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第十七章 忍耐有韧性

《中国人的性格》是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明恩溥）基于1872年赴华传教期间的社会观察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于19世纪末问世，。作者在华生活逾五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视角与传教士立场，记录了晚清民众的性格特征与文化形态。

全书以27个主题章节剖析中国人行为模式，包含“保全面子”“省吃俭用”等生活哲学，以及“漠视精确”“因循守旧”等社会现象。通过对比西方工业文明，着重探讨东方特有的生存韧性，如环境适应力与疼痛耐受性。书中案例多源自山东乡村生活经历，涉及衣食住行、孝悌观念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宗教立场存在视角争议。该著作开创西方研究中国国民性先河，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互鉴的重要文本。

第十七章 忍耐有韧性

“忍耐”这个词，包括着三层迥乎其异的含义。首先，它表示一种能长期不抱怨、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的行为或者品质；其次，它表示一种平静地承担任何苦难、坦然自若的耐力或行为；最后，它还可以作为“坚韧”的同义词。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所涉及的诸种品质，作为中国人的性格而言，对他们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对待中国人某一种特殊性格做出考察，我们不能将它们分隔开来独立地看待，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在对忍耐有韧性做出考察时，尤其是这样。

中国人的这两种性格，与他们“神经麻木”、“漠视时间”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与最能直接体现中国人忍与韧的“勤劳刻苦”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上有关章节中所说的内容本来已足以表明忍与韧是中国人特性中的主要美德之一，但由于只是附带提到，难免不连贯，而应当以更为全面的叙述加以增补。

在中国这一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生活的水平之低，是名副其实的“活着”。为了活着，就必须有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每个人都得竭尽全力为自己获得这些生活资料。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赤贫和为活着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这本身并不会使任何人勤劳刻苦。但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被赋予了勤劳刻苦的天性，那么，贫穷和为活着而努力就会使这种天性得到最为高效的发展。同样，也会让中国人充分发挥“节俭”这一重要的性格，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一样。

这样的条件，同时还会发展出人们忍耐与坚韧的品格。猎人和渔夫都懂得，他们的生计就取决于他们行动的隐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时机的耐心。只要他们是猎人与渔夫，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民族，他们总是行动隐秘，小心谨慎而富有耐心。中国人世代以来，一直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谋生，因此，他们能把最文明民族的积极勤劳与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心甘情愿为很少的报酬干很长时间的活，因为报酬再微薄总比没有要好。祖祖辈辈的经验告诉他们，欲使得勤劳刻苦成为更多的机会的阶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我们西方人则以为，机会是勤劳刻苦的自然结果。所谓“自然而然的”结果，也就是说，具备相应的条件后，结果随之就会出现。不用观察便可以断言，在每平方英里五百人的人口密度下生存，这样的条件并不适合于证实所谓“勤劳与节俭是幸运儿的双手”这样的格言。中国人只是满足于为了微薄的薪酬而干活，而这种满足正体现出他们忍耐的美德。

据已故的格兰特将军说，当他完成了环球旅行回来时，有人问他，他所见到的诸多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一件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所看到的事情中最奇怪的事，是一个中国小商贩凭着自己强劲的竞争力挤走了一个犹太人。这一场景真的意义重大。犹太民族的品质至今已广为人熟知，他们的品质已经促成他们的巨大成就，令人惊叹，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很少的一部分。而中国人就不同了，他们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些被中国人挤走的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相比，肯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那个成功的中国人，与其他数百万的中国人相比肯定也无本质的差别。因此，即使换上另外一个竞争者，除了竞争者的身份不同外，竞争的结果也许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的忍耐素质是世界一流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促动着一位中国学生年复一年地埋头参加考试，直到九十岁才如愿中举，否则他死不瞑目。这种非同寻常的坚韧既不能说单纯为了报酬，而且也不可能有报酬，也无法用可以获得其他什么东西来解释，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超凡的韧性。这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天然的禀赋，类似于鹿的敏捷奔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就算是在商店门口最不起眼的一个乞丐，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类似的品性。他不受欢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韧性不变，非要讨到一个铜钱不可。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阿拉伯人，他的头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发现服装中这一重要东西丢失了，没有立即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处。别的人对他这种奇怪的行为感到纳闷，因而问他，为什么不去抓小偷，他给了一个镇定的、且极具东方特色的回答：“他最终肯定会来这里的！”人们有时会联想到，这种将消极等待予以夸张的故事所反映的情况，不仅只存在于中国人的个人行为里，而且还存在于政府行为里。康熙皇帝的统治从1662年直至延续到了1723年，这段时间之长、成就之辉煌的统治期，使他成为亚洲最受赞美的君王。

