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叙事，正从国产剧里退场？

年轻人不再相信北漂叙事。

作者| 冼豆豆

编辑| 晶晶

排版| 苏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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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布初始时间：2026年6月3日

李纯和万茜有一部新剧《欢迎回我的频道》，看剧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个女主角，真的在北京吗？

剧中主角酱紫（李纯 饰）是一个大龄北漂，日子紧巴巴，在镜头前面反复强调自己多不容易。但我盯着那间屋子看了很久，原木色的地板，整面墙的大窗，阳光斜打进来的时候，光影恰到好处，角落里有可爱摆件。墙面平整干净，没有一丝墙皮剥落的痕迹，家具是统一的浅色系，像是某个家居博主刚刚拍完room tour还没撤场。这是二房东装修完准备挂到小红书上的“ins风精装单间”，月租标价后面跟着四个零的那种。

我无意苛责该剧的美术指导。但问题在于，整部剧的叙事都建立在“北漂的苦难”之上，而画面却对此持续提供反向证据时，观感就相当割裂。女主角在说一件她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事。她在扮演一个叫做“北漂”的角色，台词和布景背道而驰。

这让人想起很多年前的热门北漂剧集。

《奋斗》是2007年的剧。以现在的眼光看，它当然有很多问题，那股子“全北京都是我的游乐场”的直男自恋观感，现在回头看是有点可笑的。但有些戏份我记得很清楚，文章演的向南，跟杨晓芸想结婚，丈母娘嫌弃他没有房子，两人连婚房都是跟朋友借钱租的。这种窘迫才是北京青年的真实状况。

向南婚后也没有飞黄腾达，他们经常为了一点生活琐碎吵得不可开交。这些细节不宏大，不悲壮，甚至有些鸡毛蒜皮，但它是对的。普通人在北京，困境就是这样具体，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苦难，是一千件小事叠加起来的磨损感，足以一点一点磨平北漂年轻人的棱角。

《裸婚时代》是2011年。姚笛演的童佳倩，跟文章演的刘易阳结婚，两家人凑不出首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后来童佳倩为了顾全大局，住到了刘易阳拥挤的原生家庭里。

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不算北漂，但却依然面临着北漂常有的困境：没钱，买不起房，因为经济压力产生了一连串婆媳矛盾、家庭纷争。

有几场戏，童佳倩怀孕了依然爱打扮，却被婆家没收了化妆品高跟鞋。下班回家，两夫妻为了钱的事又吵起来。那种被现实逼到墙角的憋屈感，经历过的人看了一定会被刺痛。“长安居，大不易”。

房子是北漂的隐喻，它是具体的、有重量的，一平方米的地砖就能压得一个青壮年直不起腰，让两夫妻感情破裂。

到了2018年的《北京女子图鉴》，戚薇饰演的陈可，从合租隔断间，一点点往上走。剧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它至少呈现了一个人在北京会经历的真实狼狈，在KTV陪客户喝到吐，拖着行李箱在街头大哭，被房东临时加租逼着搬家。她的衣服在升级，包包在变贵，但那种往上爬的吃力和慌张是贯穿始终的。你知道这个人真的在北京。

现在回看这些剧，会发现一个共通点，它们都敢于让主角真的“难看”。住得难看，穿得难看，活得难看。它们不害怕展示主角在物质上的窘迫，这份窘迫本身就构成了戏剧张力，年轻人在北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北京爱情故事》的石小猛可能是国产剧北漂叙事里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张译演的这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留京打拼，在广告公司上班。他有才华，很努力，但不管怎么努力，都够不到北京富二代一伸手就能拿到的东西。他的黑化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剧情处理得有些粗暴，但这个角色的愤怒是真实的。

互联网曾经流传过一个金句，“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它所指向的出身差异，就是石小猛本人的经历，也是那个时代北漂叙事的核心。不管主角成功了还是被吞噬了，北漂青年的路一直很窄、很陡。

