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被判17年有期徒刑，开国上将在病中叹家教终究薄弱！

“在部队，命令就是命。可在家里，孩子的路，终究要靠自己走。”据同时代的老战友回忆，叶飞曾在一次闲谈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语气平静，却透出一种说不出的无奈。

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将领，习惯了纪律，习惯了“服从”和“担当”。而当他面对的是几个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子女时，那套从战场带回来的准则，却并不总是奏效。尤其是在社会环境悄然改变之后，这种错位感显得格外刺眼。

叶飞这一生，前半段是典型的战将轨迹：冲锋、指挥、受命，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战场；后半段则深深扎根在地方，尤其在福建，既是军区司令员，又是地方第一负责同志。而在这些光环背后，他也是一个父亲，一个在家教上自认不敢松懈的父亲。

可谁也没有想到，最让他心中刺痛的，却是最小的女儿——叶之枫。

一、战场上炼出的家风

了解叶家的故事，很难绕开叶飞的军旅生涯。早年的他，参加革命较早，抗日战争时期便在华中、华东一带转战。那时，他在粟裕麾下作战，被称作“三大虎将”之一，这种评价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战场上用一次次胜仗堆出来的。

战争环境残酷。部队中，对纪律和保密的要求极高。命令传达不能出差错，情报不能乱走，只要有一点疏忽，付出的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代价，而是整支部队的命。久而久之，“守纪律”“讲原则”“不能有私心”这些词，几乎成了那一代军人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战争中的家庭生活谈不上安稳。孩子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是常态，简单的团聚更像是一种短暂的“战地休整”。在这样的环境里建立起来的家庭观念，很自然带着军营色彩：讲集体，讲牺牲，讲服从安排，讲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军队建制逐步调整，叶飞被调往华东、华南地区工作。1956年前后，他担任福建省主要领导职务，同时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政委。在这一时期，他的权力和影响力都达到高峰。一方面要抓国防，一方面要抓地方建设，日程安排得极满。

有意思的是，权力一大，许多将领家庭子女也随之置身一个特殊环境：他们既是普通公民，又天然背着一层光环。别人看他们的眼光，会多一些“这是某某首长的孩子”。在这样的目光之下，孩子们的成长轨迹，很容易与“特殊”二字发生关联。

叶飞大约很早就意识到这种风险，所以在家中常强调一句话：“你们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这种“普通”的要求，在战友眼中并不稀奇，在子女心里，却并不好受。

二、“不搞特殊”的家教实践

军人家庭的严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子女生活安排的态度上。叶飞有6个子女，4女2男。家里人口多，但规矩也多，尤其在工作分配、待遇享受方面，叶飞抓得很紧。

叶葳葳是叶飞的女儿之一。上世纪70年代，她被组织分配到青海德令哈工作。那个时候，德令哈还远没有后来的名气，交通不便，气候干燥，算得上当时比较艰苦的地区。对一个在较为条件优越环境里长大的女孩来说，突然要去西部戈壁地带工作，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据家属回忆，叶葳葳接到分配通知后，有过犹豫，曾给父亲写信，说当地条件苦，是否可以想办法调回“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毕竟，父亲在福建担任重要职务，若是开口，很多事会简单许多。

“爸，要是能留在身边，也好帮您分担点家里的事。”类似的话出现在她的信里，既是撒娇，也是试探。

叶飞的回信很坚定。他大意表示：哪里需要人，就应该到哪里去；别人可以在那里工作生活，自己的女儿也一样，不能搞例外。没有斟酌，也没有舒缓的过渡，这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并不好接受，却符合他长期以来的做法。

这一点，与当时的制度背景并不冲突。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实行统一的工作分配制度。大学毕业生由组织统筹安排，重点需要向偏远地区、工业前线、国防建设单位倾斜。上山下乡、支援边疆、支援三线建设，这些口号在当时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落实在无数青年身上的现实。

军人家庭子女在这种分配中，有时甚至会被要求起带头作用。原因很简单：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服从组织安排。叶飞拒绝为女儿调换岗位，既是个人原则，也是符合当时干部要求的行为准则。

多年以后，有人提起这段往事，说叶飞“心太硬”。从表面看，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站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要求和个人经历之上，这种“硬”，几乎就是他一贯坚持的底线。当他要求女儿去青海时，用的仍然是那套军营逻辑：命令来了，就得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三、小女儿的成长轨迹

在几个子女中，叶之枫是最小的一个。1945年8月出生，这个时间点本身就带有一种时代印记——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但局势仍未完全明朗。

叶之枫童年时期，很大一部分是在父母忙碌的工作中度过的。家庭氛围并不宽松，父亲常年在岗位上，母亲也有自己的组织任务。对她而言，父亲更多是一个严肃的形象，而不是常伴身侧的日常陪伴者。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整个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动荡。对很多青年学生来说，求学道路并不平坦。有的人被打断学业，有的人辍学参加劳动，有的人在反复变化中重新调整方向。从现有资料看，叶之枫最终还是走上了高等教育道路，197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这在当时是一份颇为体面的履历。

