身痛苦的超越和解脱，包括拖拽自己下沉的情欲和难以解脱的无边业力，更超越了制度化系统的强制和逼迫。生必有意，有意必有业，而业力的厚重如果压过了肉身所能承受的负担，本来沉重的肉身就可能会被压垮。在骨架还没有被压垮之前，我们的五脏六腑先运行不畅，淤堵难通，最后分崩离析，离开骨架，重回天地和大自然之中去。如果哲学家的事业能够帮助大家把灵魂从肉身上分离出来，在肉身分解之前，让灵魂“炼神还虚”，留下一点精神记忆，或许可以成为精神意识曾经来世一遭的证明。

朱锐曾经主动去大家认为闹鬼的房子里住过五年，但没有遇到鬼，他说他因此就放下了对“鬼”的恐惧感。（12-13）“未知死，焉知生”（导言第15页）这是朱锐死亡课程给后人留下的，近乎苏格拉底和孔子般圣人之教的教导。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死亡是一种观念练习，“练习摆脱对死亡的恐惧”（10），这是从生的角度来理解的。面对作为生命终结的死亡，反思和感慨生命的业力，感慨事物的成住坏空，这种从升起、聚合到离散的全部过程，好像一团火总是要起火-燃烧-熄灭，没有其他的过程，生老病死、缘聚缘散，都是火起火灭，可是火不灭，可以超越燃烧的介质，好像朱锐的死亡教导，犹如历代圣人的思索，可以超越时空，引人深思。生命力量的感召，犹如火光的感应，可以跨域生死，超越时空，好像荣格提出的“共时性原理”，虽然阴阳两隔，但阳光底下无新事，同类的情感故事，可以因为业力的感召，跨过时空隔阂而激发类似的因缘。

朱锐关于死亡的思考，其实是对人之为人的终极哲学命题的再理解和再体认。他试图改变亚里士多德“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这样的传统本质主义观念，改从“现象人的角度”来看（31）。他这样解释斯芬克斯之迷：“三条腿走路是个隐喻：你的身体和心理已经慢慢分开，心智非常成熟，但身体不受支配，变成‘寄居蟹’，痛苦且漫长。而这才是真正的死。”（32）书中多次提到自己对身心分开的体认，包括说自己像一张人皮，挂在骨架上，类似《最后的审判》里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殉道者巴多罗买变成一张被活剥的人皮，被另一个人用手提着（48）。他用这样的比喻说明自己的灵魂与身体分离的感受，他说：“我的灵魂是完全自由的。这是一个关于死的极大的悖论：我的心智很成熟，完全健康，但是身体已经彻底失控，人格也不再有同一性。”（48）人格（identity）通常理解为身心的同一性，可是在身心即将分离的情况下，朱锐为什么说自己的人格不再有同一性呢？

如果把“人格”比作一首交响乐，那么当身心统一时，乐团（身体）和乐谱、指挥（心智）完美合作，可以演奏出交响乐（人格）。当身心分离时，如果意识被移植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身体（或非生物载体），其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将发生巨变。这个新的人格很可能与旧人格有本质不同，因为它失去了原身体所提供的感知、情感和存在基础。例如，一个曾经是运动员的人格，在失去身体体验后，其核心部分可能已不存在。可见，身心分离的假设对人格的定义会产生根本性分裂，如果侧重“心理连续性”，人格是那套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转移的信息模式和程序，它的同一性在于逻辑和记忆的连贯。如果侧重“生物连续性”或“具身性”，人格与特定生物体的生命历程不可分割，那么它的同一性在于生命过程的唯一性。移植或上传后的“人格”，只是复制品，而非本尊。在功能主义看来，如果我们把乐谱和指挥指令（心理模式）完整复制到另一个乐团（新身体），演奏出来，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还是那首交响乐”，因为有另一个乐团扮演了演奏这首交响乐的功能。如果从具身认知的视角来看，乐谱本身就是在与原来乐团的乐器、音响、默契的长期互动中创作出来的。换一个完全不同的乐团（比如从西洋管弦乐团换成印尼甘美兰乐团），即使指令相同，奏出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音乐”。因此，人格只属于产生它的那个特定“身体乐团”，无法分离。

可见，朱锐本来应该是认可人格具有“生物连续性”或“具身性”，自己的人格本来同自己身体这样的特定生物体的生命历程是相关的，但到最后时刻，已经没有同一性了，因为正在分开。不具有身体同一性的人格，在生命的尽头正在取得其独立的存在方式。换言之，朱锐的身体离开了我们，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失去同一性的人格并没有随着他的身体离开，而远离这个世界。正如当他说读自己的“灵魂”或者“心智”的时候，应该是认为它们可以独立于身体的。他区分了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与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近的“真正的向死而在”（64），因为后者“是一种身体要离你而去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宇宙的残酷。这种残酷和个体没有关系，你没做错什么事，但身体就是要离你而去，你认为的你实际上只是借用身体而存在的。当身体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将不再存在。”（64）朱锐身体一贯很好，经常爬山、游泳，享受在爬山的过程中思考哲学的孤独和乐趣，他没有做错什么，可是突然身体就开始不听使唤了，甚至罢工了，他不再能像正常人那样使用他自己的身体，开始是不能自由行动，旅行成为奢望，到最后阶段，起身都有困难，不能正常进食，连水果渣都不能吞下去，“我从没想到过会有今天”（59）。但哲学家朱锐并没有因为身体的失控而绝望恐惧。

