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周恩来出访缅甸,他此行要同缅甸领导人一起,到云南边境小城芒市参加中缅边民联欢大会,云南省委在筹备联欢大会的宴会时,把熊掌列入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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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左一)出访缅甸
在北京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得知此事后,马上让秘书萧扬给云南省委领导打电话。萧扬在电话里问:“张副部长说了,接待工作千万不能铺张浪费,怎么还准备了熊掌?”
电话那头回复:“在云南边境山区,熊掌真不稀罕,当地不当回事,采购成本极低,不算什么贵重食材。”
张闻天听后却回复了6个字:“不值钱也不行!”
这通电话的背后,是张闻天自1955年回外交部以来,跟一套庞大惯性较劲的缩影。
1955年1月,张闻天卸任驻苏联大使后回国,2月1日,他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兼任外长的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张闻天上任后,很快发现了一件事:外宾接待的规格正在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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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
当时的国宾接待不是外交部一家说了算,正式的“国宾接待委员会”组成单位有外交部、文化部、总理办公室、全国人大典礼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等8个部门。虽然外交部负责牵头,但每次国宾接待的具体方案都要在8个部门走一圈,谁都能往上加一道菜、加一排仪仗、加一批陪客。
5月25日,张闻天讨论礼宾司工作的办公会议上,直言当时的交际工作存在“过去偏高偏大的做法”,要改,他的改法归纳起来有4条:取消或减少群众夹道迎送人数;减少参加迎送和宴请的高级官员人数;反对宴会菜肴铺张浪费;反对送礼太多太滥太重。张闻天还说过一句直白的话:“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我的外交工作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不支持你的还是不支持。”
外交部另两位副部长章汉夫和姬鹏飞十分支持张闻天的意见,但这些意见真正要实施起来却十分困难,因为国宾接待工作的最终签字批准权在周恩来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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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右)
周恩来本人绝不铺张,但他对国宾接待有一套不同于张闻天的优先级排序。周恩来认为:虽然当时国内一穷二白,但每一次外宾走进北京,机场红地毯的长度、仪仗队的人数、国宴的桌数、夹道群众的规模,这些东西都是政权稳定性的展示,这些该花的钱不能省,体面不能省。
这就是周恩来和张闻天分歧的实质:周恩来认为有些外宾接待项目属于“体面的必需”,张闻天却倾向于把所有接待项目都归入“可压的铺张”。
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适当收缩”的方针,强调勤俭节约。张闻天抓住这个机会,1957年,他让外交部礼宾司起草了一份礼宾改革的方案,因为当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他便报请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审批,陈云却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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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中)
不久以后,周恩来回国,他看了这份报告后很不高兴,于是在3月7日的一场酒会结束后,故意批评了分管礼宾工作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周恩来是这么说的:“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
虽然周恩来发了脾气,但从1955到1957年间,张闻天的礼宾改革在外交部系统内取得了部分成果:使馆交际标准有了明文约束,驻外使馆被要求克制铺张、减少贵重礼品;一些日常宴请的标准被压下来了,非国宾级活动的夹道规模有所缩减;礼宾司内部的制度意识明显强化。
1959年,张闻天离开外交部,他的礼宾改革也随之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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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5年,毛泽东终于要求改革外宾接待工作:降低宴会的规格,缩短宴会时间,热菜改为四菜一汤;减少接见和宴请外宾时的陪同人员;减少赠送外宾的礼品,不要花钱多、规格高;外国人送的礼品应交公,不应归个人所有。这次改革也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他批准了删减机场欢迎仪式上双方致词等繁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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