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在詹姆斯·莫里斯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的发言

编者按

今年7月5日，是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90岁生日。2026年7月4日，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经济学聚会”举行了纪念活动。出席这次纪念活动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位经济学家和相关领域人士，其中不少人是莫里斯教授指导过的学生。纪念论坛由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院士Meg Meyer主持，莫里斯曾经指导过的学生Jesús Seade（墨西哥经济学家）、John Kay（英国经济学家）和张维迎先后发言，以“詹姆斯·莫里斯如何塑造了自己的人生”为主题做了分享。此外，莫里斯教授曾经的合作者、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做了视频发言。本公号发表张维迎教授发言的中译本，以飨读者。

亲爱的朋友们、同事们和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的学生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站在这里，庆祝我亲爱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教授的九十岁生日。对我而言，吉姆（注：Jim是James的昵称）远不止是一位学术导师。他是一位终身良师，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一位热情幽默的学者，他的智慧和仁慈塑造了我30多年来学术生涯的每一步。

我有幸于1992年至1994年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师从吉姆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与我的大学导师唐纳德·海伊一起，稳步指导我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唐纳德离开牛津大学休假一年期间，梅格·迈耶也曾指导过我）。然而，我对吉姆的学术造诣和人格魅力的真正理解，是在1997年至2018年间加深的。这二十年间，我们之间的交流远比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频繁而密切。在此期间，吉姆多次前往中国，与中国学术界分享他深刻的经济学见解。后来，他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的创院院长，香港也因此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我几乎陪同他每一次内地之行，与他每一次的谈话、讲座和闲聊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所有这些珍贵的回忆中，有一段经历最令我难忘——它完美地展现了吉姆卓越的学术才能和慷慨的指导精神。1997年春天，我和我的合作者在合作论文的一个核心数学命题上遇到了难题。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合伙合同中，个人的最优收入份额会随着其生产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但对于相对重要的个人而言，最优份额会随着生产中团队合作强度的增加而减少。我们通过计算机模拟验证了结论，但却始终无法给出严谨的分析证明，这一缺陷导致我们的发现无法被正式确立为标准的学术命题。

1997年4月10日，在从深圳飞往西安的航班上，我急于寻求突破，于是向吉姆求助。我把自己归纳好的材料交给了他，他仔细阅读了几分钟，并询问了几个符号的含义，便开始在白纸上进行推导。不到一个小时，在飞行途中，他基本完成了核心证明。第二天在酒店休息时，他完善并最终完成了推导，并在中午将完整而精妙的证明交给了我。他巧妙的数学逻辑仅用了二十多个小时就解决了困扰我们数月的难题。我们在正式发表的论文的脚注中对他的关键贡献表示感谢。

莫里斯教授在飞机上做数学证明（1997年4月10日）

除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吉姆还拥有令人钦佩的好奇心和温和的幽默感，这使得与他每一次的交流都令人愉悦。尽管他作为非对称信息激励理论的创始人以及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但他始终保持谦逊，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尤其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经济辩论和变化。2018年7月30日，在我最后一次去香港威尔士王子医院看望他时，他仍然热切地询问我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问题。

他非常幽默。他曾与我分享过一些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趣闻轶事：有些人对与他人分享奖项感到不满，有些人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误解了自己核心的学术贡献，还有些人对其他获奖者并不熟悉。他说获奖前自己从未预期拿到诺贝尔奖，但长期以来都认为他的合作者彼得·戴蒙德应该获得这项荣誉（戴蒙德最终在2010年获奖）。有人曾开玩笑说，数学家们找到了一种赢得诺贝尔桂冠的方法——那就是转行做经济学家。但由于在他从数学转向经济学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尚未设立，所以他不可能有过这样的野心。在陕西省省长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当得知吉姆在剑桥大学的导师理查德·斯通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省长说希望他的学生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吉姆回答说，可惜的是，诺贝尔奖得主不能像中国古代的皇帝那样指定继承人。

吉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教我如何做经济研究。他第一次来中国时，我问他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回答说，最重要的当然是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具体来说，首先，必须掌握数学；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很难学好经济学。其次，必须掌握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第三，必须选择正确的研究课题，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错误的问题上。第四，必须选择一位好的导师。