然后我们来看2025年的北漂剧，主角在做什么？做自媒体、做直播，拍短视频。

《欢迎回我的频道》如此，其他几部近年的都市北漂剧也大差不差。主角们的工作高度统一，都坐在手机支架前面，对着镜头说话。他们的困境被巧妙替换成了——流量降了怎么办、涨粉慢了怎么办、选题枯竭了怎么办、被网暴了怎么办。不是说这些困境不成立，但它们跟“北漂”有必然关系吗？做自媒体博主，在大理可以拍，在成都可以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拍，为什么非要在北京？

这才是我觉得最吊诡的地方。主创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逻辑漏洞，自媒体是少有的、可以完全不依赖北上广深而存在的职业。你要做金融，北京上海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要做IT，至少也得在深圳杭州等大城市。

但你要拍短视频，要直播带货，则完全可以逃离北上广这些房价高昂的城市。甚至可以去鹤岗，那边的房子几万块一套，不需要租房。

一个真正想做独立自媒体的外地人，最优解就是离开北京，降低生存成本，而不是跑到北京来租大几千块的隔断间，然后对着镜头跟观众抱怨房租太贵、物价太高。

编剧把北漂和自媒体强行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暴露的不是北漂的现状，而是他们自己对北漂的想象已经枯竭。

这种想象力的贫乏，首先是创作层面的懒惰。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我觉得不止是懒惰的问题。

那些年的北漂剧之所以敢拍真实的狼狈，是因为“在北京奋斗”这件事本身是成立的。

石小猛的愤怒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那条路虽然窄，但它指向一个有可能的终点。童佳倩和刘易阳的窘迫之所以让人揪心，是因为观众和角色一样，相信咬牙挺过去就会好起来。那种“痛苦但相信”的状态，是从前北漂叙事的底色。

但现在呢？

很多在北京漂了好多年的人，从刚毕业漂到被失业，陆续离开了。离开的原因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够优秀，而是算了算账发现不对劲。

一个985毕业的年轻人，在北京拿一万五的月薪，听起来不错。扣掉四千的房租，两千多的通勤和吃饭，再追求一点业余爱好和社交，基本月光了。

而在老家县城考个编，工资虽然只有三五千，但吃住在家，一年下来反而能存下钱。

这不是个别现象，这是过去十年里被反复验证的一个简单算术题，对大多数普通年轻人来说，北漂的性价比已经低到离谱。

越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北漂追梦发大财”这个叙事本身就是一个概率极低的游戏，“北漂”这两个字所承载的光环也就不存在了。它不再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损耗的故事。那些透支身体换来的工资，最后大概率变成房东的房贷和医院的就诊卡。

这种集体认知的变化，必然反过来影响创作。观众不再想看真实的北漂之苦，因为他们自己就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过。打开电视还要再看一遍自己受过的罪，这不是娱乐，是上刑。

市场需要的是安慰，是治愈，是被生活锤了一天后能舒一口气的东西。于是一种新的北漂叙事应运而生，阳光明亮的房间，不用打卡的弹性工作，坐在手机前对着镜头说说自己的焦虑，然后收获粉丝的打赏和安慰。

这种叙事不刺痛任何人。它用一种柔软的、梦幻的方式，把真实的北漂生活所包含的褶皱都熨平了。女主角说她很苦，但她的房间很好看，妆容很精致，连焦虑都带着一种可以被镜头美化的体面。

说到底，这不只是北漂叙事本身的降级。这是“北漂”作为一种时代现象，正在从国产剧里退场。它不再能承载关于奋斗、梦想、阶级跃迁的宏大命题，只能缩进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里，成为一个安全的、精致的、不痛不痒的背景板。

石小猛的故事已经没人写了。现在的编剧更愿意写一个女生坐在好看的房间里，对着镜头，讲一些关于“勇敢做自己”的道理。她不需要真的面对什么，她只需要看起来像是在面对什么，她也不用真的在北漂。

真正的北漂们，面对北京动辄吹倒一切的大风，早就“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四味毒叔」

出品人|总编辑: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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