然而，正是在这个最伟大的中国皇帝的在位时期，一个被称为“国姓爷”的前明将领，在明朝灭亡之后做起了海盗，竟敢在广东、福建两省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反攻，居然连政府的战船也根本对付不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命令沿海所有军民朝内地后退三十里，约合九英里。这样一来坚壁清野，那位旧王朝的维护者就无法再进犯了。这个颇为古怪的圣旨下达后，大体上得到了执行，并居然大获成功。“国姓爷”后撤了，他的反清复明计划严重受挫，转而进攻台湾，把荷兰人赶了出去，他最后被满清政府追封为“海澄公”。这也意味着，他在得到招安的同时也被消灭了。每个读到这段难得史料的外国人都会赞同《中国总论》作者的这个评述：即一个政府既然有足够的能力迫使如此之多的沿海军民撤离他们的城市与农村，不惜一切代价地退到内地，那么，它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装备一支舰队，去终结那些针对留下的家园进行肆意侵扰的敌人。

在我们看来，有关中国政府能忍耐的另一个例子也非常值得注意，它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心目中至今仍记忆犹新。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受政府之命，从巴里坤和哈密出兵，去平息回民起义。这次风波刚开始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却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很快遍及了整个中国的西部，还波及到了中亚。左宗棠兵临新疆，他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得几乎无法克服。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刊纷纷刊发文章，既嘲笑左宗棠的贸然用兵，也嘲笑清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昏庸无能，居然通过贷款筹集资金支付大量军费。然而，在抵达叛乱地区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左宗棠前往平息暴乱的军队，就已进军到天山两侧，并给拦在他们前面的叛乱分子以沉重打击。他们每到一地，若遇粮草供应不足，大军就会转而屯田、开垦土地，自己种粮，以备他们将来需要用的粮食。正是这样，一边进军一边种地，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任务，其功绩被看做是“现代国家中最卓著的”战役之一。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坚忍不拔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表现为，毫无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忍受。据说，检验一个人真实的品性，正确的方法是研究他处于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之中所表现的行为。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就“温暖他，擦干他，让他吃饱，使他成为天使”。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流露出这样一种说法：遇到一个被剥夺了晚餐的英国人，就像遇到一头失去幼崽的母熊一样危险，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针对大不列颠岛的居民，对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适用的。要想说明其中的原因并不难。可见，我们这些引以自豪的文明人，自始至终还处在我们肚子的奴役中。

然而，笔者有一次曾经看到，大约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去参加一次宴会，其中大多数人是从几英里外赶来的，结果到场之后却碰到了一桩倒霉事。宴会原定于十点钟开始入席就餐，他们当中许多人为此连早饭都没有吃，但是情况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变化，宴会并未能按时开始。后来，又来了一些人，于是先来的人只好站在一边，为后来的人充当侍者角色。后来者津津有味地吃着，那种从从容容的样子，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比起我们来要高明得多。先来的人没吃东西耐心地等待着，等了很久，终于快要吃上饭了。然而就在这时候，又像先前一样，出乎意料地来了好一些人，情况更令人恼火，看来又得等。

那么，这一百五十位如同遭受虐待的人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是不列颠群岛的居民，甚至是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公民，那么，我们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都会带着不满的脸色，直到下午三点钟终于可以坐下吃饭，并且还大声咒骂他所在的整个环境，说自己倒霉运了。他们还肯定会采取严厉抗议办法，要“写一封带有五个‘先生们’联合签名的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但是，这一百五十位中国人却完全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仅没脾气，而且一整天都笑眯眯的，非常诚恳、彬彬有礼地服从于主人，似乎无论让他们等待多久都不介意，早吃晚吃确实都是一样的！有哪位读者可曾知道，是否有一种西方文明能经得起如此意外而又沉重的考验呢？