上海交通大学在工科和技术领域有很强的传统。1978年以后，国家恢复高考，各类高等院校重新录取学生，强调“择优录取”“德才兼备”。在这一时期走出校门的学子，大多被寄予厚望。叶之枫能在1979年完成学业并分配到进出口系统工作，说明其成绩和条件都不算差。

进出口局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敏感、也相对“吃香”的单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1978年后逐步推进，国家鼓励对外贸易，各地纷纷设立或强化进出口机构，大量外贸订单、引进项目、合资谈判都通过这些部门协调。掌握进出口指标数据的人，手中自然握着一定的资源。

叶之枫进入进出口局，后来又逐步升任技贸结合处副处长，说明她在业务上有一定能力，也掌握了不少核心信息。对一个在严格军人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这本该是一条值得期待的发展道路。不同于父辈在战场上面对的是枪弹，她所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市场、人情和诱惑。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职务任上，叶之枫接触到国家进口轿车指标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属于机密范畴，关系到国家重大采购计划和外汇支出情况。按规定，这样的内容只能在特定范围内掌握，不得对外泄露，更不能成为某些人的“生财工具”。

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她走错了路。

四、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新风险”

要理解叶之枫案件，离不开改革开放初期的大环境。1978年以后，国家开始逐步调整经济体制。市场因素被引入，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经营自主权，进出口业务大幅增加，外贸部门与海外企业、国内地方政府、各类单位的接触频率迅速上升。

这种环境一方面释放了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风险：一些制度还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部分岗位上的权力边界模糊，容易出现以权谋私、泄露机密等违法行为。

张常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人物。按照案件材料披露的情况，他是一名商人，通过各种关系，试图获取国家进口轿车指标方面的内部信息，以便谋求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他与叶之枫发生了不正当往来。

有一次谈话中，据说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叶之枫说：“你手里这点东西，在外面可是值钱得很。”这句话是轻描淡写，却透出一种熟练的试探和诱导。

“这些可都是保密内容，不能乱说。”叶之枫当时并没有完全放松警惕。

“大家都在做生意嘛，你又不是拿来干坏事，只是提前知道一点情况。”类似的劝说反复出现，将保密意识一点点侵蚀成一种“无所谓”。在这样的氛围中，界限往往在不知不觉间被突破。

从法律角度看，国家机密的范围有明确规定，凡属国家对外经济计划、重大采购项目等未公开的重要数据，都在保护范围之内。公务人员泄露此类信息，即便没有收受巨额贿赂，也构成严重违法。

1986年5月，有关部门完成调查后，依法对叶之枫作出判决，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张常胜等相关人员，同样受到法律制裁。这起案件，在当时的外贸系统内部引起不小反响。

对外界而言，这不过是众多职务违法案件中的一例。但对叶飞一家来说，却是一记沉重打击。

五、军人父亲的困惑与自责

案件审理告一段落之后，叶之枫被送往监狱服刑。按照法律程序，她需要在高墙之内度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表现较好，1990年代后期，她获得几次减刑机会，最终在1999年获准出狱。

此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一半人生在喧嚣城市、一半人生在封闭的铁门之内度过。她的名字，也从“干部子女中的一员”，变成进出口系统反面教材之一。

而在这段时间里，叶飞已经步入晚年。身为父亲，却无法在法律问题上为女儿说情、开脱，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极其矛盾的体验。一方面，他长期强调纪律和原则，认为犯了法就要承担后果；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亲生骨肉，心中难免自责。

据接触过叶飞晚年的医护人员和亲属回忆，他在病重期间，偶尔提及子女的问题。有人小心地问了一句：“首长，您对小女儿的事怎么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家里规矩不少，可终究还是有漏的。军队里的纪律，不能完全搬到孩子身上，也管不到他们心里去。”

这句话既不是辩解，也不是推责，而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军人习惯以命令约束行为，但对孩子而言，影响他们选择的，还有朋友、社会潮流、经济诱惑和个人欲望，这些东西往往超出父母控制范围。

叶飞1930年代入伍，1999年4月18日去世，享年85岁。他的一生跨越了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三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都有差异，而他作为父亲，却未必完全掌握这些变化对孩子的冲击。

站在他的角度，对子女强调“不搞特殊”“要服从组织”“不能为家里提过分要求”，这套家教在建国初期和计划经济时代是适用的，也是主流价值观。但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金钱利益被放大，市场逻辑开始渗入工作生活时，单纯强调“不能搞特殊”，并不能抵消新的诱惑。

叶之枫泄密案，就是在这样的错位中发生的。

六、家教与制度之间的缝隙

从叶家的经历来看，家庭教育与社会制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家教再严，环境一旦发生质变，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尤其在法律意识和市场规则逐步建立的过渡期，许多人对边界缺乏清晰认知，这一点在不少案件中都能看到。

