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也有温情面孔？深挖一段中外合作的隐秘往事

✪ 穆尔克（Erik Mueggler）

密歇根大学

本文节选自《纸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一书

开拓中国西部

欧洲人从17世纪开始在中国搜寻园林植物。很多耶稣会传教士是植物学爱好者，他们往巴黎运送了大量标本和种子。1757年，清政府把对欧贸易的口岸限定在广州。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座城市是欧洲博物学事业在中国的唯一中心。商贾和使节在广州的花园和市场里搜寻美丽的花卉，在周边网罗观赏树木，在商铺和家庭中寻找植物绘画。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 at Kew）和伦敦园艺协会（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在1861年成为皇家园艺协会）雇用博物学家到广州去寻找植物和学习园艺技巧。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是皇家协会的主席和皇家植物园的顾问。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广州工厂招募人手，派他们去寻找科学界未知的植物，并把标本、种子和活体植株寄回皇家植物园。班克斯曾选派博物学家加入马戛尔尼使团（1792年）和阿美士德使团（1816—1817）前往中国，这是罕有的在中国内地采集动植物的机会。鸦片战争（1840—1842）和《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使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香港等口岸周围开辟了新的地带。伦敦园艺协会马上雇用了老道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21—1880）到中国南部收集树种、标本和活体植株，重点是"产出不同品质茶叶的植物""制作宣纸的植物"和"不确定是否存在的蓝牡丹"。福琼的旅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后来四次来访中国，很多动植物收集者追随他进入中国腹地。

欧洲列强很快在贸易和博物学上建立起一套新的流转体系：一个由英国领事馆和海关税务司署组成的网络。到1880年，英国已经在中国二十多个城市建立领事馆，领事馆雇用了二百多名官员。税务司署雇用了六百多欧洲人，其中三分之二为英国人。这些官员中不少以植物学为消遣和爱好，他们利用夏休考察周边地区，工作繁忙时雇用中国农夫和猎户来搜寻标本。像在他之前的班克斯，约瑟夫·胡克爵士（Sir Joseph Hooker，1817—1911）在执掌邱园期间，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支持在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推动外交及联邦事务处派遣有志于植物学的年轻人前往领事馆工作。这之中就包括后来在云南采集兰花时遇害的马嘉理（Augustus Margary），撰书论述白蜡虫养殖和虫白蜡生产的重庆领事谢立山（Alexander Hosie），以及在偏僻的湖北宜昌搜集大量植物并成为中国山地植物权威的韩尔礼（Augustine Henry）。领事馆和海关建筑通常采用印度殖民地官员发明的平房样式，移植了英国国内家居生活的微缩精华。它们是植物学家在中国采集时最舒适、便利的落脚点。这些人不但为园林协会采集植物，也越来越多地受雇于私人公司和财团。

从中国运来的植物很快成为大量输入的新区系物种的一部分，挑战着巴黎、邱园、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等植物学重镇的科学家们。它们推动了新的分类阶元的形成，新认识的地理分布影响了当时流行的物种起源（descent）理论，而中国植物同时也是巨大的商机。1851年的水晶宫以温室花房为原型，它承载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像是年复一年的切尔西花展的加强版，园林植物正是它展示的商品胜景的原型。"就像达尔文时代被驯化的物种，"托马斯·理查兹（Thomas Richards）写道，"水晶宫里的商品诠释了何为琳琅满目，它们很难被装进明确的秩序。园囿中的细致管护和精心培育，使这个时代的栽培群体丰富到很难区分个体界限和品种间微妙的差异。它们已经……生机勃勃到喧嚣的程度。"无限新颖与丰富，园林植物让人联想到英帝国境内和在异邦的各个角落的风情。它们代表了博览会后数十年里改变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家居空间的流行商品。

