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朱丹：人机共生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AI？

朱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可信赖的AI社会，理论上有四个标准：算法透明可解释、责任主体可追溯、用户权益可救济和技术红利可普惠。

2026年5月11日，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在浙江杭州湖滨商圈一路口“执勤”（黄宗治/摄）

如今，AI的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领域：算法决策渗透教育、就业等民生场景，智能体参与公共服务工作，AI正从单一的效率工具逐步变成一种重塑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

AI技术本身并无善恶属性，它更像一把双刃剑：善用之，便能成为破解民生痛点、守护生态环境、提升治理效能的利器；若缺乏引导与规范，就易出现算法偏见滋生、数据滥用蔓延，深度伪造技术模糊真假边界，会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公、侵犯个人权益，引发一系列伦理与安全风险。

当AI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如何引导技术从工具升维为“社会伙伴”，让智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向善，正是AI实现这一升维的必由之路，它不是技术发展的“附加题”，而是科技企业与社会各界的“必修课”。

向善之“义”

AI向善的核心，是坚守“以人为本”的底线，让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需求，而非凌驾于人之上。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使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AI向善划定了顶层发展方向。

“AI向善优先聚焦哪些领域，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哪些领域最易市场失灵、正外部性最大，则AI投入的边际收益就最高。基于这一原则，医疗健康、教育公平、公益救助应当是首选，在这些领域，AI能够直接补足优质公共服务的稀缺供给。”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钟辉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城市治理与环境可持续同样不可忽略，因为这些都是典型的公共品领域。”

“市场上从不缺少AI的应用场景——算法推荐让购物更精准、语音助手让生活更便利、智能投顾让理财更高效——但这些场景本质上是锦上添花，其受益人群往往是已经具备较好资源禀赋的群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朱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真正的“向善”，应当回答一个更朴素也更重要的问题：哪些人的基本需求更需要被看见？

由此，朱丹提出一个判断标准：AI向善的优先序，应当遵循三个维度的价值锚定：第一，可及性。这是“第一标尺”——技术是否穿透了传统公共服务体系的边界，惠及那些处于资源配置末梢的人群和地区？第二，适配性。技术是否针对特定场景和人群的需求进行了在地化改造？第三，协同性。技术是否与一线从业者形成了协作而非替代的关系？真正的向善，不是让AI取代村医、取代乡村教师、取代基层环保人员，而是让他们获得此前无法企及的专业辅助能力，从而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

这三个维度共同指向一个判断：AI向善的优先领域，不是技术最容易产生商业回报的地方，而是技术最能弥合社会结构性裂隙的地方。医疗健康承载着对生命权益的最基本保障，教育公平关涉社会代际流动的可能性，环境可持续守护人类文明存续的物质根基——这三者构成了AI向善不可绕过的“必答题”。

“需要明确的是，选择一个方向优先投入，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他领域。”朱丹说，优先序的意义，在于为公共资源配置和政策制定提供一种价值理性的坐标，防止“AI向善”四处开花却处处不结果的局限。当每一个算法模型、每一笔公共投入都被认真追问“这件事最终让谁受益了”的时候，AI向善才算真正完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实质性跨越。

另外，随着AI技术的加速迭代，算法偏见、数据滥用、信息茧房等问题暴露，也让伦理规范与制度监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从以前的人脸识别争议，到近期广泛关注的开源AI体OpenClaw（“龙虾”）产生的敏感数据泄露问题，使人们普遍认识到AI进一步加剧了隐私风险。生成式AI技术降低了AI技术的应用门槛，很容易创建高度逼真的虚拟内容，导致日益严重的信息污染问题。”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杜严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面对这些风险，监管层面的引导与规范至关重要。2026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明确人工智能伦理审查要重点关注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要求防范偏见歧视、算法压榨，保障资源分配与机会获取的客观性和包容性。

“对AI进行伦理、法律治理是必要的，不能任其发展。”杜严勇说。

向善之“行”

如果说防范风险是AI向善的底线，那么赋能民生则是AI向善的主线。《意见》将“‘人工智能+’民生福祉”作为六大重点行动之一，提出推动AI在医疗、教育、基层治理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从偏远乡村到城市社区，从特殊群体到普通民众，越来越多的AI技术正退去冰冷的科技外壳，传递出温暖的人文关怀，让优质服务触手可及。

在医疗领域，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的乡村医生们，成为全国首批用上AI医生助手的村医。

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红寨村68岁的村医张启方在大山里行医已近30年。村医们是贵州山区村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他们工作繁忙，也常常因资源有限、信息闭塞而感到力不从心。

为了提升基层的平均诊疗水平，2026年2月，普安县政府、卫健局等部门联合蚂蚁集团、阿里巴巴公益共同组织了“村医AI技能培训”项目。

“村医们学习热情最高的功能是AI健康问答、名医‘AI分身’、拍报告——在繁重复杂的一线诊疗中，问答功能让村医能快速获取参考建议，最大程度减少误诊率。”

