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文化研究学派概述
文化研究学派起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代表人物包括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等。主要观点包括：大众媒介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提出“编码”和“释码”概念分析大众传播过程，受众的“释码”分为“同向释码”“逆向释码”和“妥协式释码”三种形态；认为“编码”和“释码”过程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居从属地位的各种亚文化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研究方法主要是文本内容分析。
文化研究学派的三次转向
纵观文化研究的理论图谱，可知其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向”
①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
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经典范式：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文化主义范式通过不同的方式——诸如威廉斯将“文化”与生活方式融聚在一起，而汤普森则围绕“经验”这一概念，将意识与存在条件这两个因素融合在一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脉络，被结构主义打断了。如果说文化主义是对历史性的强调，那么结构主义则是对共时性的强调。但这两种范式“既在分歧中也在共通点上”探讨一个重要的命题：什么必须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就如霍尔所言：“它们不断将我们带回由具有紧密耦合性但并不互相排斥的文化/意识形态概念所标示的领域。”
②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被引入英国文化研究中，引发了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产生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文化研究的路径尝试借助葛兰西确立的一些术语，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者中汲取最好的因素以推进自己的思考。“葛兰西转向”主要引发了两方面的重新思考：一是引发了对大众文化的政治的重新思考；二是引发了对大众文化概念本身的重新思考。而且，文化研究中的霸权理论，已不仅仅局限于从阶级角度阐释权力关系，它已经进一步扩展，将性别、种族、意义以及快感等纳入了考察范围。
③后现代与文化研究的转向
随着“后现代”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在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倾向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诸种观点。如若追溯文化研究后现代转向的理论来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詹姆逊和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乃是文化研究自身在后现代理论挑战下如何应对，或者说文化研究在这种挑战下如何重构自己的规划。显然，文化研究者借用了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以及“去中心化”的策略，反思并瓦解了左派政治僵化的传统观念，同时将“主观维度”及对个体的关注纳入政治话语之中，从而构建了一个能够回应现实变革和重新动员政治主体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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