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服从以及部分的文本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服从以及部分的文本

塞达卡的穷人在和更有权势的村民或外村人的关系上几乎总是采取保护性的伪装。这种伪装在他们的服从和反抗方面同样明显。因而，哈姆扎在哈吉·卡迪尔不付足工资时隐藏他的愤怒，但在家里的私下场合，却为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发泄怒火。因而，帕克·亚赫尽管因为被排除出村庄改进计划的补助而忿忿不平，却仍然本本分分地去参加巴希尔的筵席。对机器使用者蓄意的联合抵抗表现为插秧的延误，而它可以随时被放弃和否认。一场针对打谷工资的罢工是通过工人们称病或者突然记起先前的许诺来实施的。塞达卡阶级关系的“完全文本”，并不能简单地从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公开互动中获知。为了超越作态和掩饰盛行的范围，事实上必须与穷人单独交谈或者在他们都是朋友的小群体中交谈。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看到完全文本的局部，而如果在其他情境中公开宣布这种文本，就会危及穷人的生计。

穷人在权力面前应该伪装，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掩饰是大多数时间中任何地方的从属阶级典型的和必要的姿态，这是一个当这种姿态被放弃时非常的和危险的时刻就变得明显的事实。所有对从属阶级生活的详细说明都会区分所谓“后台”和可以安全地公开宣布的不同。曾经收集到的一份出色的口述历史，即生于1823年并一直活到20世纪初的法国佃农“年迈的梯也侬”（Old Tiennon）的讲述，通篇充满了被压抑的愤怒的记录。 [423]在他与地主、监工、官员和权贵们日常遭遇的过程中，他不无小心翼翼地采用遵从和顺服的公开伪装，并且对自己的危险观点守口如瓶：

当他（曾解雇他父亲的地主）穿过勒克劳（Le Craux）去往梅勒斯（Meillers）的时候，他会停下来和我说话，而我强迫自己表现出亲切，而不论我多么轻蔑他。 [424]年迈的梯也侬从他自己父亲的鲁莽中直接获知直率所带来的危险：

我父亲通常从事喂马之类的工作，当别处有如此之多的工作要做时，他从来都没有忘记告诉主人待在家里是如何令人厌烦。他对生活中如此必要的伪装艺术完全无知。 [425]或许正是这种必要的“伪装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大量的农民保守的历史。因为资源几乎总是由高于小农的阶级创造的，且不论意识形态目的，他们可能只是看到农民阶级面对权力时采取的谨慎和恭顺的方面。他们在此基础上的描述并非错误，但是就采取必要方式获知整个事实来说，至多只是局部的和有误导的事实。此时，我们会得到一幅汤普森以扭曲方式描绘的18世纪英国乡土社会的图画：

表面看来所有人都意见一致、恭顺、相互迁就；依赖者卑贱地祈求恩惠；每个乡下人都在抓紧时机；没有一句针对杰出的汉诺威议院（House of Hanover）或光荣宪法（Glorious Constitution）的话打破同意的虚幻之水。进而，在匿名和模糊的层次上，突然间出现激进的二世党人或者平均主义的滥用主张。我们不能将服从和祈求当做终极事实的指标；在境遇和算计利益允许的时候，二者都可能源自同一心灵。 [426]

即使像左拉那样仔细的观察者，也在这一方式的引导下得出小农是一个在卑微的、不问是非的恭顺和暴怒之间摇摆不定的阶级的观点。大量的中间状态被忽视了，其中，遵从通常是一个自觉的策略，反抗则是谨慎地留有余地的事情，它避免极端的直接对抗。如果左拉更为细致地观察恭顺，他或许会发觉信仰和价值观之间的鸿沟几乎已经成为现代的奴隶制研究的主题，它既体现在奴隶们在其居住区的安全环境里的表现中，也体现在同一群男女面对权力时典型的审慎行为中。 [427]正是此类至关重要的考虑让一个有洞察力的社会学家拒绝所有那些恭顺的概念，即将其作为人们的一种属性或态度，并且坚持视之为发生在传统权威运作环境中的社会互动形式。 [428]

实际上，权力负载（power-laden）的环境几乎总是不可靠的；权力的运作几乎总是使得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处于秘密状态。在考虑到总是有失去控制的愤怒和铤而走险的例外情况下，对依赖性的个体而言，正常的趋势是在面对强权时，他或她的完整文本只能展现其安全的和适于展现的那一部分。何为安全和适当当然是由权势者单方面定义的。双方权力上的不平等越大，完整文本中可能被隐藏的部分也就越大。 [429]因而，我们或许可以思考一个连续性的情境，这些境遇涵盖了从十分接近于哈贝马斯所称的“理想的言谈情境”（ideal speechsituation）[430]的平等双方之间的自由对话，到绝大多数受害者的文本被迫进入地下状态、而只留下对于实际上因致命恐惧而生的假装顺从的老套模仿的集中营。事实上，在极端的卡里古拉恐怖（Caligulan terror）的情境下，没有任何规则是被允许的，全部的文本可能都被隐藏了，剩下的只有麻痹。