中国人的神经与我们的大相径庭，但这不能证明，已经表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都是甘愿忍受痛苦而不抱怨的斯多葛学派的人。中国人能忍受痛苦，靠的不仅仅是毅力，还有耐心，而后者往往更难以做到。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再为治眼这件事而操心了。当医生告诉他无能为力时，这个人回答说：“这样的话，我也就可以心安了。”他的这一态度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我们应该承受之痛苦”的品格。

我们已经意识到，焦虑是现代生活的祸根，它就像是刀刃上的锈迹，侵蚀刀刃于无形。而中国人却具有不着急的天性，这对于完全有理由着急的整个民族来说，的确是桩好事。中国人很少有几个足以引起深刻焦虑的现实缘由，地大物博的国家遭受着周期性的干旱、水灾，以及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因某种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困扰着成千上万的人，但结果却完全可能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之外。

我们曾多次问一个中国人，如果他被夺走了土地和房产，妻子也离之远走，在这种情况下，他以后会怎样，他总是回答：“那就再也没有太平日子可以过了！”其他的种种回答还有：“那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迟，但肯定麻烦不少。”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无限地忍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中国人那超乎寻常的忍耐力，给外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来时的从容。不幸的是，所有那些灾难，发生在外国人所最熟悉的那些中国省份，很少能幸免于难的，水灾、旱灾和饥荒随之而来。1877至1878年间的那次波及多省大饥荒，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这些布满恐怖景象的往事令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当时，由于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的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难以想象的灾难。几个省份最为富饶的地区都遭受到了破坏，肥沃的土壤被厚达一英尺的沙粒所掩埋，变成了一片黄沙地。数以千计的村庄消失了，死里逃生的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陷于绝望。大批的人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突然家破人亡、陷于绝望。大批的民众突然由于天灾人祸而家破人亡，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是好对付的。自我保存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因此，那些无缘无故被迫陷入饥饿的人，联合起来迫使有粮食的人拿出粮食分给饥饿的人们，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的确，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的地方，有按某种方式发放救济。但同样的事实是，此类的救济相当有限，持续的时间又短，并且不向灾民，即使是重灾民提供任何药品。对于遭受大灾的那些灾民往后的生活，政府能考虑的事务非常有限。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的生活条件的重新开始，政府则一概不管。人民的全部希望只要求政府能减免赋税，还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

在西方国家，“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人所共知的。但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里四处流浪，而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某种方式的援助。当然，有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灾民们的要求，但他在压力之下总能为民众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开个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但是如果他不能“安抚”民众，他就应该下台，让其他有能力的官员取代他的位子。但是，我们曾反复恳切地询问大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举动呢？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样子的：“不敢。”我们对这种说法花费口舌劝告，硬要说，一个人与其白白等着饿死，还不如聚集起来造反被杀死——就算是不正义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好得多，那么，我们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敢采取这种做法，大概有两个原因：他们是一个最讲实际的民族，依靠某种本能，感觉到这样的计划是徒劳的，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实施那种进一步必不可少的联合。然而，我们必须相信，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耐下去。正是因为忍耐，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令人心痛的情景：充足的粮食近在咫尺，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无声无息地在饥饿中倒下。中国人对这种奇怪的事情已是习以为常，这使得他们对生命无动于衷，就像身经百战的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

那些遭受这些苦难的人们终生无法逃脱其阴影，注定要一辈子面对苦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因为它就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条件允许，遭灾的人宁可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如果一家人无法再留在一起，他们只有走散了事，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若能渡过难关，就等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近处得不到救济，灾民们便会在隆冬时节，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几千英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某一个省份。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便返回到自己的家乡，被水淹过的泥土还非常松软，承受不了一个耕畜的重量，于是，他们只能在泥土中挖开一道道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缝隙中熟练地撒下一些麦种，然后再度踏上曲折的道路，以乞讨为生，直到他们种下的庄稼获得小小的收获，能够收割时才回来。如果老天垂怜他们，他就可以在当地重新以种地为生，不再乞讨，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倾家荡产和挨饿从来未曾远去。

人们总是认为，灵魂不灭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人的灵魂中最优秀的力量，在现世中根本没有合适的机会得以施展。如果这个论据是确凿的，那么，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肯定将用以担当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去忍受生活中常见的苦难和饥饿的折磨，这样的推断应该更符合天意吧？如果“适者生存”就是历史所给出的断论，那么毫无疑问，一个天生具有忍耐这种天赋的民族，同时又保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必定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英文原版：

CHAPTER XVII.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THE term "patience" embraces three quite different meanings. It is the act or quality of expecting long, without complaint, anger, or discontent. It is the power or the act of suffering or bearing quietly with any evil-calm endurance. It is also employed as a synonym of perseverance. That the group of qualities to which reference is here made has a very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life of the people to whom they belong, is obvious at a glance. The disadvantage arising from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where more obvious than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their "absence of nerves," their "disregard of time," and especially their "industry," by which the national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are most conspicuously and effectively illustrated.

