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兵司令逃台因部下起义撤职，晚年超市打工后悔早知今日我也跟着

在湖南衡阳县洪市镇明翰村牧云峰下，苍松翠竹环抱的山湾里矗立着一座白色的方尖碑，碑顶有金色造型，中间是张开的降落伞，两旁是展开的双翼，镶嵌着一朵梅花，这便是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名叫“鸿翔部队”伞兵的徽章标志。纪念碑上用象征天空的蔚蓝色书写“鸿翔部队抗日烈士纪念碑”。

我们从侧面基座雕刻的文字了解到：1945年7月27日，鸿翔部队第二队173名官兵由1飞架C-47式运输机安全运送并空降衡阳县洪罗庙,驻扎牧云寺。随即对日军驻在此处的台源寺粮弹仓库发起突袭，在地面抗日游击总队配合下，经数小时鏖战，300余日军被毙96人、伤50余人，余皆逃遁。此役成功摧毁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彻底切断了日军通往宝庆的后勤输送线。在这场战斗中，4名中国伞兵殉国，遗体用降落伞包裹，草草掩埋在牧云寺斜对面的小山上。战斗结束10多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至此全面胜利结束。

以牺牲4名的代价毙敌近百人，战损比1:20多，还获取了大量的粮草和武器弹药，这个战损比其实非常惊人，而且还是在敌守我攻的情况下实现的，足见我伞兵战斗力之强悍。这在抗日战争单次战斗中绝对是天花板级的战例。因此，后来特意矗碑纪念，那么，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

原来，这是一支刚成立不久的伞兵部队，在当时的国军部队中属于现代化的新式兵种，特种兵部队系列，起点很高，首先伞兵军官都是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每一名士兵都是通过在青年军中精心挑选，不仅身强力壮，而且各项军事技能也是军中翘楚，后来接受的都是美式训练；其次是武器装备方面，从飞机、火炮、枪械到无线电一水儿美械装备；再就是除一线作战的伞兵外，配备有汽车、炮兵、战车、工兵、装甲车、空中支援大队和兵站部等“输送团”，负责后勤保障、并在战时对一线部队进行人员补充，落地后真正实现了摩托化。

同时，每位伞兵还配备了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m1卡宾枪，还有m1a1汤姆森冲锋枪。甚至，在陆军突击总队的作战单位当中，还罕见地配备了m-2HB勃朗宁12.7毫米的重型机枪，以及60毫米的巴卡组美式火箭筒。鸿翔部队待遇颇高，每人每天保证四两肉+两个鸡蛋，这在一般国军部队是难以想象的，再加上威猛的单兵火力、高强的个人素质、拉风的出场方式，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军特种兵。

当时有本风靡一时的书叫《战场上的蒲公英》，故取代号为“鸿翔部队”，在作战的时候老百姓都说“官兵披着特制的伞儿，就能从天空落下来？，真的是神兵”，也被后人称为“史上最卷特种部队”——鸿翔空降兵。这支部队的神秘性堪比传说：胸章刻青铜雁翼，代号“定远”“诸葛”暗藏玄机，的确说的是神乎其神。

伞兵部队的头儿名叫张绪滋，湖北黄冈葛店(今属鄂州市华容区葛店镇)人，这他老家这一带“耕读传家”之风经久不衰，村里人相信，读书识礼能够改变命运，更能塑造一个人的品格。在此风影响下，自幼聪敏的张绪滋学习成绩一直优异。而且尤其喜欢研读传统经史，推崇王夫之（船山先生）学术思想，从小建立“依人建极”的人本立场、“理在气中”的唯物本体、“知行相资”的实践理性以及“通古今变”的历史进化观，强调经世致用与守正创新的统一，因此，中学阶段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兼具文史功底与报国志向。

