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最近，Nature Index报道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研究人员统计了2016—2020年全球近175万篇论文后发现，中国学者使用共同通讯作者的比例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中国约30%的论文拥有多个通讯作者，而全球平均水平不足9%。在医学和药学领域，这种差异更加明显，中国学者使用共同通讯作者的比例甚至接近国际平均水平的9倍。
看到这个结果，相信很多国内科研人员并不会感到意外。毕竟在过去十几年里，共同一作、共同通讯早已成为中文科研圈最常见的署名形式之一。尤其是在医学领域，一篇文章出现两位甚至三位通讯作者并不少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反映了现代科研越来越依赖团队合作的趋势。如今一项研究往往需要临床样本、实验验证、生物信息学分析以及多中心协作共同完成，多个课题负责人共同承担项目管理和学术责任，确实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如果单纯是合作模式变化导致的结果，那么欧美国家应该呈现出相似的趋势，而实际数据却显示，中国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并不在科研本身，而在科研评价体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普遍将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作为评价科研贡献的重要依据。无论是职称晋升、人才项目申报还是绩效奖励，通讯作者身份都意味着更高的认可度和更大的竞争优势。当通讯作者被赋予过多评价价值时，它自然不再只是一个负责与期刊沟通的学术角色，而逐渐演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对于共同完成工作的多个团队而言，与其争夺唯一的通讯作者席位，不如共同署名，这也是共同通讯作者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所分析的数据截至2020年。而恰恰从2020年开始，中国科研评价体系迎来了影响深远的改革。“破四唯”政策出台后，教育部、科技部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陆续弱化SCI论文在人才评价中的权重，强调代表作制度、实际学术贡献和科研诚信建设。同时，越来越多的基金申请和人才评审开始要求明确说明作者贡献，区分独立通讯作者与共同通讯作者，并详细描述各自在研究中的具体职责。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讯作者这一身份本身的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定义——评价的重点开始从“挂了什么位置”，逐渐转向“究竟做了什么工作”。
因此，这项研究更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揭示中国共同通讯作者比例有多高，而在于记录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科研生态。过去，通讯作者往往意味着资源和评价；未来，它更应该意味着责任和贡献。随着科研评价改革的深入推进，如果再统计2025年甚至2030年的数据，中国共同通讯作者比例是否会下降，或许将成为观察我国科研生态变化的一个有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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