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老蒋侍从室：侍从室巅峰时让戴笠都害怕，侍从室主任做啥工作

1944年的某一天，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让自己的手下沈醉去侍从室处理一些事情。

沈醉到侍六组之后，组长唐纵板着脸把他晾了两个多小时才见。

沈醉让唐纵把军统的那份报告送给蒋介石看一下。唐纵说，“我怎么能如此明显的偏袒一方？第六组的事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的”。

沈醉气愤之下站起身来就想走。把原来的话转达给戴笠，戴笠沉默了片刻之后，幽幽的说，“唐先生有他的难处，不能强求他。”

军统头子是几万特务的上司，整个重庆官场都知道他非常可怕，但他却说，“不能强求”。

侍从室权力真的有这么大？

侍从室不是一个处，是三个处，再加上一些直属组。

三个处的主任所做工作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侍一处主任负责军事工作。每天早上军令部，军政部和各个战区发出的电报，报告都会堆积在第二组桌子上。

第二组是军事机要组，组长必须逐一份审阅，分类标注。十万火急的直接送到蒋介石那里去；重要的写出摘要后送给蒋介石；一般性的则保存起来备查。

战报是十万火急还是普通的资料，并不是电报的内容所决定的，要看审阅的人怎么评定。

蒋介石拍板说“打”，具体的部队调到什么地方，几点发动进攻等事项由第二组参谋拟成正式命令，经主任签了字后发出。

主任签了字的命令就代表了蒋介石的意思，在前线必须贯彻执行。

签了一个字就调动了一军，签了字就停止了一场战役。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商震等七人之中有五人轮流坐在这把椅子上，干的就是这个活。

蒋介石的所有讲话，公告，电报，信函都是出自他之手。

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最后关头”演讲稿，1943年写的《中国之命运》初稿都是陈布雷所写的。

侍三处主任陈果夫，负责第三种工作，即人事考核。

从中央各部门的司长，各省厅局长到各个战区的军长，师长，在国民党体系中重要的职位上的人事任免都要先由侍三处第七组审核。

第七组的工作就是调阅档案，调查背景，填写个人资料，访问相关人员并写出人资评估报告。报告上有一句“此人社会关系很复杂”，之后这个人也就没有前途了。

侍从室主任们给蒋介石做完前面的准备工作之后，已经占到了百分之九十。

侍从室在1938年至1945年间处于顶峰时期。

巅峰状态是怎样的呢？比国民政府所有的部门都要夸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决策程序是各战区的军事报告不经过军委会参谋总长，而是由侍一处处理。

各个部门的政务请示不经过行政院院长，而是由侍二处办理。人事任免等事宜也不由考试院，铨叙部办理，而是由侍三处负责。

所有的情报不管是军统的，中统的，军令部二厅的还是各战区的都要先送到侍六组，然后由侍六组选出整理出来呈送给蒋介石。

侍三处的人事权也很大。所有国民党官员想升迁，都要经过侍三处的考核。

侍三处说“你好”，在你的档案上写着“才能胜任”；如果说你不行，在上面写着“资历太浅，暂不考虑”。各院部会的长官见到侍从室的人要比见蒋本人还要客气。

因为见到蒋介石的话，蒋介石有可能不记得你说过什么；见到侍从室的人，你说的每句话都会被写入评估报告中。

回到题目的上面。

侍从室顶峰的时候连戴笠都感到害怕，那么他害怕什么呢？

戴笠是军统局副局长，实际负责人的位置。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达到顶峰，编制内外上万人，情报网也扩展到沦陷区和大后方。

戴笠只要想知道谁就可以查谁，想要让谁消失就可以让谁消失，行政院的大佬们见到他都要赔笑。

但是他依然每个月都会给侍从室送一笔“车马费”。

沈醉被戴笠派去送东西之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还记住了这件事。

戴笠并不担心钱财的问题。他怕的是侍六组。

侍六组是情报组，成立于1938年，组长为唐纵。

该部门的任务就是搜集所有情报系统所报告的信息，经过筛选后呈给蒋介石。军统，中统，军令部第二厅以及各战区的情报都汇集到侍六组里。

唐纵带着人把收集到的资料分类整理成简报，并将简报送到蒋介石办公室。

那么这就意味着不管是戴笠的军统还是其他部门的情报，只要送到蒋介石那里，就都要先经过侍六组审核。

唐纵手里握有笔的权利，决定了戴笠的情报在蒋介石手里会是什么模样。

使当日应送达的信息上注明“待查”，最终石沉大海。把对军统有好处的消息删除掉主要的部分，让蒋介石看到问题而看不到军统的功劳。

戴笠最不喜欢的就是这支笔了。这支笔不是唐纵的，而是属于侍六组的一个职位。

唐纵换班之后，新的组长手中就会有这支笔。

戴笠不能让这支笔指向自己，所以他就花了很多心思来养着这支笔。

每月提供的车马费从形式上来看是为了保持和军统的关系，实质上是给军统的生命线付租金。

军统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向蒋介石提供情报，而侍六组如果能够阻塞或变造这个情报通道的话，军统就变成了一个空架子。