Among a dense population like that of China, life is often reduced to its very lowest terms, and those terms are literally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order to liv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means of living, and each person must obtain them as best he can. The Chinese have been said to "reduce poverty to a science." Deep poverty and a hard struggle for existence will not of themselves make a people industrious, but where the instinct of industry already exists, these conditions powerfully develop it. They likewise foster economy,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The hunter and fisher learn to wait and watch silently for their prey; similarly, the Chinese for ages have combined the active industry of civilized races with the passive patience of primitive peoples.

The Chinese are willing to labor long for meager rewards, for a small gain is better than none at all. Centuries of experience have taught them that diligent work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better opportunities, given the nation’s extreme population densit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patience becomes a natural companion to endless toil. The former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General Grant once remarked that the most extraordinary sight he saw on his global travels was a small Chinese merchant outcompeting a Jewish trader—a testament to the Chinese capacity for sustained, unyielding effort.

The Chinese excel in the quality of persistence. We have already noted elderly scholars who continue to sit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decade after decade, well into their eighties and nineties, clinging to the hope of earning academic honors until their final days. Beggars at shop doors offer another familiar example: they wait hour after hour, day after day, with unflagging patience for the smallest coin, never growing irritable.

An old Arab anecdote illustrates passive persistence, and the same spirit is often seen among the Chinese and their governmen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 Hsi, the powerful pirate Koxinga ravaged China’s coastal regions. Instead of launching a naval campaign to defeat him, the imperial court ordered all coastal residents to move inland thirty li (about nine miles). Faced with this unyielding passive resistance, Koxinga eventually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driving the Dutch from Taiwan, neutralizing the threat.

A more modern example is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Muslim rebellions in western China led by General Tso Tsung-tang in 1873. Faced with impassable terrain, supply shortages, and widespread unrest, Tso’s army adopted a dual strategy: alternately marching forward and cultivating land to grow their own provisions. This "farming army" advanced slowly but steadily, eventually quelling the rebellion after years of arduous effort, a feat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military achievements of modern times.

To test a person’s true temperament, observe their conduct when cold, wet, hungry, and exhausted. Westerners often grow irritable under such hardships, but the Chinese endure prolonged discomfort with remarkable composure. The writer once witnessed about a hundred and fifty Chinese people travel miles to attend a feast, only to be forced to serve other guests for hours before their own meal could be served. Further delays followed, yet not one of them complained. They remained cheerful and polite throughout the entire ordeal, repeatedly stating that waiting was of no consequence. Such forbearance would be almost unthinkable in most Western societies.

The Chinese endure personal misfortune with quiet resignation. A blind man who consulted a foreign doctor was told his sight could not be restored. Instead of despairing, he simply said, "Then my heart is at ease." Worry is a foreign state of mind for most Chinese, even though countless people live under the constant threat of lawsuits, natural disasters, and sudden ruin. Floods, droughts, and famines strike large regions periodically, bringing widespread suffering. Yet the afflicted rarely resort to violence or rebellion, even when starvation looms. During the great famine of 1877-78, millions faced starvation, but instead of rioting, the hungry wandered far in search of food, or patiently tilled barren land in the faint hope of a future harvest.

When disaster destroys homes and farmland, families load their belongings onto wheelbarrows and set out on long journeys to find relief. They trudge through wind and rain, begging for sustenance along the way. If floods recede, they return to their ruined land, planting seeds in muddy soil with the slender hope of a crop. They endure cycle after cycle of ruin and renewal without losing their quiet perseverance.

This infinite patience is not mere apathy.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s extraordinary physical vitality, it hints at a powerful futur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History shows that endurance and resilience are key traits for the survival and progress of a nation, and in these virtues, few peoples can match the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