后来，张绪滋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工兵科（黄埔体系），系统学习工兵作战、阵地构筑、参谋基础；从军多年后深造，入陆军大学特别第五期，进修高级指挥、大兵团参谋、联合作战理论，具备完整黄埔 + 陆大高级军官教育背景，算正规科班出身，可在国民党军里属于典型的“年龄不算小、资历又不太老”的那一档，抗战时，他在第五军荣誉第二师当团长，作风比较实在，不会拍马屁，也不善钻营。所以职务一直比较低。

张绪滋真正起步便是到了抗日战争后期要建立一支伞兵部队，史料记载其治军恪守黄埔军人武德，为官清廉，生活清简，不贪钱、不躲战，当军事主管高实权岗位数十年，始终两袖清风，无积蓄、不置产业，连老家都没有一幢像样的房子，对下属生活，他也算照顾周到，很少横征暴敛。被人称为“能力不算弱、品行不算坏”，可以说是在国军将领中的另类，他的这一点被上司看中，任命为新式兵种伞兵部队的司令。

据后来鸿翔部队的老战士回忆，张绪滋可谓是伞兵中的元老级人物，而且他并不仅仅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指挥官，在训练中也与士兵一起赤膊上阵。当时美军顾问认为我国将官没有敢跳伞的，言语间颇为轻视。某次正好赶上陈纳德来参观伞兵训练，张绪滋二话不说当先出马从高空跳下，成为中国将军跳伞第一人，张绪滋之于伞兵，绝非银样镴枪头，这支部队通过强化训练，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三次投入实战。

第一次是180人夜袭广东开平，愣是用游击战把日军溜得团团转，连广州西南的新会县都差点拿下，战损比:一名士官坠入鱼塘殉国，换来南江口数十名日军伏尸 ；第二次是一百多人强攻广西丹竹机场，汤普森冲锋枪的火舌吞噬164名守敌，炸毁日军航空燃油库，直接缴了日军老巢；第三次便是上面描述的衡阳台源寺之战，以4人牺牲的代价全歼近百敌军。战后老百姓发现，阵亡的周剑敌等四人连遗骸都带着伞兵特有的“蒲公英勋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打击日本侵略者成了鸿翔部队在战场上昙花一现的最后光芒。打击侵略者是正义的战争，所以取得胜利是必然的。接下来鸿翔部队参与到内战中来，却是一败涂地，说白了，再精良的装备，再牛逼的团队，再现代化的武器，如果人心散了，队伍就没法带了。这道理，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公司管理，都一样。

先是在解放战争豫东战役期间，伞兵总队改编为“第三快速纵队”，张绪滋出任伞兵司令兼第三快速纵队司令。这支部队在纸面上编制十分漂亮：由十二个伞兵队（加强连）和四个直属队组成作战集团，其余人员则划归“输送团”，负责后勤保障、并在战时对一线部队进行人员补充。还配属了汽车团、炮兵营、战车营、工兵营、装甲车连、空中支援大队和兵站部。第三快速纵队名气还是比较大的，当年组织了一次陆空联合演习，报纸、电台都作了夸张性的报道并拍成电影，一时这支特种部队名声大噪。

其中汽车团下辖三个营，装备三百四十辆八缸福特和T234道奇卡车，再加上伞兵原有的六十多辆中吉普，部队就实现了摩托化；炮兵营设山炮连（105mm榴弹炮4门）、战防炮连（37mm炮6门）和迫击炮连；工兵营由伞兵的工兵分队组成，担任扫雷、爆破和修建任务，并配备了橡皮冲锋舟；装甲车连配备15辆轮式装甲车，这种“装甲车”其实是由两吨半的GMC卡车（美国通用汽车）改装的，车子前面焊5mm的钢板、另外三面焊3mm的，前头装一挺重机枪、后头架一挺轻机枪，于是就变成了一件攻坚的利器。配属战车部队，“第三快速纵队”的是战车一团第一营的两个连，总共有20辆美制M3A3“史都华。人称这支部队是现代机动打击力量的架构。