身体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存在的根据，我们来到世界，是因为我们有身体，父母给我们起名，这个代号伴随着这具躯体走向生命终点。死亡本身是身体的死亡，但死的过程，其实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儒家重视“生”，认为万物生生不息；佛教重视“灭”，认为四大皆空。朱锐临终前对于佛教法身、报身和应身的深入思考理解，是全书非常精彩的部分。他借用月体、月光（月体自身的光芒）、月影（因光之缘而随缘示现的缘生现象）来比喻，并做了很多亲身的解说。他说，“法身作为纯粹普遍性的物种身体，也是生生不息的、不死的身体。……我们无非是自然界中食物链的一环。……个体的‘我’死了，作为普遍的法身却永恒存在。”（62）可见，法身是自然生生不息的气的运行，理解法身也就可以理解庄子“鼓盆而歌”，因为元气不息，大道不死。他说自己在医院亲历了残酷的“报身”世界，也就是看过无数人亲身经历自身业力所报的恐惧之后，他意识到，在生理的病痛折磨面前，一般人平常看重的“应身”世界，不过只是外在的标签，其实一文不值，比如职称的高低、领导对自己好不好，赚的钱够不够花，工作还能不能保住……等等，这一切因缘而生、随缘应现的附属物，可能在世俗社会里面可以决定一个人在金字塔的哪一层，但随缘而来的一切，最后都会随缘而去，这就是“应身”的空虚。人生最大的缘是身体之缘，可以分为身体生存的缘（报身）和身体附属的缘（应身）。在人生最后关头，朱锐体会到，因为身体需要继续健康或不健康地活下去的“生缘”（报身）面前，一切因缘而生的“缘生”物，或因身体而附属的、外在的“身缘”（应身）都已经不再重要。

在对比应身的担忧和恐惧面前，“报身带来的恐惧会直逼生命本身，最终走向对死亡的恐惧。”（61-62）朱锐对比洛维斯・科林特分别画于1911年和1923年的两幅自画像，脑中风之前的画像气宇轩昂，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像在追问“我是谁？”（65）其实，更像在逼问这个世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但是，他生病之后的自画像令人动容，脆弱无助的他“仿佛在做自我解剖——我原来是这样的。”（66）他回归自身，不再征服世界，不再逼问世界，而是放下之前在社会角色当中因缘而起的“应身”，直面自身业报相关的本来“报身”，他的自画像的背景回归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回归身体本来就是大自然一部分的本来面目，褪去了之前试图在阴暗的社会背景当中，建立自己角色（应身）的努力。

法身既是佛法，也是佛性，不死不灭，永恒轮回。朱锐深入讨论荣格在《自我与无意识》中提到的一个有趣例子，荣格认为一个以为“世界是一本可以任他翻阅的图画册”的精神病患者的见识可以与“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理论相媲美”（95），但是“他不但没有掌握这种体验，反而被体验所掌握。……没有上升到理性的绝对原则，并用人们通用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所以艺术家的挑战不仅在于拥有迥异的个人体验，更在于怎样超越这种个人体验，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传达这种原本私人的感受。”（95）朱锐在这里揭示了一切精神创造的原理，既需要一种迥异的个人体验，也更需要有意识和力量去超越这种个人体验，用令人震撼的方式将其传达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一课》是朱锐哲学思想的凤凰涅槃。朱锐希望最后借助他的书，让大家意识到“死（dying）”的过程和“死亡（death）”的区别，“帮大家摆脱对死亡的不必要的恐惧”（38）。他提到基督徒认为死亡的恐惧来自死后地狱的折磨（37-38），有点以古希腊哲学意识对抗希伯来宗教意识的意味。朱锐借鉴了很多庄子对死亡的看法，说明他倾向于理解道家传统。他的这种生死观有点类似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态度，也比较接近大部分传统儒家士大夫对生命的正面态度，反对佛教以地狱和受苦激发信众的恐惧。

朱锐在讲台上留下了不惧死亡的“道成肉身的形象”（导言第16页），那么高大，那么恒久。《最后一课》的封面上写着：“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课堂上，请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他的书启发了很多“同行者、对话者”（导言第17页）他的《最后一课》如他自己所言，“超越了个人的经验，上升到一种普遍的高度——‘真’的高度。”（96）因为真，所以动人。世界之真的根本，是意识的真存在或真意的存在。他借助薛定谔对生命密码存在的推测有助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101），还有NASA同意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让旅行者号回头拍地球照片的请求，犹如俄尔普斯带着妻子欧律狄刻走出冥府，却没有忍住回望一眼，以致永坠深渊无法返回阳间，（102）他说：“在这样辽阔的视角下，追求成为人上人、‘内卷’是没有意义的”（103）因为人有意识，所以可以追求“真”（104），人们应该“理解自己的生命，理解求真的追求，而不是将自己埋没于空洞的、消耗生命的虚幻追求中，生命才真正具有意义”（106）。

