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土壤 | 社会科学报

“十五五”规划指出，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十五五”时期建设高水平大学，需要进一步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精神土壤，打好大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原文 ：《培育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土壤》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张昉/教授

图片 |网络

在过去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特别是所谓的国际权威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存在一种倾向：论文发表数量、引用指标、项目经费等量化指标成为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核心标准，这实际上是用“受欢迎”替代了“正确”。“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打造一流学术环境，打造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的战略部署。需要注意，这里的措辞是“打造一流学术环境”，而非仅仅“产出一流学术成果”。环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文化，没有文化，简单的资源投入往往只能催生短平快的产出，却无法孕育真正改变知识版图的突破。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应对学术批评保持开放态度，坚守求真的底线。这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文化，正是“十五五”时期建设高水平大学需要进一步培育的精神土壤，也是大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AI时代研究生教育应培养何种人才

在AI技术已经渗透到科学研究各个环节的当下，我们培养的研究生究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化学研究领域有一个关于AI应用的典型案例：神经网络可以漂亮地拟合量子力学计算结果，从海量训练数据中找到规律，但让它预测一个含稀土元素的催化剂性能时，它会硬着头皮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结果，然而这个结果可能与实际实验数据相差甚远。更值得警惕的是，AI输出这个结果时，置信度往往很高，让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踩进了陷阱。这恰恰暴露了当前AI技术的根本性局限：强计算，但弱理解；高自信，但无自知。这种局限性恰恰反衬出研究生教育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问题选择的高度和深度、对研究方向和价值的判断力和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学术勇气。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通过写作或者演讲等方式把一个想法描述清楚，这个方式本身就是我们理解事物的过程，那么替我们绕过这一过程的AI工具，或许也会削弱一种真正的科学发现最需要的思考能力。人们喜欢的工具，未必最能帮助他们思考，因为真正能保护思考的设计，往往让人觉得不舒服。因此，任何试图保留有助于思考的困难的工具，在市场上恐怕都会输给那些直接消除困难的工具。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它很难被人准确察觉，也很难通过研究彻底证明，更不会由市场自动解决。但学术界对此仍然有一件有力的工具：共同体规范。科学不是孤立个体各自完成的事业，而是在实验室、院系、学术共同体中展开的实践。一个人很难长期抵抗便利，但一个共同体可以共同规定什么值得保留、什么不该轻易交出去。因此，学校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行为，“研究生应坚持独立开展研究、独立分析问题、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写作，确保学位论文的原创性和真实性”。尽管我们不希望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毕业论文中使用 AI，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AI辅助。重点并不是监督和查处，而是传递一种信号：我们要让研究生相信，这类认知劳动是有价值的。在研究生开始把论文写作等交给 AI 之前，我们希望他们至少亲自完成一次。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这种提出问题、判断价值、选择方向的能力，这是AI时代人才培养最核心的“不可替代性”。

人才培养需要“快慢有度”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面临着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人的成长周期却无法被压缩。技术迭代以月计算、社会需求快速转变、教育技术加速应用，这些是“快”的一面；而认知能力的积累、批判性思维的养成、人格和价值观念的塑造，这些是“慢”的一面，可能的确需要以年为单位耐心培育。当AI可以一键生成作业、论文、代码，当学生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快速获取任何知识，大学课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的答案是：正因为“快”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慢”才变得前所未有的珍贵。“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正是对这种“慢”的价值回归。

“需求牵引”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的实施，正深刻改变着大学的学科生态。产业的集聚效应、人才培养的规模效应、科研资源的倾斜效应，决定了每一所大学都必须思考：在哪些学科领域、哪个研究方向上建立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才能在未来的高等教育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种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的长期命运。上海市教委提出的“两个转变”——从“学科逻辑”转向“产业逻辑”、从“体系供给”转向“需求驱动”，本质上是在处理快与慢的关系。产业逻辑代表着快速变化的外部需求，学科逻辑代表着知识体系内在的演化节奏，两者并非对立，而是需要建立一种动态的调整机制，使学科的内涵式发展不被短期的产业需求所绑架，同时学科的发展也能够不断响应时代的变化。这种平衡的核心在于建立“分层响应”机制：对于技术应用层面的需求，可以快速调整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及时回应产业变革；对于基础研究和底层能力培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尊重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对于博士研究生等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要允许甚至鼓励他们“十年磨一剑”，在重大科学问题上长期深耕，而不是被考核指标所绑架。

所以，对人才培养节奏的把控十分重要：什么阶段该追求效率，什么阶段该坚守专注，什么阶段该允许试错，什么阶段该甘于慢进，需要遵循规律、分类引导。比如对于学术学位研究生，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和学科逻辑的内生演进是不可逾越的节奏；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快速响应产业需求、提升实践能力是应有之义。但无论哪种类型的人才培养，批判性思维、价值判断能力和学术勇气的培养，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无法速成。

以信任和制度培育精神土壤

研究生培养涉及大量“不可验证、不可标准化、不可回滚”的环节，比如导师对学生的学术判断、学位论文的质量评审等。这些环节天然不适合用机械的量化指标来管理。斯坦福教授杰弗瑞·菲佛的权力理论指出，权力分配的本质是信任分配，而非绩效分配。所有不可标准化、不可验证的岗位和流程，最终都会走向信任制。研究生导师制度、学位授予制度、学术评价制度，本质上都是信任体系的建构与维护。制度建设的任务，不是用更多的表格、更细的指标来消解信任，而是在建立必要的程序和制衡之后，给予学术共同体足够的信任空间。

上海提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差异化管理和评价机制”。差异化管理的核心在于，承认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研究生培养有不同的规律和需求，不能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一切。此外，更加重要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对学术产出和人才质量的边际贡献是递减的。当基本条件满足之后，真正决定研究生长成什么样子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质量，包括导师的投入、同门的切磋、学术文化的浸润。这些不是简单靠物质和资源能堆出来的，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一种“风雨同舟”的信任关系在师生之间生根。因此，研究生教育服务的核心，要避免机械冷漠、一刀切的行政治理，要通人性、接地气的为师生服务；要避免随意性极大的运动式做法，让师生获得稳定可知的程序化制度化服务；要避免封闭运行的内部管理，要开门办学，接受师生指导和监督。

有观点认为，艺术是一座桥梁，它连接了人类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大学又何尝不是如？它一方面是人类知识和文明的宝库，传承着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智慧；另一方面是年轻人带着好奇、困惑和渴望进入这座桥梁的引路人。教师的工作，是把第一人称的学术经验和思考，转化为第三人称可感、可理解、可再构建的教学内容。研究生教育更是如此，导师不仅要传递知识，更要把自己“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否重要”“如何在数据和直觉之间做出抉择”“如何面对失败和不确定性”这些几乎无法言传的隐性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共同工作中传递给学生。

爱因斯坦说，大学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我们当然可以用指标、排名、评估体系来解剖大学的每一个功能，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是因为它的勇气、它的品味、它搭建在知识和人之间的那座桥梁。这些东西是拆不开的，也是任何规划、指标、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8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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