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不该滥用中国的友好

赛格特约作者 刘溪禾

2026年6月22日，48位在中国市场分发iOS应用的中小及个人开发者联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递交了一份举报信。这是迄今为止，中国iOS开发者群体针对苹果公司发起的最具规模、也最具法律姿态的一次集体行动。

48位中国开发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了《关于苹果公司滥用中国市场垄断地位的开发者举报信》，指出苹果公司对中国市场作出的“全球最低费率承诺”并未兑现。

举报书援引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金某诉苹果案”中已经作出的认定：苹果在中国大陆iOS应用交易平台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进而依照《反垄断法》第22条，指控苹果存在限定交易、不公平高价和差别待遇三类行为，要求开放第三方应用分发、应用内第三方支付、外链跳转网页支付三条通道，并提出一条程序性诉求：“海外任一市场出新降费/开放政策时，同日在中国同步落地，不设过渡期。”

这48位开发者不是在向苹果索要新的让步，是苹果自己已经写下、却迟迟没有兑现的承诺。

“全球最低费率”的真相

苹果对中国市场作出过一项明确承诺。2026年3月13日，苹果公司发布一份308字的公告，宣布将中国大陆App Store的标准佣金由30%降至25%，小型开发者由15%降至12%。公告中有一句关键表述：“始终为中国开发者提供的App Store费率不高于其他市场的整体费率水平”。这就是后来被广泛称作“全球最低费率”承诺的源头。

苹果的“最惠国待遇”。

仅仅过去三个多月，这句承诺已经被苹果自己在巴西的行动击穿。2026年6月18日，随着iOS 26.5的上线，苹果在巴西App Store落地了一套全新的分发规则。这套规则包含四档费率：渠道内佣金IAP为26%/15%，应用内第三方支付21%/10%，外链跳转网页支付15%/10%，第三方应用商店与侧载通道5%。

换句话说，巴西的iOS开发者从此拥有四条不同的分发与支付路径，最低费率可触达5%。这套方案不是苹果主动让利的结果，而是巴西竞争监管机构CADE在2022年12月接到本土电商平台Mercado Livre投诉、经过三年调查后，于2025年12月与苹果签署的TCC（行政执行令兼和解协议）所强制落地的。协议规定违约罚款累计上限1.5亿雷亚尔。

巴西方案不是孤例。把视野放回到全球主要市场，会发现苹果的“双轨”早已是常态。

举报信里附了一张对比表，数据触目惊心：海外开发者最低只交5%，而中国开发者最低只能交12%，且无别的选择。

在欧盟，2025年4月23日，欧盟委员会依据《数字市场法》（DMA）对苹果开出5亿欧元罚单，这是DMA实施以来对苹果开出的第一张罚单；此前的2024年3月，欧盟已就Spotify反引导案对苹果罚款18.4亿欧元。如今欧盟开发者可以使用第三方应用商店、侧载、外链支付、应用内第三方支付，IAP费率最低降至10%。

在美国本土，加州北区法院在Epic v. Apple案中走得更远：2021年法官发出禁令，要求苹果允许开发者引导用户使用外部支付；2025年4月30日，同一位法官认定苹果“故意违反”禁令，用变相的27%佣金继续阻击外链支付，被裁定“蔑视法庭”，案件甚至被移交检察机关考虑刑事追诉。2025年12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裁；2026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拒绝苹果暂缓执行的紧急请求。如今美国App Store开发者使用外链支付，苹果一分钱抽佣权都没有。

在日本，2025年12月《智能手机软件竞争促进法》正式生效，立法强制苹果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侧载、外链支付、应用内第三方支付，这就是巴西方案的“日本母本”。

在韩国，2021年立法《电信事业法》修正案，全球第一次以立法禁止苹果强制使用IAP，2023年KCC据此提议罚款约2050万美元。荷兰、法国、印度、英国，处罚或调查也一一在进行。

把上述国别情况放在一起，全球主要市场中，仍在严格执行“反引导条款”的，也就是既不允许第三方支付、也不允许跳转外链、也不允许使用第三方应用商店的，只剩下中国大陆这一个。

在中国，开发者面对的是一条单行道：App Store独家分发，IAP独家结算，25%/12%的费率，没有“替代通道”的选择权。

中国市场对苹果的价值，远超过这种文字游戏所配得上的分量。苹果于2026年6月公布的最新生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App Store生态系统促成的开发者营业额和销售额达到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区562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超过美国（4530亿美元）、欧洲（1840亿美元）、日本（520亿美元）的总和。中国区生态规模相比2019年实现翻倍。