军人家庭的优势，本来在于纪律观念强、荣辱观清晰。叶飞对子女要求不享受特殊照顾，这种态度对塑造谦逊、朴素的生活方式有积极意义。叶葳葳被分配到青海德令哈，父亲坚持让她服从安排，说明这套家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实际效果。

家教的重心如果更多落在“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要吃苦耐劳”这些方面，而在法治观念、职务行为边界、经济活动风险防范上缺乏系统教育，那么在改革开放这种新环境中，仍然存在漏洞。

叶之枫在进出口局工作，接触国家机密信息，她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背景，并未阻止她一步步滑向违法边缘。原因不在于她不知道纪律，而在于她未充分意识到，有些“看似不太严重的帮忙”，一旦触碰机密和权力边界，就不再是个人情面，而是法律红线。

从制度角度看，当时一些单位在干部管理和监督上，还处在探索阶段。权力集中在少数岗位上，透明度不高，对信息流动缺乏有效监管。这种结构性问题，与个体的家教和自律意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不少职务违法的土壤。

家教，更多是价值导向和行为习惯；制度，则是外部约束和程序规范。两者配合得好，可以相互加固；一旦某一方薄弱，就会在关键节点上暴露出问题。

叶飞晚年对女儿事件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指向这一点。他自认尽力做到公正，不给子女开后门，不为他们谋私利，却没有想到，真正让女儿跌倒的，是她在工作中面对的复杂环境，是那些看似“顺水人情”的请求和交易。

人们往往容易将责任归结为“家教失败”，但从叶家的个案看，问题显然比这个简单标签要复杂。家庭影响有边界，制度安排和社会风气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七、军人子女的身份与选择

在不少军人家庭中，子女从小耳濡目染的，是父辈讲述战斗故事、强调集体利益、赞扬无私奉献。这样的教育，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一种天然的“标准答案”。可当他们走入社会，面对的是职场竞争、利益分配、权责模糊等现实问题时，如果缺乏对新规则的理解，传统的“标准答案”并不总能应对自如。

叶之枫的故事，正处于这样的夹缝中。一方面，她拥有军人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经历，具备良好的起点；另一方面，她工作的领域，是当时最容易与金钱、权力紧密交织的进出口行业。这种身份与环境的组合，本身就蕴含不小风险。

不难设想，在她刚进入单位时，父亲也许叮嘱过她要“老实做人”“不要惦记不该拿的东西”。但这样的告诫如果停留在口头，没有通过具体案例和法律知识转化为清晰边界，对一个真正站在利益激流中的人来说，说服力是有限的。

叶之枫最终走到被判刑17年的地步，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那一时期军人子女面对新社会时适应困难的一种体现。过去熟悉的是“组织”与“集体”，现在要面对的是“市场”与“合同”，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转换并非一蹴而就。

真正风险在于，一旦军人子女在工作中利用父辈的影响力，或借用父辈的名义谋取利益，不仅损害个人声誉，也会给整个军队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各级组织逐渐加强对干部家属尤其是子女的管理和教育，强调“干部家属不得利用影响获取不正当利益”等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叶之枫案件，不只是一家人的不幸，也推动相关领域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和廉政教育。

八、一家人的荣光与阴影

叶飞的一生中，军功与荣誉占据了重要位置。抗战期间，他在战火中指挥部队，多次参与重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随粟裕等人作战，为华东战场胜利做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福建长期任职，既保障海防安全，又参与地方建设，在地方史志中留下了不少记录。

在许多老兵心目中，他是干练果断的将领，是能在关键时刻顶上去的指挥员；在许多福建群众心中，他是长期坐镇一线、关注地方发展的领导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的个人形象带有一种“集体记忆”的色彩。

放到家庭层面，情况往往不那么简单。父亲的荣誉，不会自动转化为子女的清醒判断；军功章，也不会成为子女抵御诱惑的护身符。荣光与阴影本就是同一个历史故事的不同侧面。

从纵向看，叶家几代人的经历，几乎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节点：抗战、解放、建国、改革开放。每个节点都有各自的逻辑和规则，每一代人的选择，也是在这些规则之内作出的。在这样的时间轴上，一位开国上将的女儿因泄露国家机密获刑，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有人在谈起这件事时，感叹“英雄后代未必都是完人”。这话有些尖锐，却也不失冷静。军人家庭固然有自身传统和优势，但并不天然免疫一切风险。尤其是在制度变革和观念更新交织的年代里，任何一个家庭都可能遭遇难以预料的考验。

1999年，叶之枫结束服刑，办理相关手续后走出监狱。同年4月18日，叶飞在病床上离开人世。父亲与女儿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年交汇，却已无法再有过多言语。对外界来说，这只是两个时间点；对这一家人来说，却是一段难以言说的旅程终点。

从抗战前线到福建海岸，从简陋战壕到进出口局办公室，从青海戈壁到监狱围墙，叶飞及其子女所经历的一切，折射出军人家庭在大时代中的荣光与隐忧。家教，可以严，可以硬，可以反复强调；但当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单靠传统意义上的“严教”，并不足以应对所有新出现的风险。

这一点，在叶家的故事中，表现得格外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