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评虚假政绩：“硬着头皮，无非是保持它的荣誉”

文/徐元宫 周俊余

1981年6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不仅反对居功自傲、以战功和业绩作为追求享乐的资本而背弃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政绩观，还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政绩观深恶痛绝。1953年8月16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转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关于处理某些国营厂矿企业隐瞒错误、谎报生产成绩的报告》的电报，电文指出：“报告中所揭发的问题，其性质是极为恶劣的，必须引起各级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团组织的严重注意，教育群众与这类现象作不断的斗争。”

1959年2月，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浮夸现象，邓小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竞赛中有作假的，也有言过其实的浮夸现象。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此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这一段提出的数字，主观片面性很大，各部门都有”；“粮食问题原因何在？肯定有相当大的虚报”。

邓小平切中肯綮地指出，实际上弄虚作假的“不是工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普通党员的问题”，“主要是干部，包括省的也包括中央部门的干部”。1960年6月10日。在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讲话时，邓小平以解剖麻雀的方法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弄虚作假政绩观的原因和目的：“江苏有个县明明缺粮，省委答应调粮，可县委硬说不缺粮。硬着头皮，无非是保持它的荣誉。不只是县委，有一部分地委，是不是省里也有若干干部有这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要坏事的，有这种心理状态就不可能实事求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头上的荣誉、光环、职位、私利作祟，一些干部对于自身所犯的错误想方设法、处心积虑地加以掩盖，甚至对揭发其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肆意打击报复。对于这一恶劣行径，邓小平责令严肃处理。1951年8月31日，邓小平收悉《新华日报》编辑部来信反映重庆市第三区政府专门派干部到编辑部，追查投信《新华日报》反映实际情况的小学教师家庭住址，而且态度不好，对反映的问题不严肃对待等问题。邓小平将来信批转给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张霖之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兼重庆市市长曹荻秋：“新华日报编辑部的信转你们一阅。如果情况属实，则市三区政府的作风是极端恶劣的，不能容忍的。”“建议市政府或市委直接干预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并追究责任，做出结论，以教育党员和干部”，同时要求“必要时应在报纸上公布这件事”。对于贪污事件可能牵涉到的“一些有功劳的、流过汗或流过血的人”，邓小平明确指示，“无论如何，原谅他们是不对的”。各个支部和各级领导必须坚持斗争，不能马虎，“领导同志要重视群众反映的一切材料，即使情况有些出入也要重视”，“要尽力打破群众思想顾虑，认真为群众撑腰”。

在拨乱反正之际的1977年，针对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仍然存在的虚假政绩以及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现象，邓小平指示必须严肃查处。1977年10月1日，在看到反映湖北天门县谎报棉花产量的《情况报告》后，邓小平作出如下批示：“听说河北邯郸专区魏县由于县委虚报粮食产量，农民分的粮食很少，县委采取压制手段，也请永贵同志派人查查。”同月26日，在反映魏县虚报产量、浮夸风严重一事的材料上，邓小平批示道：“这是我听到传说后，要来的一个书面材料。建议中办查查这个县的情况。浮夸风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又听说省委曾派检查组去魏县，为县委所欺骗，不知是否属实。”当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农业部报送的《关于河北魏县一九七六年虚报粮食产量的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估计这类事情，全国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建议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报到县，引起警惕。”1978年12月21日，对《来访摘报》刊登的山西省榆社县林业局一位干部反映该县县委领导人弄虚作假、骗取“大寨县”称号等问题，邓小平作出批示：“一个时期以来，告山西状的事不少，值得省委重视。对报告的人，不管对否，都要保护，这点非常重要。”他要求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王谦“带回山西省委调查处理”。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各种场合疾呼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过去打仗，宁可少报战功也不多报，谎报战功要杀头。你看这简单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老老实实，不能弄虚作假，自己欺骗自己”；今后配备领导班子，“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

邓小平是一个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他从不回避、从不讳言缺点和错误，更不回避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1951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作报告时，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人人都有缺点，不过程度各有不同。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些缺点，就可以不断前进。邓小平本人堪称我们党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错误的典范。1948年3月8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对挺进大别山之后发生的“左”的错误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纠正错误的有关政策和策略。当月14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对邓小平的这份电文给予了极高评价：“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的可能。要求你们做综合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和政策的规定，策略和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向我们作报告。”与此同时，毛泽东电复邓小平，称赞来电“非常之好”，并“希望你联系各部，将你说的那些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在从西南调入中央工作之后，邓小平在1954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再一次严以律己地作了自我解剖：“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

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倡导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在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邓小平更是身体力行地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不回避自己的不足以及所犯过的错误。他认为，“老人有老人的长处，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活力不够了。老实说，老同志知识面也不够广，科学的东西我就懂得很少”。“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事物在发展变化，问题的性质也都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他强调指出：“不要一说就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了，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也可能有不对的，我讲的也可能有不对的嘛。”只有承认错误，才能改正错误，邓小平光明磊落、勇于担当：“最近，东北反映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

邓小平高瞻远瞩，胸襟坦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于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有些人讲了一些过头话等情况，他豁达地表示：“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一向没有介意，说些违心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些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里。”他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放在了坚定不移地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践上。　

邓小平不仅反对居功自傲、以战功和业绩作为追求享乐的资本而背弃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政绩观，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政绩观深恶痛绝，而且严厉鞭挞只满足于“数目字”的完成而无视实际效果、只从本人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出发而无视全局效果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政绩观。

1951年9月12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批转中共川南区委关于《全区财经会议综合报告》的电报。电报针对“财经工作干部普遍存在单纯任务观点，并因任务数字的完成而滋长着骄傲自满、轻视统一领导的情绪”，及时提出警示：“川南的情形据我们了解各地都有，故请各地党委注意财政经济政策的领导。”

1953年5月25日，针对农业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错误，邓小平提出严厉批评：多年以来，“我们不少同志往往只满足于数目字的完成，而忽视了对于农业税政策方面的检查，以致发生了许多违反政策、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这种情况，不但已经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大大地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滋长了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和强迫命令的脱离群众的恶劣思想和恶劣作风，使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不小的损害”。邓小平亲笔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稿，有针对性地加写明确指示：“彻底地迅速地纠正我们在农业税征收工作中的错误，改善我们与农民的关系，是各级党委在一九五三年征收农业税工作中必须完成的任务。”同时要求“本指示及中央财政部的报告应在党刊上登载”。该修改稿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对该件作出批示：用电报发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各级党委。

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求各个地区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要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去追赶其他地区。1951年4月，针对云南当时面临的各种任务以及各方面的实际情形，邓小平指示：“云南处于国防线上，土改要尽可能加快，现在加上一个整党，因此，工作步骤要稳当一点，不能看到其他地方已经完成而勉强去追”，“不要比，要从云南实际情况出发”。

1956年9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再一次批评了仅仅满足于表面政绩而无视实际效果的政绩观：“他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们往往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过实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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