死亡作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与花开花谢、云卷云舒没有不同，只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各种条件的缘聚缘散过程的一部分而已。朱锐多次提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者普鲁姆伍德差点被鳄鱼吃掉的惊险经历，意识到人虽然在食物链的顶端，但在鳄鱼眼里，不过是食物而已。（116）他引用恩培多克勒的一首诗，说自己“曾经”是“一条跃出海面的、沉默的鱼”（114），觉得自己“不害怕变成鱼”，被吃掉、捕捞、摆上餐桌，因为这样是一种“感恩、回馈”，如鲸鱼的尸体可以为许多生物提供一年的食物（114）。他还用自己看1993年的电影《天劫余生》说明在极致绝境当中，如果自己的躯体能够成为他人活下去的资源，他可以理解。（115）哲学家朱锐用这种冷静到极致的理性去理解散尽肉身的过程，恰恰传递出他的灵魂不会轻易离开的意味，虽然肉体可以被人吃掉，但灵魂会在肉体的上方看着肉身散尽的过程，因为他思考过，恰如刘畅在序中说：“哲学家致力于观念系统的整顿，通过改造观念，来改造观念所改造的现实”（序24）。朱锐通过他对死亡观念的改造，也改造着他的死亡作关联的现实，而且他似乎还有觉知，他始终看着，好像他引用鄂温克人的风葬来说明他们以“感恩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大自然”，仿佛他对身体的意识还没有走，只是慢慢被风消融进大自然而已。

从食物链的角度，“我们生他者之死，死他者之生”（116），但在精神修炼的角度，伟大的哲人传下的精神都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气度。阳明龙场悟道之前，唯生死一念未能参透，一旦顿悟，则心意接天，超脱生死。朱锐引用庄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来理解生命的大化流行（120），死亡不过是如蛹化蝶的物化。通过《最后一课》，朱锐的意识成功地实现了“物化”的过程，让个体的死亡为“类”的存在做出贡献（119），可谓形散而神聚。他借用孔颖达对“变”与“化”的区分，认为“变”是一个持续的变化过程，而“化”是“不连续的变化”，因为“化”改变了属性，而且消除了主体。（120）在这个意义上，朱锐通过《最后一课》“化”成了灵魂、意识和精神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仍然可以影响世间的“变”和“化”，正如思想和观念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朱锐的《最后一课》作为观念性存在，依然在改“变”和转“化”世间事物的运行。

这种转“化”就是一种战胜了“恐惧与幽暗”的“重生”（125），这就是意念的力量。朱锐说：“每个人都承载着宇宙的奇迹，这不是隐喻，这是事实性的描述；每个人的意识都让宇宙为之闪烁，这不是诗意的语言，而是客观的描绘。”（106）人是意念创生的存在，而且人的意识可以超越肉体而继续在时空中存在，感应相应的因缘而让宇宙持续为之闪烁，这就是意识实化的奇迹。《最后一课》作为意识实化的奇迹，转化了朱锐向死而生的意识，成为实实在在的智慧型教导：对于自身业力当充满敬畏，对他人业力当充满慈悲。这已经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性存在。

在冬日的暖阳中品味《最后一课》，好像沐浴在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温暖中，朱锐说：“个人生命的体验才是最宝贵的。关注自己的意识，关注意识内容的修缮，让自己纯洁地感受世界。”（107）他关注着临终的意识，传达了他最后的生命体验，在死亡即将降临的至阴之境，朱锐转化了最后微弱的阳气，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让读者读来醍醐灌顶，可以让自己浑身上下感到温暖。朱锐似乎遵循了冬至养阳的古训，保养了最后的微阳，通过《最后一课》让他的精神意识得到存养，焕发出改变天地运行的意识能量。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人通天彻地的宇宙意识（104），体悟着死的过程（dying），思考死亡（death）的意义，放下个体意识，超越有限，发四弘誓愿，让每一意念都归于无限的意识状态。朱锐的肉身虽然走了，但精神没有离开，这就是来世一遭需要进行精神修炼的意义所在，灵魂自有其穿越时空的力量，从死后看生前，可以看淡一生的荣辱得失，看破生命长短的区分。所以，既然每时每刻的生机都以死亡为参照系，那么提升当下每时每刻灵魂修炼的质量就是最后的要务：观想当下的意识，让意念以真善美的状态，转化为宇宙意识，绽放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那种美大圣神的光辉。

2025年冬至于京

英文删节版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东西方哲学》2026年首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