村医拍个照就能解读多种检查报告、给患有慢性病的患者建立健康档案，AI助手在普安山村卫生室里扎下了根。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出现约1100万名医护人员的缺口，而缺口最严重的恰恰是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中低收入国家每年有570万至840万人因医疗服务质量不足导致死亡。

“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结构性的悖论：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恰恰生活在医疗资源最匮乏的地方。这不是技术不够先进的问题，而是先进技术未能穿透资源分布的结构性不均衡。”朱丹说，“将AI辅助诊断部署到村卫生室，其价值不在于算法的先进，也不在于替代了专家，而在于它实实在在地抵达了最基层，覆盖那些等不到专科医生的偏远地区人群。”

作为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连续两年排名第一的城市，深圳已有近450个AI产品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落地应用。

通过AI辅助，宫颈刮片检查的阴性结果出具时间从2个工作日压缩至体检当日，Ⅲ级超声检查从30分钟缩短至10分钟，患者候诊时间从35分钟压缩至18分钟以内。朱丹认为：“在基层医务人员数量不足、能力提升周期漫长的现实约束下，经过严格验证的AI辅助系统，是当前最有可能快速弥合诊疗能力差距的工具之一。关键在于，这类应用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临床验证和持续的伦理监督之上，而非盲目推进。”

在教育领域，AI应用正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因材施教”。阿里公益“少年云助学计划”已在全国25个省区市建成300余间AI云教室，惠及超过30万名乡村师生，并计划在2026年将规模扩展至400间以上。

志愿填报是高考“下半场”的关键一役，涉及院校、专业、高考政策等信息的整合与分析，以及对考生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匹配。在传统情况下，广大考生，尤其是来自信息相对闭塞地区的考生，容易因信息不对称、选择依据不足，陷入选择困境。

2025年6月，夸克发布高考志愿大模型，同步上线“高考深度搜索”“志愿报告”“智能选志愿”三大核心功能，为全国考生提供个性化志愿填报服务。这些服务能够为乡村考生提供报考指引，降低了信息差带来的升学门槛。

“AI时代的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情感感知能力，而AI技术本身，应成为促进教育公平、助力个体全面发展的工具而非阻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玲表示。

在基层服务领域，AI正为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提供支撑，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广西北海市市域社会治理网格化指挥中心的“智慧网格+智能热线”项目，通过大模型训练200万余条历史工单，将12345热线的派单时长缩短至10秒以内，派单准确率从83%提升至91%，让群众的诉求得到快速响应与处置。

2025年12月26日，来自北海市市域社会治理网格化指挥中心的姜博在AI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收官盛典——“A超之夜”现场（周华/摄）

“AI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聪明，但同样重要的是让AI变得更善良，而扎根基层、服务民生，正是AI向善最直接的体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久淳表示。

以“光”破暗

“立式钢琴拥有8800多个零部件，三角钢琴有1万多，时间久了零件之间会发生变化，调音误差毫厘必究。”在常人眼中，钢琴调音是依赖视觉精准对位的精细工作，但盲人钢琴调音师蔡琼卉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每一个部件的确切位置及其功能用途。

7岁时的一场意外，让蔡琼卉失明。在热爱的专业赛道，蔡琼卉凭借毅力突破了职业壁垒，但黑暗带来的生活困境始终相伴。调音、演奏时，她可以以指尖触感感知零件细节、以敏锐听觉捕捉音律偏差，可一旦走出熟悉的工作室，陌生的街道、复杂的路况、陌生的文字信息，都困扰着她。

“在我熟悉的环境中，我的生活虽也有障碍，但有很多办法去克服。比如，出门前我通过触摸款式和面料来挑选衣服，通过买不同瓶身造型的洗发水来与沐浴露区分，把常用的水杯放在固定位置等。但走出舒适区，困扰就比较大了。”蔡琼卉说，“尤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还有10米左右到达终点时，手机的各种导航软件就会提示‘目的地已经在您附近’，但对盲人而言，别说10米，3米也很要命，我常常原地打圈，找不着近在咫尺的目的地。”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让残障人士群体可以更加平等、有尊严地生活。”灵伴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周军在2026年3月27日举行的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科技助残论坛上说：“AI眼镜可以成为人类感官的一部分，帮助有视听障碍群体听见、看见。”

“AR负责看到，AI负责理解，两者的结合就是一个可以陪伴的超级智能体，它不再是一个需要的时候才用的工具，而是一个始终在身边、随时能帮上忙的伙伴。”周军认为，这种随时响应的交互，才是AI时代该有的样子。

2025年9月，周军和团队在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展示助听产品测试版。“听障人士戴上眼镜，看到我说的话呈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惊喜的表情我至今印象深刻。”周军回忆说。

现在，蔡琼卉戴上智能AI眼镜后，可以读取路牌、票据、说明书等各类文字信息，弥补视觉缺失的短板。

“前面第一件是白色裤子，第二件是米色毛衣，左边第一支是红色口红，第二支是橘色口红。”出门前，智能眼镜可以语音播报帮助蔡琼卉自己挑选衣物。

“耳边有声音随时提醒我，仿佛我能看得见，我可以和正常人做一样的事。”蔡琼卉说。

以“暖”为形

“Amoo，大家都很喜欢你呀。”

