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德斯蒙德莫里斯《艺术中的肢体语言》：身体的屈服，灵魂的跪拜

德斯蒙德·莫里斯

德斯蒙德·莫里斯是英国动物学家，主要代表作《裸猿》。

《艺术中的肢体语言》

《艺术中的肢体语言》这本书中涉及了大量的绘画、雕塑、手抄本插图和宗教圣像等艺术创作，和从人体和身体以及各种肢体语言来解读人性。其实这本书表面上说的是各种肢体语言所代表的含义，但他不是什么所谓的读心术，通过一些肢体语言能读懂我们内心的想法，看穿人，其实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人性和人的内心是复杂的，虽然一些语言和肢体语言能反映出一些人内心的想法，甚至肢体语言还不会撒谎，但远不是我们认为的就能通过这些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甚至是人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我首要认为的。

所以只能理解这层含义，才能真正读懂莫里斯这本书的真正内容，他不是再教你所谓的读心术，而是在研究人性和文化。因此，虽然书中有很多类目，问候、祝福、低位、侮辱、威胁、苦恼、自我保护、放松等等，但我感兴趣的还是问候中的下跪和跪拜。

身体的屈服，灵魂的跪拜

莫里斯在“问候”一节里梳理了下跪的礼制渊源。他将之与屈膝礼做了精准区分：屈膝礼只是双膝弯曲、右腿仿佛要跪到地上的“半跪”姿势，象征性的谦恭；而单膝跪地，则实打实地“完成了下跪的动作”，更明确地表现了从属关系。

在西方，单膝下跪通常有两层含义——求爱，或者英国骑士授勋的仪式。即便如此，白金汉宫仍要事先询问“能否下跪”，以避免发生尴尬事件。这种谨慎本身就耐人寻味。一个连走形式都要反复确认的礼仪，背后一定是千年的神经反射。

相比之下，《圣经》里亚比筛在大卫面前欲跪又止的“犹豫”，丹麦画家亨德里克·丹克茨描绘约翰·罗斯向查理二世敬献菠菜的“愉悦场景”，都展示了下跪在西方文化中相对克制、相对仪式化的一面。它是礼节，是身份表演，但不是生活的全部。真正让下跪成为“奴役文化”标本的，是东方。

莫里斯笔下东方世界的跪拜，带着一层冷静的学术距离。他提到穆斯林礼拜时的“五次投地”——梵文意“像一根棍子一样趴在地上”：双臀伸向神明，俯卧于地，膝盖、大腿、脚、手、胸部、头、眼睛七处必须接触地面。这是“完全屈服的象征，提醒跪拜者尊重神明、保持谦逊”。

在古代中国，跪拜则被纳入了一整套精密的政治技术。“三跪九叩”——跪三次，每跪叩三次头——是臣僚朝见皇帝时必须严格执行的礼节。莫里斯在书中清楚指出：“根据场合的庄严程度，跪拜可分为不同几种。”

日本神道教的“土下座”则更为极端：先以正坐姿势直接跪到地上，然后弯腰低头，头部低到与地板接触。这种姿势不仅用于宗教仪式，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表示对家庭长辈、重要客人、武士的尊重，“当然还包括对天皇最大程度的尊重和服从”。

在莫里斯的分类里，这些都是“最夸张的跪拜姿势”——“整个身体都放平，趴到地面上”。他在书里描述了一块公元前825年的黑色方尖碑，上面刻着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击败五王的画面：“装饰了五块独立浮雕，刻画了统治者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打败另外五位国王的故事，其中包含以色列王耶户在内。耶户在撒缦以色三世面前跪拜，同时进贡金、银和锡等贵品。”

他接着提到了一个更古老的典故——公元前490年希波战争后，希腊士兵斐迪皮德斯跑回雅典报捷后衰竭而亡。这个故事被画家吕克-奥利维尔·默森画成《马拉松士兵》。但莫里斯淡淡补了一句：“事实是，斐迪皮德斯的距离更远……这一流传百年的事迹是虚构的。”

读到这里，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另一类画面——古代中国史书里，那些长跪在丹墀之下、口中喊着“万岁”的臣子；那些被押往刑场时仍须跪受圣旨的囚徒；那些用膝盖丈量权力距离的、卑微的身体。

莫里斯用动物学家的眼睛检视人类行为时，无意中完成了一场关于“国民性”的考古。他笔下下跪的演变史，几乎可以平行读作一部专制社会的身体驯化史。

第一阶段：神化。跪的对象从凡人转移到神祇——“五次投地”的梵文本意是对神明的彻底屈从。这是权力合法性的最初来源：神授。东方专制君主一旦将自身与神性绑定，臣子的跪便不仅是政治仪式，更是宇宙秩序的复现。

第二阶段：制度化。中国“三跪九叩”的诞生，是这种神化被官僚系统吸收的标志。跪不再是个人的虔诚表达，而是身份的法定刻度。从皇帝到官员，从官员到百姓，跪的角度、次数、节奏都被精心设计——一个动作即一段社会关系，一段社会关系即一处权力的毛细血管。

第三阶段：日常渗透。日本“土下座”在宗教之外用于家庭和武士之间，说明这种姿态已经深入社会肌理。当天皇被奉为“现人神”，对天皇的跪就完成了从"对神的礼敬"到"对人的崇拜"的转身。莫里斯没有展开，但他的描述恰好对应了日本近代"万世一系"的天皇神话——一个需要全民长期跪拜的政治发明。

也就是我常说的，长期生活在专制高压下的民众，身体的每一次下跪都在强化一种心理定势：上面有一个不容挑战的权威，下面有一个必须顺从的自己。当这种姿势被千百万次重复，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它就从外在的礼仪规训，内化为骨子里的奴性意识。正如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所刻画的，那个向聪明人诉苦的奴才，他需要的不是改变，而是安慰；他恐惧的不是被压迫，而是连做奴隶的资格都失去。

鲁迅曾痛心于国民的奴性，但他也知道，奴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上千年的专制铁屋子锻造出来的。当一个人从幼年就被训练下跪，当他的膝盖、额头、手掌无数次接触冰冷的地面，当每一次跪下都被奖励以“安全”和“归属”，他的灵魂不可能直立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