19世纪晚期之前，中英两个帝国之间的贸易几乎全部走海路。1886年，为了除去善变的缅甸王室对商业拓张的阻力，英军吞并了上缅甸。一系列集中在缅甸、中国云南、印度阿萨姆邦和中国西藏交界处的游击战随即展开。滇缅边境尤其动荡。伊洛瓦底江流域和云南之间镶嵌着很多小巧、富庶、组织完善又带有半独立性质的小国，后者被称为掸邦和佤邦。这些国家中，有些曾联合起来反对最后一代混乱的缅甸王朝，现在则抵抗英国人的统治。1897年，英国人镇压了这片区域，通过"间接管治"（indirect rule）控制大部分掸邦、佤邦和伊洛瓦底江流域。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让腾越成为英国的通商口岸。这是一座古老的商镇，主要由汉人居住，这个地区的其他繁荣族群则集中分布在掸邦诸邦。腾越商人在云南和缅甸之间经商。他们从印度带入棉花、孟买线、针、缎带、火柴、雨伞、方糖、罐装牛奶、铁桶、搪瓷器皿和木工工具，从云南出口牛皮、黄丝和不同麝鹿的麝香。这个新的通商口岸在领事馆和海关建立后，为英国人的直接经济掠夺打开了通道。

同一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在云南腹地建立起一套天主教网络。很多法国牧师长期生活在云南，有几位成为多产的植物采集者。腾越的商路为英国人在科学勘探、传教和殖民扩张方面提供了与法国竞争的新机会。地图绘制者、地理学家、矿业工程师、军事勘探者从八莫出发到腾越，然后往东到大理和更远的地方考察。植物学家接踵而至。厄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在中国中部和西南进行了几次成功的考察，雇用他的是英国维奇父子（Veitch and Sons）种子公司和哈佛阿诺德树木园（Harvard Arnold Arboretum）。以采集高山植物闻名的雷金纳德·法勒（Reginald Farrer）在1914至1916年考察了甘肃的山脉，他在1920年考察滇缅边境时死于痢疾。弗朗西斯·金顿·沃德（Francis Kingdon-Ward）十二次探访滇西北、藏东南和缅甸东北部，从1911年直到他1958年去世。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在"一战"时被困中国，他从1913年到1918年一直在云南和川西游历。弗兰克·拉德洛（Frank Ludlow）是一所殖民学校的校长，他的朋友乔治·舍里夫（George Sherriff）是退伍士兵，他们从1934年到1949年多次考察藏东南。傅礼士和洛克是这一林奈主义事业晚期浪潮中最富成果的植物学家。

超验与践行

在很多方面，傅礼士、洛克和雪嵩村的植物学家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18、19世纪帝国主义植物学的世界。1848年至1851年约瑟夫·道尔顿·胡克考察喜马拉雅山西麓是它的顶峰。实际上，傅礼士和洛克都认为自己是胡克的继承者，把他对喜马拉雅植物的考察向东推进。大卫·阿诺德认为，胡克七卷本《英属印度植物志》（Flora of British India）的出版标志着考察性的地理植物学时代开始由盛转衰：这一切随着铁路旅行的扩展迅速走向终结。

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铁路渗透至每个角落。1920年，中国已经修建起七千英里（约1.13万公里）长的铁路线。虽然主要代表了帝国主义势力，但是它们仍然联结起东部的城市，而且把触角伸向西部。1910年，法国人修建了一条从法属印度支那向北到云南府的窄轨铁路。1918年，从广州北上的列车已经能通到武汉，人流和货物从武汉沿着长江艰险的水道进入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1922年，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开通到包头，黄河将藏地草原上的羊绒财富输送出去。在帝国边界的另一端，铁路从仰光延伸到东北边的密支那，那里有公路通到边境上的八莫。即便这样，夹在这些枢纽中间的仍然是一片广袤的内陆，它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和一些最广阔的沙漠及高原，铁路向这片区域的渗透，最早也要等到“二战”时期。从云南往北，到川西的康巴和彼时尚属甘肃的安多，到再往北的蒙古，到西边和南边的新疆和面积更大的青藏高原，旅行者都要靠步行或骑马，商队的货物依赖骡马、牦牛、骆驼或背夫，这要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