在“好可爱”“好萌”的一声声赞叹中，具身角色机器人Amoo（阿莫）扭动着柔软又圆润的身体，眼睛向人群发射爱心光波。柔性的毛绒手感，萌趣的小龙人外观，大眼睛搭配不足80厘米的身高，看起来就像一个呆萌的孩子。

当AI技术在算力、算法的赛道上比参数、拼硬件时，上海青心意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心意创”）却选择把“AI向善”的理念变成了能触摸、能感受到的家庭陪伴，推出全球首款具身角色智能机器人Amoo（阿莫），这个名字取自法语单词‌Amour（意思是爱）‌。

“科技的终极意义，是让人与人的联结更温暖。”青心意创创始人兼CEO牛腾昦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想做的，是以具身智能的形态走进真实生活，在人们感到孤独或空落的时刻，为人们带来真实的抚慰，让AI从‘讲效率’回归‘服务于人’的本质。”

但要让机器有“生命感”，比想象中难多了。这不是把大模型塞进机器人身体里就完事，而是要让机器人能“感知、思考、回应”，跨过“看着像人却不像人”的恐怖谷，真正被人们接纳。

“我们团队把Amoo的身高定在60到80厘米之间——这个高度比成年人膝盖略高一点，既不会像大型机器人那样让人有压迫感，又能兼顾稳定行走、互动表达和内部零件的集成，长得就像个可爱的小不点，让人一看就想亲近。”青心意创公关负责人陈国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和传统机器人的冰冷外壳不一样，Amoo全身都裹着青心意创独创的全软质毛绒。为了找到既透气、有弹性，又亲肤安全的材料，团队花了近三个月，跑遍了600多家供应商，反复试验，终于解决了“毛绒和骨架脱节”的问题。现在Amoo动起来的时候，毛绒外层能紧紧贴住关节，既不影响灵活度，摸起来又软乎乎的，摆脱了传统机器人的机械感。

“为了让Amoo成为一名懂陪伴、会共情、能自主的合格‘家人’，我们给Amoo搭了一套‘大小脑’协同的认知架构，还独创了‘Agentic OS’智能体，把全球前沿的自动驾驶软硬件架构搬到了机器人身上，打通了‘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行动’的全流程。”牛腾昦说。

Amoo实现了语音、表情和动作能做到毫秒级同步，反应时间不到30毫秒，还能做到多个情绪行为的丝滑自然切换。这种近似“形神合一”的反应，让“有生命感的家庭机器人”成为能摸到、能互动的真实存在。

“我们带Amoo去展会现场，有小女孩和Amoo玩了40多分钟，被妈妈拉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这一细节让牛腾昦记忆犹新，“人类对温暖陪伴的本能渴望，正是Amoo的价值所在。”

在行业普遍聚焦工业级应用和强工具属性的当下，青心意创凭借Amoo在硬件自研、精准运控和多模态情绪拟真方面的技术突破，不仅获得澳门BEYOND创新大奖，更成为香港具身智能实验室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也是该合作中唯一一家聚焦“有生命感”家庭机器人的企业。

2026年5月，澳门BEYOND EXPO观展孩童与Amoo互动

向善之“远”

“要让AI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关键不是抽象地讲‘向善’，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把外部性带来的收益或者成本都还原到决策者，比如，以可问责的算法披露内化偏见成本，而对正向价值给予相应的补贴。”钟辉勇说，“当前各国监管的共同方向，都是把AI视为一项外部性极强的技术：算法偏见、数据滥用是负外部性，而AI在普惠民生、绿色低碳、公共治理上的应用则是正外部性。这两类外部性，市场都难以靠自身有效调整，需要公共政策的参与。”

杜严勇认为，当前AI伦理治理最核心的命题包括：源头治理，保证技术安全可控、稳健可信；媒体治理，应当规范AI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各类消息发布，加大对虚假消息发布者与发布平台的打击力度；用户管理，重视用户能力与规范意识提升。

“要实现‘安全、可信、向善的AI’，最需要凝聚的社会共识是，AI不是万能的，它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和合作伙伴，完全拒斥或过分美化AI的极化思维都是不合理的。”杜严勇说。

钟辉勇建议，“技术创新+伦理约束+社会共治”的三角生态要稳定，需要清晰的责任分工：技术创新交给市场；伦理底线应由国家层面统一立法，避免地方监管出现“逐底竞争”；具体应用场景的监管与争议救济，则下沉到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这个可以借鉴央地关系中“统一规则+因地制宜”的治理思路。

“总之，可信赖的AI社会，意味着大多数人会愿意把决策权部分让渡给AI、并相信这种让渡是合理的。这样的AI社会理论上有四个标准：算法透明可解释、责任主体可追溯、用户权益可救济和技术红利可普惠。”钟辉勇说。

文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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