大量更为普遍的情形分布于上述极端情境的中间，从属阶级总是发现自己身处这些普遍情形之中：老板和工人、地主和佃农、领主和农奴、主人和奴隶。在每种情形之下，较弱的一方不可能谈及他/她的内心，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将为了符合于掌权者预期的“表演”而被抑制。[431]如果我们期待不只看到台上的表演，就必须移至后台，在那里面具可以被揭开，至少部分被揭开。就奴隶而言，这意味着从“大房子”转移到奴隶的住所；就工人阶级而言，这意味着从有意设计的富人与穷人的相遇转移到相对私密的室内或比较封闭的同伴群体中。正是在这些“不戴面具的”情境下，某些经习惯性审查的内容最终会跃然而现。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内容的大部分与发生在权力关系舞台上的内容直接和完全地矛盾：哈吉·卡迪尔变成了Pak Ceti。这种不戴面具的、或后台的文本与舞台中央的文本之间的关系直接涉及到虚假意识这一主题。我怀疑，许多支持“神秘化”和“意识形态霸权”观念的民族志材料只是将权力负载情境下的文本假定为完整文本的产物。然而，除了在集中营这样的极端机构中，大多数从属阶级都能够不时进入限制较少的社会环境。

就此发现的文本而言，它显著地区别于或否定权力关系背景下发现的文本，虚假意识在此被弱化了。 [432]权势者的公开的文本与其全部文本的契合可能远远多于弱者的文本的情形。毕竟，由于其权力，他们更为自由，能够相对泰然地谈及他们的内心。拉扎克可以用哈吉·卡迪尔或巴希尔所不能的方式安全而公开地无礼。然而，权势者也要多少受到限制，这既来自于对其名誉的关注——正在衰退但仍具有实际价值，也来自于支撑权力“表演”的需要。因而，他们会在自己家中指责许多村里的穷人，却很少当面这么做。这一点同样不令人吃惊；工厂经理和他的工人谈话的文本不同于他在自己所属俱乐部的安全环境中的文本；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文本不同于他在席间和其他奴隶主不加防备的谈论。

只有当我们对“未经编辑的”精英文本和未经编辑的从属阶级文本进行比较时，我们才会发现在权力关系背景下盛行的相互掩饰的程度。在通常的阶级关系的日常运作中，这些未经编辑的文本从不会直接相遇。只有在极少的历史危机时刻这些文本和它们所暗示的行动才导致直接冲突。在此情况下，通常假定会出现改变阶级关系的新的意识、新的愤怒、新的意识形态。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种新“意识”已经存在于未经编辑的文本中，并且它还构成以允许或要求一方或双方在此基础上行动的方式发生改变的环境。

塞达卡的穷人和富人当然都清楚权力关系领域发生的并非故事的全部。他们怀疑并通常知晓大量发生在他们背后的村庄话语。然而，他们的知识并不对称。在此，穷人至少在信息领域——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拥有微弱优势。正如我们已经从他们的评论中得到的，他们知道大量的富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消息更灵通不仅缘于村庄精英能更加自由和轻蔑地谈论他们这一事实，还由于打听各种消息对穷人来说更为重要和关键这一事实。相反，富人较少知道穷人未经编辑的文本，因为穷人更为谨慎，并且富人更不屑去倾听。知道得少，他们就能免于怀疑到最坏的情形。

他们知道的是，尽管他们感觉到公开恭顺和尊重的常态背后的轻蔑与愤怒，却无法轻易洞察掩饰的姿态。他们恰好处于黑格尔的领主和奴隶辩证法（Hegel's dialectic of lord and bondsman）所描述的主人的境遇。 [433]正是权力的运作妨碍了村庄精英了解较穷村民的真实想法，因而损害了对富人仪式性的遵从和恭顺的价值。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统治精英过去经常认为，他们的下层阶级拥有各种源于复仇欲望的恶性力量和意图。 [434]塞达卡的情境并不那么极端，但其形式在性质上并无二致。村庄精英在匿名偷窃、诽谤、忘恩负义以及伪饰等方面对穷人抱以最坏的揣测。然而，他们的恐惧在地方权力关系的性质上有着真实的基础。 [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