我们的植物学家只走过其中一角，但是也足够广阔。他们每次都步行或骑马旅行数周至数月。身体行走的韵律，不管是对人还是牲畜，都丈量着对大地的卷入。但是对参与这项事业的欧美人而言，行走已经不再是它在铁路和公路兴起前的样子。他们也在沿用与家乡人共享的、关于行走的道德和体验属性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因旅行加速而改变。在谈到人们如何用早期摄影来表达浪漫主义自然观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评论如下：

这仿佛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加速和具身体验剥离时，想要寻回失去的对地点（place）的感受。他们用一种过去和未来都从未见过的令人焦虑的强度来表达对地景和自然的热爱……理想的地景似乎应该有一种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完整性，他们寻找这种完整感，就像我们也总是在做的。这些历史证明，自然也是一种时间，或者说是一种节奏，它是一个人行走时的节奏，是河流在四季流淌的节奏，是由天空而非信号灯讲述的时间的节奏。自然的意义不是你身处何处，而是你如何穿行于其中……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开启了一股洪流。放慢节奏已经是世上最难的事情。

傅礼士和洛克逐渐放慢了节奏。他们乘飞机穿越大洋，在去缅甸西部和暹罗北部时要靠火车、汽车、牛车，只是从那时起，他们必须通过步行到达云南边境。他们在步行时有一种自觉——把他们的节奏与他们已经逃离的世界的节奏进行比较。他们每天都在煎熬，不停地抱怨道路，幻想着飞机，但是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足够特殊。他们想象自己的体验已经彻底不同于自己的家人和雇主。他们用一种道德意味来评判这种区别，慨叹都市节奏下的生活是堕落的，在振奋或疲惫中歌颂自己生命所满载的美学魅力。这让我想起他们的竞争对手沃德在跟着商队穿越青藏高原时写过的短信：“远隔万里，但是我听见了山间的牛铃。建议成立一家公司，在藏族聚居区商队的路上从灌木丛中采羊毛。”他们有一种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幸运时刻的压力。那么他们将如何探索他们从中感到的神秘感？又如何将它们讲述给别人？

欧美帝国事业要求其参与者在表述上持有一套特定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representation）。在论述埃及的殖民化时，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指出这套意识形态要求在表述（representation）与事实（reality）、观察主体与被观察客体以及人与物之间划定清晰的边界。但是，正如韦伯·基恩（Webb Keane）所说，这套意识形态从未稳定过，往往会被人们在现实中卷入的“表述的实践经济学”（the practical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困扰。上述清晰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维系，他者的思想会使局面变得复杂。傅礼士和洛克发现自己必须要找到重塑他们与世界感知性关系的方式——既包括物的世界，又包括社会世界——这要借助手边的感知工具。他们有摄影机和望远镜，有时会有罗盘指南针和经纬仪，洛克还有一个便携式留声机。这是他们努力规训看与听的重要工具，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感知工具是笔和本子。这些工具为他们每日整理表述和感知的问题提供了手段：它们赋予他们的是主体体验最简洁却又最深刻的模式——用双脚蹚过地表，用笔划过纸面。