1998年5月，他第二次访问北京大学，为我的经济学家同仁和学生们做了一场公开讲座，主题是“经济学的发现”。讲座中，他首先列举了一些优秀的经济研究案例，然后结合这些案例和他自身的经验，提出了十二条关于如何进行卓越经济研究的实用建议。这十二条建议深刻地指导了我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在我看来，这是吉姆留给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最宝贵的遗产。这十二条原则简单却意义深远，我一直铭记于心，并想在此与大家分享：

1998年5月，莫里斯教授在北大做学术报告《经济学的发现》

第一，提出好问题。这意味着你不能一开始就说“我要研究博弈论”、“我要研究不对称信息”或“我要研究贫困”。问题应该严肃且需要解答，而且是你目前尚不清楚答案的问题。

第二，不要提出过于模糊或宽泛的问题。例如，“解决贫困”就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问题。精准、聚焦的问题是有效研究的前提，而模糊的主题只会导致毫无意义的文献阅读和无效的探索。

第三，构建简单且准确的模型。复杂并不等同于现实。一个好的模型会摒弃过度的、不切实际的复杂性，抓住核心经济结构，并避免繁琐且未经证实的假设。以构建复杂模型而闻名的罗马俱乐部，花费了20年时间进行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与马尔萨斯相同：世界即将崩溃。

第四，灵活调整研究问题。面对过于复杂的模型问题，应适当优化研究角度，并采用合理的简化假设来推进研究。

第五，从简单易解的案例入手，通过基础模型验证结论，真正理解计算机模拟和形式化证明之外的经济逻辑。

第六，大胆猜测研究结论。模型构建完成后，如果无法猜测答案，则很可能是研究问题本身存在问题。不恰当或过于乐观的初始预测往往表明研究设计存在缺陷，需要及时修正和调整。

第七，掌握必要的数学工具。数学能够确保经济理论的逻辑严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灵活的代数推理和逻辑演绎更为重要。

第八，严格检验和验证研究结果。形式化证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术合作能够极大地提高验证的效率和准确性。

第九，努力理解答案正确的原因。在获得并证明答案之后，必须努力理解其背后的含义。将研究成果与标准的完全竞争模型联系起来，并清晰地阐述研究的差异和创新之处。

第十，重视学术合作。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研究人员可以优势互补，从而产生更具创新性和严谨性的研究成果。但这并非绝对；否则，我们就会选择用一匹马和一只猴子拉车，而不是两匹马拉车。他与彼得·戴蒙德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但合作者之间必须相互理解。

第十一，有选择地吸收学术文献。避免盲目广泛阅读；应专注于经典文献和针对性文献，以避免重复和低效的研究。

第十二，用数字和数量分析检验理论。将理论模型与数值验证相结合，以判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这十二条原则体现了吉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他始终倡导“胸怀大志，脚踏实地”(think big, work small)的研究理念：聚焦基础经济问题，提炼核心研究视角，并得出可靠的结论。他多次强调，数学是确保逻辑严谨性的工具，而非仅仅是形式主义；选题决定了学术研究的高度和价值。

吉姆还与我分享了他对经济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关系的独特见解。他认为，经济学家影响公共政策最有效的方式是教育和启蒙政府官员，而不是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他以他的合作者、著名的剑桥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为例：卡尔多曾广泛游历各国，就税制改革提供建议，但他提出的许多政策却引发了公众的不满，甚至社会动荡，最终削弱了他的政策影响力。这一深刻的见解始终提醒着我经济研究的界限和责任。

今天，在我们庆祝他九十岁诞辰之际，我们无比怀念他温和的笑容、富有洞见的见解和温暖的指导。虽然他已于2018年离世，但他严谨的学术精神、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和高尚的人格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他对真理的追求、在学术上的谦逊以及对青年学者的无私奉献，是我们所有人的永恒财富。

值此特殊时刻，我衷心祝愿我们敬爱的莫里斯教授天堂安息，学术荣光永存。我们将传承他的学术精神，秉承他的研究理念，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谛，不辜负他谆谆教诲和无私奉献。

谢谢大家！

左起：Jesús Seade，Meg Meyer, 张维迎、Patricia （莫里斯夫人），计宇（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