第三快速纵队在司令张绪滋率领下，从睢县县城出发时，天还没亮透。张绪滋坐在第一辆装甲车后面，手里拿着一份地图，地图上标注着田花园的位置——距离出发点不到十二公里。按照计划，这支四千余人的摩托化特种部队要在上午九点前拿下田花园，为整编25师打开通往龙王店的通道，然而，没到目的地就被我华野分割包围，当枪声在高粱地里响起时，张绪滋的部下第一反应不是找掩体还击，而是跳下卡车、背上自己的个人行李包往外跑。有些人把枪扔了，双手抱着行李包跑——对他们来说，那些从美国带回来的军靴、毛毯、咖啡壶，比手中的步枪金贵得多。

我军的伏击部队选择的位置很刁钻。公路两侧的高粱地有一人多高，人在里面猫着腰跑，从公路上根本看不见。第一轮射击打掉了车队最前面的两辆卡车，堵死了整条路。然后机枪从两侧交叉射击，把公路上的车队截成了几段。一团团长张信卿在战斗开始不久就受伤了。他在路边用望远镜观察前方，一颗子弹擦过他的右臂，血流如注。团附井庆爽接过指挥权，组织残部边打边撤。二团更惨：上校团长和中校团附在混乱中被击毙，两名中校营长被俘，剩下的官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四散奔逃。

两个团溃败的消息传回张绪滋的指挥部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反应就是撤，便立即下令撤退。然而撤退命令下达后不到半小时，伞兵部队就跑散了。一部分人跟着张绪滋往帝邱店方向撤，另一部分人往南跑，还有一些人干脆扔了武器混进了附近的村子里。配属的坦克营因为没油，有几辆M3A3轻型坦克被丢在公路上一动不动。张绪滋自己坐装甲车跑得最快。他的司机后来回忆，张司令一路上只问了三次“到哪了”，其余时间一直低着头，不看窗外，也不说话。

是役张绪滋虽然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但伤亡了近两千人，一时元气大伤，接下来第三快速纵队的番号撤销，伞兵部队编为三个团驻守南京一带，未再投入战场，但不管如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尤其令张绪滋感到欣慰的是， 1949年初，他的这支伞兵部队架构还在，特别是第三团建制最为完整，被安排在上海及周边，既可充当对长江以北的机动作战力量，也可用于守卫重要城市。可以说对我军的渡江作战还是构成威胁的。

那时这支可谓是老蒋的宝贝疙瘩，还一度被人称为“御林军”，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老蒋匆忙赶至上海，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和3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们，决定将伞兵部队调往福建，然后前往台湾。就在这次召见时，蒋特意单独对第三团团长刘农畯交底：到台湾后，将三团编为自己的“御前卫队”，给予特殊待遇。3月中旬，伞兵司令张绪滋根据老蒋的命令，开始制定南撤方案。要知道，那时逃台还属于保密状态，能提出给这支部队的指挥人员透露，便可窥见其重视程度。

然而，令老蒋和伞兵司令张绪滋压根没有想到的是，1949年在南撤到福建途中，伞兵三团2500多人乘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在团长刘农畯率领下，携带轻重武器、部分伞降装备，依次登舰，反其道而行之，开到了解放区连云港，宣布全团起义。

那时正值渡江战役前夕，老蒋深知就凭一群残兵败将外加那些连枪都端不稳的壮丁，哪能阻挡百万大军下江南？颓败之势已经到了无法扭转的局面，但还是在处心积虑地部署长江防线，企图阻挠我军南下，伞兵三团这样的技术兵种，该部队建制完整，每一名士兵都是通过在青年军中精心挑选，不仅身强力壮，而且各项军事技能也是军中翘楚，各级军官也都是从军校毕业生中择优录取，且装备先进，说不定能抵挡一阵，却悄无声息地走了，可想而知他有多愤怒。