按苹果官方口径，中国大陆App Store发布以来，开发者累计获得收益已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iOS生态在中国直接支持的就业岗位超过180万个，叠加供应链、采购、投资带动的就业机会则达到300万级。中国注册开发者数量达数百万级，多年增长不息。

从财报口径看，苹果2025财年（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全年总营收4161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务（含App Store）营收1091亿美元，毛利率约75%，是苹果整体毛利率的近两倍，已经成为仅次于iPhone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同期大中华区营收643.77亿美元，是苹果全球第三大区域市场，但也是2025财年所有主要区域中唯一同比下滑的市场（同比下滑3.8%），美洲、欧洲、日本、其他亚太均在双位数或接近双位数增长。

这就是苹果在中国市场所享有的真实地位：全球第一大开发者生态、第三大区域营收来源、毛利最丰厚业务板块的核心阵地。它本应在中国享受到与巴西、与日本、与欧盟一致的“整体费率”，但事实并没有。

中国的友好与苹果的回馈

无论是欧洲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还是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较之下，中国整体的营商环境对苹果异常友好。这种友好，是中国发展型政府和外向型经济战略近50年来一以贯之的做法，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支柱。

问题在于，苹果对这份友好作出了什么样的回馈呢？先看一组对照：

在美国，苹果是被本国法院按着头按了五年，从一审禁令到蔑视法庭裁决，再到最高法院拒绝暂缓，每一步都是被强制的；

在欧盟，苹果是被DMA法律砸了两笔合计逾23亿欧元罚款才让步的；

在韩国，是被议会立法直接封掉强制IAP的；

在日本，是被议会立法强制开放四条通道的；

在巴西，是被CADE用行政执行令、用1.5亿雷亚尔违约罚则按下的。

在中国大陆，苹果至今没有遭遇过一次反垄断行政处罚，没有进入过一次正式立案调查，所有让步都以“沟通”和“自愿公告”的形式完成。2026年3月那份308字公告，无案号、无协议文本、无监督机制、无违约罚则。

中国对苹果的友好不止体现在监管层面。库克与中国的深度绑定，更值得关注。

早在2013年，库克就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2019年，他接替Jim Breyer出任顾问委员会主席至今，众所周知，这是中国二轨外交的重要平台，是中国展示对外友好的核心渠道。此外，从2023年至今，库克几乎每年都有多次访华行程，频次远超绝大多数美国跨国公司的CEO。

今年3月，库克访华，先后与李宇春同台，和壁画修复团队探讨数字技术，并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苹果在华经营发展进行了交流。

供应链层面的绑定更加显眼。苹果全球前200家最重要的供应商中，超过80%在中国设有工厂，这是苹果中国区副总裁葛越在2025年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的公开表态：“没有中国的供应商，就没有今天的苹果”。过去五年多，苹果在中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领域累计投资达到200亿美元；据公开计划，苹果在2025-2027年间将再向中国供应链追加200亿美元投资。

中国对苹果的这一切友好，需要把它放回到一个外资企业更普遍的处境里去看，才能看清其分量。

把视野调到地球的另一面。苹果在巴西也是大客户，但巴西并没有对它客气。2022年12月，巴西本土电商平台Mercado Livre向竞争监管机构CADE提交投诉；CADE随即立案，三年后用一纸行政执行令，把苹果在欧盟和日本被立法逼出来的四档费率方案原样复制到了巴西。苹果在巴西没有“沟通”的余地，只有合规的义务。

巴西对苹果如此，对中国企业也是如此。在巴西生活25年、历任华为巴西营销主管、巴西百度CEO、阿里速卖通巴西国家经理的资深华人高管闫迪近期接受《霞光社》采访时坦言，这不是因为中企能力不够。

闫迪：“如果所有中国企业都赚不到钱，那就不是企业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

巴西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位列第124位，号称“万税之国”，三级税合计92项税种，企业每年税务做账需1500小时（中国仅100多小时）；本币雷亚尔过去20年对美元名义贬值133%；基础年化利率14.5%，特别支票违约年复利可达300%；2024年巴西凶杀致死38722人，超过同年加沙叠加黎巴嫩战场的总死亡数；劳工法极度偏向劳动者，员工离职后起诉前雇主在巴西是常态化“赚外快”。

在巴西吃过苦头的不只是中企。家乐福从巴西全面溃退，沃尔玛把巴西80家门店打包卖给私募基金，福特百年汽车厂彻底关停，优步在巴西陷入与本土99打车的长期烧钱战。巴西从1970年代曾经的经济奇迹（“巴西奇迹”），到八十年代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腾飞中跌入持续衰退；中国则在同一段时间走出了从落后到崛起的相反轨迹。

