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国家进出口委秘书长空缺，汪道涵对谷牧说：江泽民怎么样？

1979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专啃“对外开放”这块谁也没啃过的硬骨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这两个委员会的主任。

谷牧

两委的班子搭起来后，专职副主任有汪道涵、周建南等人。但谷牧清楚，光靠这几个老同志不够，他需要一个懂技术、懂外语、能跑能写、年富力强的人来做负责两委日常运转的秘书长。汪道涵便向谷牧推荐了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江泽民，他的理由是江泽民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还曾在苏联实习过，英语、俄语俱佳，谷牧同意了。

1980年2月10日，国务院正式任命江泽民为两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多年后，谷牧回忆这段用人决策时说：

我这几个助手，都挑得很得力……我经常召集8个部的联席会议，以后找一个人主持日常工作，就挑的江泽民。我觉得他脑子很新，是个很有才气的人。

江泽民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个大活，就是经济特区。1979年，中央已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筹备建特区。但问题是谁也没办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没有现成法律框架，没有操作规程，特区“特”在哪里、边界划在哪、外资进来怎么管，全是空白。谷牧把给特区搭法律框架的任务交给了江泽民。

江泽民

江泽民的做法是先出去看，再坐下来写，他带人把世界各国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相关资料翻了个遍，然后结合中国实际，反复推演，起草了后来被称为特区建设“基本法”的文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实施配套细则。

1980年8月，江泽民代表国务院站到了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讲台上，就特区条例草案逐条作说明，会议批准通过，从这时起，特区才算从“地方探索”拿到了“国家法律身份”。

特区的制度框架虽然搭好了，但到了执行层面，旧体制的惯性依然在卡脖子。1980年7月，蛇口工业区码头工地出了件大事：当地按发“超产奖”的办法调动了工人积极性，工效大幅上升，每台车日均运输从64车飙到99.4车。但随后劳动总局一条“奖金额不得超过工人一至两个月工资”的全国性规定压下来，硬性叫停了“超产奖”，工人们工效立刻跌回每天32.2车，整个工地从热腾腾变成慢吞吞。

蛇口工业区

新华社内将此事写成内参报给了胡耀邦，7月30日，胡耀邦又将此事批转给了谷牧，他写道：

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

谷牧当天又对此事作出批示：

请建南、泽民同志考虑：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局的这些规定，在蛇口就可以完全不执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江泽民收到批示后，第二天就联系广东方面，逐一通知相关下属部门落实。8月1日，谷牧向中央报告：“我已通知广东拒绝执行这项规定。广东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本来就可以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没过多久，蛇口又恢复了“超产奖”。

江泽民（中）

这条处理链，就是两委那段时期工作方式的缩影：谷牧在上面敢拍板，江泽民在下面能跑通，中间不隔夜。

1980年下半年，谷牧又给江泽民派了一项任务：率团出国实地考察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此后江泽民带领考察团跑了中国周边的新加坡等6国、8个园区，耗时45天。考察团在国外期间，江泽民要求全团省吃俭用，全程只花了3万美元，结余的差旅费全部上缴国库。后来谷牧专门表扬了江泽民，他不全是为了省钱这件事本身，而是给机关立一种风气：开放不是去国外花钱开眼界，是去拿干货回来。

1982年5月，两委完成阶段性使命后被撤并重组，江泽民转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他和谷牧这一段“上下级+战友”的高强度共事，掐头去尾大约两年半。但正是这两年半，把江泽民从一个技术型、外事型的专业干部推到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决策与执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