因此，伞兵三团之后，老蒋立即部署空军力量到连云港轰炸，来不及隐蔽的“中字102”舰艇吃了好几颗炸弹，所幸的人员无伤亡。接着，老蒋还派出得力的特务组织想来破坏起义，让这支队伍所谓的反正，但也是徒劳无益。

而我军高层得到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之后，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谷牧、特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晓、特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苏羽等领导，前往港口迎接。伞兵三团2500多名官兵在码头上列队接受检阅。团长刘农畯、副团长姜健、团附李贵田，以及地下党支部的周其昌、陈家懋等站在最前面。特委领导与这些从特殊战线归来的英雄们紧紧握手，说：“各位官兵，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登陆艇上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随后为起义伞兵召开庆祝大会，谷牧代表华东军区致欢迎词。团长刘农畯报告起义经过。我军高层领导还发来贺电。

《大众日报》《盐阜大众》等解放区报纸发表多篇文章致敬起义伞兵，中央高层明确指示：“伞兵起义后，服装不变，待遇不变，军饷照发。并做好培训工作。”同时特委抽调一批地方及部队得力干部，在新海连建国干部学校分两批集中培训起义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对士兵则采取到驻地讲课的办法。讲授内容为国际国内形势、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等。同时，向伞兵三团官兵宣传“不搞强迫，去留自便”的原则，愿意留下的安排职务，要离开的发给路费。

伞兵三团大部分营、连、排级军官和士兵通过学习和培训，认清了形势，消除了顾虑，决心留下来参加我军新兵种建设，后来改编成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7伞兵训练总队，团长刘农畯担任总队长。后又编入人民空军伞兵第一旅、第一师，刘农畯先后担任副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务，其他率领起义的同志也分别担任要职，可以说，原国军伞兵三团是新中国空降部队的重要奠基者，为人民空降兵部队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而载入史册。1963年3月转任湖南省体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55年刘农畯授上校军衔，1963年获三级解放勋章。1976年3月8日，刘农畯因脑溢血在长沙逝世。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铁杆嫡系"不愿意留在解放区，其中伞兵三团副团长姜健和营长杨鹤立以及七八个连营级军官，自认为只是被卷进去的配角，称伤病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他们满心以为自己是"忠臣良将"，没有跟着刘农畯起义，谁知一到台湾他们就被判处死刑，那时的老将正处于一种近乎病态的猜忌状态中，他对手下那些战败潜逃、又想重新归附的军官有着极强的不信任感，在他的眼里，只要跟起义沾了边，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是"叛徒"。

本来，那时气头上的老蒋准备把伞兵司令张绪滋一块处决，不过在关押期间毕竟有从前在战场上的同僚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北美国。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属于净身出户，在外国的日子，由于他原先没有积蓄，张绪滋最先是写文章写书赚点钱，写了《战乱余生》回忆录，还写过上司杜聿明等人的传记文章，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字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时间一长也没有什么写了，两口子年过花甲还要跑去超市当保洁打工挣钱，便在商铺里、超市里帮人理货，做保洁员工作打工谋生，日子过得非常窘迫。

我们收集资料得知，作为黄埔系相关研究者石公智文有介绍张绪滋的结局，他虽然晚年生活清苦，但清心寡欲，恬静生活，寿命很长，活了108岁，其长寿善终与清廉操守在乱世将领中极为罕见，成为武汉七期在世间的绝唱。

伞兵三团起义改写了这支精锐部队的去向，也改写了司令张绪滋的命运轨迹，因为在老蒋眼里，这支他寄予厚望的队伍比其他部队起义更刺眼的一根刺，不仅是军事损失，更是“背后捅刀”的巨大耻辱。所以，他一直咬着不放，张绪滋则是这根刺上的顶尖，据后来鸿翔部队的老战士回忆，晚年张绪滋得知三团团长刘农畯成为我军中高级干部，还授予开国上校军衔的时候，自己因生活所迫整日劳作的他久久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地自言自语，早知今日我也跟着起义，何至于此呢？此言的确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