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会场内,周恩来握住了陈望道的手,郑重地说出这样一句话:“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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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看似平常,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分量。它不仅仅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对一位学者的谦逊致敬,更是一个政党、一代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者的集体礼赞。
周恩来所说的“教育”,并非课堂上的言传身教,而是一部著作对整整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塑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启蒙力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周恩来正在天津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次年,他在领导请愿活动中被捕入狱。在狱中的半年时间里,周恩来五次为狱友演讲,内容都与马克思学说中的经典观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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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正是在这段困厄的岁月里,他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然而,真正让这部著作走进他生命深处的,是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问世。
周恩来后来毫不掩饰对这部译本的感激:“我最早读到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个译本虽然有些缺点,但基本原理大体是正确的。”即便到了长征结束,他在陕北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依然念念不忘:“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
1920年底,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他后来回忆说:“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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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给国内觉悟社好友的信中坚定地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从此,《共产党宣言》成为周恩来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的“贴身伙伴”。长征途中,他将这部著作放在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创造性地将《共产党宣言》送给宗教界等各界人士阅读。
延安整风期间,他再次认真阅读校正版,工整地在封面签下姓名和阅读时间。这些看似细微的举动,折射出的是一位共产党人对信仰之源的无限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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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当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周恩来对陈望道的那句话绝非客套,而是发自肺腑的致敬。文代会是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首次盛会,汇聚了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各路文化精英。
周恩来在此时向陈望道说出“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承认了陈望道作为《共产党宣言》首译者的历史功勋,更宣告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正当性。
而这段历史佳话并未止步于文代会。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已身患重病,他依然殷切地对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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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周恩来再次见到陈望道,详细询问翻译的底本问题,当得知是依据日文和英文版本时,他还用英语与陈望道探讨翻译上的细节问题,对一本五十多年前出版的书籍如此魂牵梦萦,这已不仅仅是怀旧,而是对信仰源头的深情回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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