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国运对比鲜明，但在对外资的态度上，恰恰是衰退中的巴西对外资企业更加强硬，崛起中的中国对外资企业更加宽厚。

但这种宽厚是有方向的。它指向的是一种国家间的、制度层面的善意，目的是吸引高水平的外资、稳定全球供应链关系、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盘。它不是写给苹果的私人豁免条款，更不是允许苹果在中国普通开发者头上关起一扇海外早已打开的门。

中国大陆数百万iOS注册开发者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开发者和个人开发者。他们不是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的座上宾，不是200亿美元投资协议的签约方，也不是中美关系的议价筹码。他们是一群按照苹果的规则做业务、按照苹果的费率交佣金、按照苹果的承诺等公平待遇的普通商业主体。苹果不应该把对中国官方的友好的全部红利收入囊中，却把开发者群体留在全球唯一一条单行道上。

开放对苹果，未必是损失

48位开发者的诉求，其实并不激进。他们要的是三条已经在欧盟、日本、巴西、美国都已经常态化运行的通道：第三方应用分发、应用内第三方支付、外链跳转网页支付。他们要求的，仅仅是把中国市场的待遇拉平到苹果在海外已经实现的水平。

而这件事，对苹果自身可能并不是损失，反而是一种潜在利好。

第一，数据证明，开放并不等于苹果税崩盘。欧盟DMA于2024年3月开始实质性影响苹果业务，2025年4月23日开出5亿欧元罚单；美国Epic案的禁令早在2021年就发出，2025年4月加州法院进一步禁止苹果对外链交易抽佣；日本2025年12月立法强制开放。

在这一连串“开放冲击”之后，苹果的服务业务表现如何？2025财年苹果服务业务全年营收109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3%，毛利率约75%，是历年最高水平之一。苹果全球App Store生态系统的规模也从2024年的1.3万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4万亿美元。

换句话说，欧盟、美国、日本、巴西的开放并没有让苹果税“崩盘”，反而印证了一个被苹果长期不愿承认的事实：当开发者的负担减轻、生态丰富度上升时，整个盘子是变大的，苹果自身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第二，开放是苹果在中国市场降低长期政策风险的最低成本动作。Epic案对苹果是教训：从拒绝让步，到一审败诉，到二审败诉，到被裁蔑视法庭、面临刑事审查移交，再到最高法院拒绝暂缓，五年时间里苹果在美国本土的让步幅度，从最初的“零让步”一路被打到“外链交易零佣金”。

欧盟DMA的罚则更明确：若不充分整改，欧盟可处全球年营业额最高10%的递增日罚款。如果苹果在中国继续选择沉默对抗，48位开发者的举报已经把案件推入了《反垄断法》第22条的正式法定审查程序，再加上上海知产法院已认定的支配地位前置司法事实，未来一旦立案，苹果面对的将不再是“自愿沟通”，而是行政处罚程序。

主动让步是体面，被动整改是创伤。苹果在2026年此刻所拥有的窗口，是一个可以用最低成本兑现承诺、保住政企信任的窗口。

第三，开放有利于苹果稳住其在华硬件基本盘。2025财年大中华区是苹果全球主要市场中唯一一个出现营收下滑的区域，全年营收643.77亿美元，同比下滑3.8%。库克本人在多次财报电话会议中把中国市场承压列为首要挑战。iPhone在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它所承载的App生态，而中国App Store中95%以上的开发者营业额来自中国本土开发者。

2025年7月，苹果官宣中国又一家直营店关闭，已运营 10 年。

当中国开发者的成本和限制都明显高于其欧洲、日本、巴西的同行时，长期会发生两件事：一是中小开发者将更多精力投入Android优先；二是中国本土的App创新活力会下降，进而削弱iPhone作为“中国年轻人首选”的地位。在硬件承压的窗口期，叠加开发者关系恶化，是苹果最不愿意看到的组合。把中国开发者的待遇拉平到全球水平，对苹果而言不是慈善，是给自己续命。

中美科技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会继续对外资保持友好，这一点不必怀疑。但苹果应当知道，这种友好不是它予取予求的特权，更不是它可以拿来当作对开发者关门的理由。在巴西、欧盟、日本、美国，苹果是被法律、判决和监管命令按着才让步的。在中国，它本来有一次更体面的机会，那就是主动兑现承诺。

苹果至今没有这么做，它还在用沉默测试中国友好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