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之境：攘外还是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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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传》

崇祯一朝，攘外与安内这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史家所说：“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与清议和的权宜之计被舆论扼杀于无形之中。

辽东后金在万历帝的最后岁月已成心腹大患，在崇祯朝更变本加厉。袁崇焕妄杀在军事上对后金有牵制的战略意义的毛文龙，非崇祯帝旨意，却为清军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酿成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清军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重地达数月之久。袁崇焕也因皇太极的离间计，被诬与清勾结，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就这样，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除去了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明史》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樊树志先生详尽描述了崇祯帝起初并无杀袁崇焕之心，却被党争掀起的乌烟瘴气蒙蔽，重怒之下给袁崇焕扣上“卖国欺君”的帽子，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决策，实属自毁长城。

袁崇焕像

辽东外患的严重性在己巳之变中充分暴露，引起朝廷的重视，不敢稍有懈怠。几乎同时，和辽东呈掎角之势的陕西黄土高坡上，成千上万的人因天灾人祸如旱灾、瘟疫、无业等为生计所迫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初时，不过是乱民闹事，不料，这群乱民组成武装，横行三秦大地，渐成气候。崇祯帝和群臣徘徊于招抚与围剿之间，举棋不定，烽火已成燎原之势。

一边是清军来犯，一边是农民起义。先攘外还是先安内，这是个问题。这个两难的矛盾始终萦绕着朱由检。农民军和清军，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在朱由检看来，“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抚之，不可纯剿”，对农民军招抚是上策。可没有好的活路，招抚工作“治标不治本”，旋抚旋叛，只能以失败告终。等决定“速图剿定”时，农民军已成大气候，难以对付了。

崇祯十一年，“剿兵难撤，敌国生心”，朱由检采纳杨嗣昌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后，集中精力于安内，“剿抚并用”，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在此关键时刻，皇太极致信说，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杨嗣昌主张，为了确保安内不妨暂时对清议和。历史上这样的权宜之计并不鲜见，可惜朝臣占据道德高地，视城下之盟为奇耻大辱，议和在一片沸腾的反对之声中不了了之。果然，当年九月清军突破长城边关，直逼近畿地区，朝野上下震惊。朝廷不得不分身对抗，抽调优势兵力“攘外”，安内取得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农民军得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九边图》屏

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时，清军以和议助攻战，皇太极又发出和议信号。朱由检交代兵部尚书陈新甲“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议和本在秘密进行中，结果消息走漏，朝臣依然是同一副腔调：“堂堂天朝，何至讲款！”派往议和的陈新甲成替罪之羊，在众怒之下被处死。松锦战役惨败，洪承畴降清，朱由检“灭寇雪耻”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樊树志先生总结说：“平心而论，朱由检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媾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失为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一些不了解全局又不明真相的大臣们死抱住《春秋》大义不放，用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媾和，使颇有政治主见的朱由检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只能怯懦地退缩。经过此番波澜，朱由检再也不敢与清朝进行和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他已无牌可打了。”

吊诡的是，农民军和清军并未里应外合，却“合作默契”地将明朝拖向深渊。每当农民军快被歼灭时，清军必来犯，明朝兵力一分散，农民军得以养精蓄锐，卷土重来。“攘外必先安内”，“马后炮”这样认为，纯理性的人也这样认为，但处于历史现场做决定的朱由检对子民的一份“不忍之心”同样令人动容。

在这个两难之境间，朝廷的急于求治却遇到了大臣间的相互倾轧和意气党争，“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致使攘外、安内均错失良机，明朝大势已去。樊树志先生敏锐指出：“透过这一事件（指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却未听从“与清议和”提议），人们似乎可以窥见朱由检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的，这种思维定式终于使他酿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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