虽然他们继承了18和19世纪的林奈主义工程，但是他们是现代主义者。困扰现代主义的感知和表述的不确定性也困扰着他们，他们依靠一种现代主义特有的辩证思路来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很多现代主义思想在理解感知时有赖于一种对立：一边是割裂时间和身体的纯粹在场（pure presence），另一边是放低了的、日常的看与听的身体形式。不管是哪种，从边界跨进云南让帝国的确定性不再可靠，包括那些指导他们如何聚焦和表述体验的思想。两人都试图找到一些让含混的感知与表述在纯粹的视域（pure vision）中融化的场所。对于傅礼士和老一代雪嵩村民，超验的场所能在滇西北极远处的杜鹃起源地中找到。在那里，整个杜鹃属、整片区域和他们植物考察的全部历史，全都能融化在一种包含各种颜色和无尽多样性的狂喜景象中。洛克和年轻一代的雪嵩村民则用摄影机和留声机找寻。他最终找到的方法是，用虚幻的目光为自己制造一个身体的虚相。他的写作和摄影反复把这个身体放在剧台之上：他喜欢描绘一片辽阔的荒原，中间是一圈小小的帐篷，里面有他十二个雪嵩村“男孩”，他自己的空帐篷也在其中。

但是，这种超验性的目光很难长久。两位植物学家总要在时间和身体层面回到那个不断介入大地的世界，感受大地是一种如何被社会生命包裹的社会存在。对于傅礼士，这一介入的核心是对标本耐心而仔细的整理——词与物的装拼，大地的片片肌理与分类法的抽象碎片之间的拼合。对于洛克，这一介入是大地之书——通过文本与地景的层层叠合使大地具有完全的社会性，最终成为他的栖居之所。对他们二人，超验与内蕴都需要他人的配合，涉及中国本土和西方家乡的参与者——科学和商业领域的雇主、孩子和妻子、读者和园林群体等等。这些配合当然是历史性的，它们在纸页与大地的累叠中诞生，并将某种品格赋予它们所遭遇的场所。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记录这些配合中最不为人知的部分，即他们所调动的探险家，然后在这些探险家所钟爱的边陲地带，记录这些历史中最少关切的一面。

今天，当地理植物学的科学继任者推演出地球的各种令人不安的未来时，读者或许可以从本书阐述的过程中找到类比。比如，在探讨人类一个半世纪以来利用石油的效果时，超验想象与细微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相关科学中无处不在。本书指出，正是这些看与介入，让大地对我们而言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们赋予大地生命，并缝合进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虽然他们的合作带有帝国色彩，但是傅礼士、洛克和雪嵩村民全都用各自的方法把大地滋养成跃动的社会伙伴。他们在这个不确定的边陲地带寻找超验的世界，也反复回到与大地内在性的互动，使其成为爱情、责任、雇施、友情关系的养料。我们的过去，即使在殖民和半殖民阶段，都包含了很多关切性的介入，我们的未来没有理由不去拓展和深化它们。

《纸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6

ISBN：978-7-5598-9800-5

【内容简介】

从18世纪起，来自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的植物种子、标本和花卉，经由传教士、探险者和植物学家之手，远渡重洋，流向欧洲。

傅礼士和洛克是这一博物学事业晚期最富成果的植物学家。从1906年到1950年，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考察横跨了20世纪前半期。一些无名的植物学家同样参与了这段历史。他们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帝国的知识档案中。为傅礼士和洛克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和撰写报告的，是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两代纳西人。是他们，构筑了植物分类学的末端。大地如书，身体为笔。两位西方植物学家与雪嵩村村民，将山野折入纸页，不同的知识传统碰撞、纠缠，共同完成了一场横跨纸与路的书写。

【作者简介】

穆尔克（Erik Mueggler）密歇根大学凯瑟琳・韦尔德里人类学讲席教授，其研究涉及社会和文化理论，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民俗相关文化，著有《野鬼的年代》（The Age of Wild Ghosts）、《考妣丧歌》（Songs for the Dead Parents）和《纸路》（The Paper Road）等。

译者：李晋，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士，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康藏历史与文化，译作《身体与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目录】

导论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他者之眼

第二章 耕夫与土司

第三章 纸路

第四章 金山门

第二部分

第五章 身体的虚实

第六章 失落的世界

第七章 神山

第八章 冒险家

第九章 大地之书

地名、人名与科学术语翻译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