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一大代表刘仁静，只因老婆一记绿帽，他性情大变却投了国民党！

刘仁静这人，要是放在今天的说法里，属于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湖北应城人，1902年生，19岁就坐在上海法租界那张铺着白布的桌子旁，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年轻的代表。一大的那帮人里，毛泽东28岁，董必武35岁，他往那一坐，像个跟班。可你要真以为他是跟班的，那就错了。这小子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跟着邓中夏搞《先驱》，还能跟李汉俊当场吵起来——李汉俊是留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年长他近十岁，在会场上有点"学术权威"的意思，结果刘仁静半点不让，引经据典跟他掰扯，把在场的人都看愣了。会后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马克思"。他听着，大概还挺受用。

可这个人有个毛病——书读得太透，人却读不透。他后来的路，一步歪过一步，歪得连他自己可能都没想明白。

先说那顶"绿帽"的事。1922年，他和史静仪成婚，那是父母之命的娃娃亲，小时候他还偷偷跑去丈人家扒窗户瞄过一眼新娘子，俩人对上眼，也算有点青梅的意思。史静仪后来受不了继母，跑北京投奔他，可刘仁静那时候忙——1922年11月又要跟着陈独秀去莫斯科开共产国际四大，把新婚媳妇托给"党内一个同志"照顾。这一托，就出了事。史静仪在北京举目无亲，刘仁静又常年在外，那个"同志"是谁呢？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年轻人，热血，革命同道，照应有之，走近了也有之。等刘仁静从莫斯科回来，风言风语已经起来了。这事搁谁身上都不好受，何况刘仁静这种自尊心脆得像玻璃的书生。

陈独秀自觉理亏，毕竟是自己儿子搅的局，又把刘仁静派去莫斯科列宁学院接着念书——也算给个台阶下，让他躲躲风头、散散心。可这一去，刘仁静没散心，反倒钻进另一条死胡同。

他在莫斯科赶上苏共那场大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撕得不可开交，最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驱逐出境。刘仁静那边听着托氏的理论，心里那点"小马克思"的自负被勾起来了：你看，托洛茨基多硬，多有理论范儿。1929年学习期满，他没打招呼，绕道土耳其去找流亡的托洛茨基——那时候托洛茨基住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普林基波岛上，刘仁静漂过去见了"祖师爷"，回来中国就自封"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搞了个"十月社"，要在国内当托派的头。

党这边当然不干。恽代英找他谈，他骂；党中央在《红旗》上登《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三日说清，他当没看见。1929年12月，开除党籍。他倒也没怎么挣扎——托派这边他本来就想当老大，可托派那帮人很快也受不了他，书呆子脾气，认死理，谁都怼，1937年连托派也把他开了。

这就尴尬了：共产党不要，托派也不要，老婆早跑了（史静仪后来也跟他离了），一家人吃饭靠他写稿那点微薄的稿费撑着。1935年在北京让国民党警察逮了，坐了三年牢，1937年抗战爆发才放出来。

出狱之后他先去上海，没活路，又去武昌找陈独秀——毕竟当年是陈把他带出来的，多少有点旧情。可陈独秀关门不见。老头那时候自己也一身麻烦，懒得再沾这个执拗后生的边。

武昌待不住，刘仁静辗转去了重庆。这一去，就真投了国民党。倒也不是什么"性情大变"的戏剧化转身——就是一个被两边阵营都踢出来的书生，肚子饿，没处去，总得找个檐角躲雨。1948年，陶希让拉他进了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他也认了。从一大代表到国民党研究员，这条路走得，连他自己回头看估计都得愣一下。

有意思的是，他这一辈子最"硬"的两下子，都跟托洛茨基有关：年轻时因为迷托氏跟党掰了，老了倒是也没再折腾。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后来又到人民出版社当编辑，1986年落实政策，给了个国务院参事的衔。1987年8月，85岁的刘仁静在北京出车祸去世——一大代表里，他是最后一个走的。

回头看这个人，你说他叛变吧，他投国民党那会儿国民党也没真重用他；你说他坚贞吧，他被党开除了还投了另一边；你说他是纯粹书呆子吧，可他在一大上敢怼李汉俊、在莫斯科敢私自见托洛茨基，胆子是有的，只是那点胆子全用在"认死理"上了。史静仪和陈乔年那桩事，坊间爱拿来当他人生拐点的由头——可真要说，那顶帽子顶多算第一根戳破他自尊的针，后面那几十年东撞西撞，根子还是那点"小马克思"的自负：他太想当对的那个，到最后反而没阵营肯要那个"对的"。

十九岁在石库门里签完到，他大概没想到，自己这一签，签出的是一条这么弯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