唐纵这个人的情况也可以说明问题。

唐纵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和戴笠是同班同学，在复兴社特务处工作了很长时间。

表面上看，唐纵对戴笠和蔼可亲，实际上心里却记着戴笠十几年来欠自己的人情。

这些日记到了1949年被解放军获得，在1991年才得以出版，书名是《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唐纵到了侍六组之后，戴笠对他态度立刻就不同了。

戴笠让沈醉给唐纵送礼，每月都会送钱送东西。戴笠要求在传递情报时把军统的报告放在最前面，使蒋介石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

唐纵不愿意做这件事。军统与宪兵特务处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双方都争着把报告送给蒋介石。

沈醉受了戴笠的托付，请唐纵帮忙先送军统的报告给蒋。

唐纵把沈醉晾了两个小时之后才说，“我怎么能如此明显的袒护一方呢？”

这就是戴笠最直接忌惮侍从室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唐纵这个人而害怕他，而是因为唐纵手中有情报筛子。

筛子堵住了，军统的情报也就过不去。过不去，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戴笠怕的还有侍三处。

军统人员的任免也由侍三处考核。戴笠手下的站长，处长能不能升职，能不能调动到重要岗位，全看侍三处的人事评估报告。

侍三处给军统里面某个人写了一份“背景复杂，不宜重用”的报告之后，那个人也就没有希望了。

军统中负责情报工作的头目被侍六组（负责情报筛选）与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前后夹击。前面限制情报的流出，后面控制人手的数量。

这就是侍从室鼎盛时期让戴笠畏惧的结构性因素。

钱大钧，陈布雷，陈果夫三位主任的作风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让蒋介石放心。

钱大钧是浙江人，黄埔教官出身，与蒋介石同乡并且是师生。

黄埔教官中军事能力一般，在黄埔系也没有自己的小团体。蒋介石把军事机密交给钱大钧，要的是忠诚与守口如瓶，并非战略眼光。

第一次当侍从主任的时候就因为收受贿赂被撤职了，撤职之后蒋介石又让他当第二任。因为受贿而被撤职的人比没被撤职的人更有利于控制。

你有我的把柄，你就更不敢反对我了。

在国民党军权至上的体系里，他是不可能造反的，因为他没有造反的能力。

蒋介石让其主持党政信息工作十年不换岗位，并非因为他是最好的人，而是因为他是最不惹事的。

陈果夫是CC系老大。把人事考核权交给CC系，蒋介石不怕吗？不。

因为CC系的力量在党内事务方面，不在军队里。蒋介石的权力基础是军队，党务系统的权力再大也比不上军权。

陈果夫主管侍三处，也就是在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CC系分了一杯羹，而代价就是他的人事网络完全公开在蒋介石面前。

三人的上位策略都是让蒋介石放心。钱大钧用把柄给人以放心之感，陈布雷以无害之人使众人放心，陈果夫靠透明度高的人让众人安心。

但是这个策略是有界限的。侍从室主任的权力并不是由职务所决定的，而是老蒋信任的结果。

有信任就有大的权力；没有信任，就没有任何权力。

钱大钧受贿被撤职之后，他的权力立刻就归零了。

陈布雷1948年给蒋介石上书时被当面驳回，在家里之后就绝望自杀了。

近臣的权力只受主人情绪的影响，没有制度上的保障。

1945年11月，侍从室撤销。

侍从室撤销之后，以侍一处第二组，侍二处第四组为基础，成立军务局和政务局。

军务局的局长是俞济时，政务局的局长是陈方。

唐纵的侍六组情报工作并入了军务局情报科。陈果夫的侍三处人事工作分散到各个部门里。权力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换个名字而已。

侍从室改成军务局，政务局，处主任变为局长，小组变为科室。

核心逻辑不变，蒋介石仍然不依附于正规体系而建立了一套私人体系，仍然用信任代替制度，仍然控制信息通道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