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文明秩序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中华文明发展史，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内在机理，也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结构形态和时代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理解五个突出特性，不能停留于若干历史现象和文化表征的罗列，而应深入把握其内在关联及共同指向的深层逻辑。我理解，这个深层逻辑，集中体现为一种独特的文明秩序——一个文明在处理共同体建构、历史延续、价值整合与差异协调时所形成的内在法则。

进一步看，五个突出特性可以概括为两种相互贯通的理念：一是由统一性和包容性共同支撑的“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理念，二是由连续性和创新性共同展开的“穷变通久”的通史理念，和平性则是中华文明在处理内外关系、古今关系和文明关系时所呈现的鲜明品格。正是在两种理念的统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兼具整体性、开放性、连续性与创造性的文明结构。由此出发，中华文明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其历史之久，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文明秩序，这为理解现代世界的文明问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论的思想资源。

一

“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理念，回答的是中华文明如何在广阔空间中建构共同体。大一统并不是对差异的抹平，更不是以单一尺度压制多样性，而是在承认差异、协调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整体性秩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下”，从来不是狭隘封闭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单纯由强力划定的统治边界，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向的秩序空间。《尚书》言“协和万邦”，《左传》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记》言“天下为公”——这些经典论述揭示的，都是中华文明关于天下秩序和共同生活的基本理解：不同地域、族群、文化之间并非天然构成不可通约的敌我关系，而是可以被纳入一个可沟通、可协调、可共在的伦理政治结构之中。

大一统之所以成为深层结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对“中”的理解具有鲜明的价值意味。中国之“中”，并不是地理中心或权力中心意义上的自我神化，而首先是一种超越偏私、持守公正、着眼整体的中正之德。古人所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表达的正是以整体为念、以公共为归的秩序精神。汉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将大一统上升为贯通天人古今的普遍法则。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意义上的统一，从来不是排斥差异的机械统一，而是能够把不同区域、族群、传统纳入共同秩序之中的有机统一；其包容也不是无原则的拼贴堆积，而是在共同体认同和共同价值框架下实现的兼收并蓄。统一性与包容性之所以相辅相成，正在于中华文明是靠开放性的共同体逻辑来塑造自身。

推而观之，大一统理念不仅体现在政治整合上，而且贯通于伦理教化、制度建构和文化生成之中。《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明“文”在中华文明中从来不只是器物修饰和典章形式，而是教化人心、整合秩序、塑造共同体的实践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观：文明不是通过排斥他者来证明自我的身份标识，而是在组织关系、化解张力、转化差异中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差异并不是共同体的威胁，而恰恰是更高层次秩序得以形成的条件。回溯历史，从秦统一六国后设郡县，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奠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到汉承秦制并推恩削藩、独尊儒术，巩固大一统格局；从隋唐再造统一、兼收并蓄，以科举制打破门阀壁垒，形成恢宏气象；到元清入主中原而承续中华政统——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历史中不断处理多区域、多民族、多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整体统一的同时容纳丰富的差异，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深厚支撑。

二

“穷变通久”的通史理念，回答的是中华文明如何在悠久历史中保持连续性并实现自我更新。中华文明历经王朝更替、社会变迁、外来冲击而始终薪火相传，其深层原因不在拒绝变化，而恰恰在于善于通过变化保存自身、更新自身。《周易》云“往来不穷谓之通”，又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命题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智慧：所谓“久”，不是停滞不动的守常，而是在不断回应困局、推进变通、实现再生中获得持久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来不是僵化保守、封闭静止的连续性，而是体现为连续性与创新性辩证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源于中华文明不把传统视为固化的存在，而是将其作为可以不断诠释、转化、再生的精神资源。从先秦诸子学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明代阳明心学，无不包含着对前一时段文化的继承吸收、融合总结、深化发展和变革更化，中华文化因此而连绵不绝、高峰迭起。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善于创新创造、赓续发展的独特优势。

更重要的是，通史理念不是单纯的史学编纂概念，而是一种文明实践意义上的古今贯通。中华文明不把古今关系理解为“旧者必亡、新者必立”的绝对断裂，也不把历史视为周而复始、不可更改的宿命循环，而是理解为“守其常而应其变”的辩证过程。“通”是变困穷之境而化之的力量，是承敝通变、因时损益的实践智慧。连续性赋予文明以根脉和定力，创新性赋予文明以活力和生机；没有连续性，创新性就会失去根基、流于漂浮；没有创新性，连续性也会走向僵化、失去生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中华文明是在既定条件下发挥历史主动性、于困局中开辟新路的典范。中华文明正是在守常与通变之间形成动态平衡，在历史断裂的边缘重新接续传统，在现实危机的压力下重新激活自身，从而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又不断开拓新境界。

三

从更开阔的文明比较和时代发展视野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所体现的文明秩序，不仅解释了中华文明何以绵延至今，也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近代以来西方关于文明的主流叙述，往往或者以线性进步的方式理解历史，把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纳入单一的发展序列之中；或者借助有机体的隐喻说明文明演化，将文明理解为诞生、成长、成熟、衰落以至死亡的生命过程。前者容易把文明差异转化为高下等级，在一定程度上为“文明优越论”提供支撑；后者容易把文明兴衰存亡的命运处理为不可逆转的宿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文明冲突论”提供支撑。然而无论是上述何种理解，其背后反映的都是西方关于文明的思维方式，即在二元对立的视角下，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没有将自然与文明看成连续一体的关系。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文化，也形成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能为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迪。

中华文明则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路径。大一统理念和通史理念，共同指向了中国哲学的基础逻辑，即“天人一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谓“天人一本”，是指天和人之间不是割裂的，天和人在生命有机状态上是连续与一体的，天是包含人在内的世界整体，人是天的延续与表现。从文明观的角度来看，“天人一本”意味着人类创造出的不同文明体系应当与自然世界中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所又普遍和谐的存在秩序相一致。按照“天下一家”的逻辑，不同文化生命体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构成绝对的对立，恰恰是相互交流的前提。不同文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扶持共生的关系，能通过彼此的交往交流，最终达到一体生生的成长效果。这正如自然秩序中万物共生于天下一样，不同文明也应当共存于天下。按照“穷变通久”的逻辑，文明兴衰也不是不可摆脱的宿命，正如自然的运行是始终充满生机、没有终点的，文明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在变局中坚持主体性、在交流中增强创造力，始终把握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主动。在此基础上，和平性成为中华文明处理内外关系、古今关系和文明关系的鲜明品格。《国语》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语》主“和而不同”，均反对以征服、排斥和同化作为文明交往的基本方式，主张通过互学互鉴、相互成就实现共同发展——这不是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是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经验。正因如此，中华文明不仅构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深厚根基，而且为当代世界重新思考文明关系、历史延续和全球秩序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中国智慧。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翻版，在于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既承继“天下一家”的共同体传统，又发扬“穷变通久”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秩序深刻调整，深入阐发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及其所蕴含的文明秩序，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文明何以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深厚滋养，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强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转载来源：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