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一个首辅的价码，不过是法司随手填的一个数，九千两赃银而已

崇祯朝的薛国观，活着的时候，是整个大明帝国最接近权力顶端的人之一，内阁首辅。但他死的时候，却是被半夜踹醒、戴着佣人的小帽、悬在房梁上自尽，而且没人理睬，晾了两天才准收尸。

上一个死得这么难看的宰相级人物，是一百多年前的老黄历了，薛国观硬是帮崇祯把这段"传统"续上了。

薛国观，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早年在地方上干推官，后来进京做给事中。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的时候，他是跟着踩东林党的人，弹劾过游士任、熊明遇、张凤翔一票东林名士，算是阉党外围的得力打手。等到崇祯即位，魏忠贤倒台，这哥们又立马翻脸，弹劾魏忠贤遗党，清算旧主，表态翻得比翻书还快。

东林党那帮人当然看不起他，"反复无常"四个字就贴脑门上了，但他不在乎，反正在哪个朝代混都得站队，他选的是"有用"而不是"有节"。

真正让他起飞的，是前任首辅温体仁。温体仁是什么人？崇祯朝最难缠的内阁首辅，阴柔狠辣，靠揣摩上意苟住了八年不倒，最后也是被硬挤下去的。

温体仁看中薛国观跟他一样仇视东林党，政治上同频；又觉得薛国观水平一般，学问不大、文采不行，威胁不到自己。于是温体仁临死前密荐薛国观于崇祯，薛国观就这么从一个边缘言官，跳成了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了阁。

入阁之后的薛国观，用一个词形容就是"飘了"。阴险、狠戾、刻薄、严苛。他学温体仁那套，在崇祯面前主打一个"严厉""务实""不讲情面"，引导皇帝施行峻切之法。温体仁起码还有点真才实干垫底，薛国观的才智和操守都差着一大截，属于邯郸学步的类型，架势摆得像，内核是空的。

崇祯一开始挺信任他，到了崇祯十二年，首辅刘宇亮被排挤出局，薛国观就正式坐上了首辅的位子，加少保、进武英殿大学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后他就开始作死了。

崇祯十二、三年间，帝国的财政已经是火烧眉毛的状态了。辽东后金（清）那边年年打仗，陕北农民军这边遍地开花，军饷欠到士兵要哗变，国库穷到崇祯自己都得抠抠搜搜过日子。薛国观给皇帝出了个主意，找皇亲国戚借钱。具体目标，武清侯李国瑞。

李国瑞是谁？万历皇帝的亲姥姥家、孝定太后李氏娘家的后代，世代承袭的超级豪门，家里有钱到光现银就能填满几间屋子。薛国观的意思是让他们"助饷"四十万两。

李国瑞气得要死，先是装穷，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破铜烂铁摆出来给人看，意思是我哪有钱啊你看我家都快吃土了。崇祯不买账，直接派人去他府上坐催。李国瑞活活给气死了，或者说病死、吓死，反正死了。然后勋贵集团炸了锅。

整个外戚系统、世袭贵族圈层，集体感受到了脖颈上的凉意，今天动李国瑞，明天不就轮到我们家啦？这哪能行，抄家伙跟这帮人干啊！

于是他们开始运作，往皇帝耳朵里灌薛国观的坏话，说他"离间皇室骨肉"、"借公事报私怨"。更要命的是，宫里的太监跟勋戚形成了默契联盟，你薛国观拿我们主子的亲戚开刀，回头清算下来，你是不是也要动我们？

崇祯跟薛国观聊官场腐败问题，基本上是个官位就有价码，军费、盐税、河工银，层层扒皮。崇祯问怎么办，薛国观回了句，您要是厂卫用人得当，谁敢这么贪？这话听着像是提建议，实际上等于指着东厂太监的鼻子骂，你们就是纵容腐败的窝点！

东厂厂督王德化在场，听完后背一层冷汗，万一皇上较起真来，板子要先打到厂卫头上啊。王德化不是什么宽宏大量的人，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你薛国观自己屁股干净吗？我派人先查你！

这一查，还真查出东西来了。薛国观在首辅任上捞钱是公开的秘密，但之前没人敢碰他因为皇帝罩着。一个叫史褷的御史，在巡按淮扬期间，把库里的赃罚银十余万两塞自己口袋里了，又吞了前任巡盐御史张锡命存放在库的银子二十余万两，合计贪了个数十万量级的巨款。事发之后被革职拿问，这哥们精得很，赶在进监狱之前携巨款入京找关系，钱就寄存在薛国观府上，据说六万两金子直接进了薛的私库。

史褷想走首辅的门路把案子摆平，但运气不好，事还没落定，人先死在了狱里。那么寄存的钱呢？当然就"自然"留在了薛府。知情的下人后来走漏了风声，东厂顺藤摸瓜把这条线摸了个八九不离十。

与此同时，另一个仇人也磨好了刀。此人叫吴昌时，后来的复社重要人物，当时在吏部混，是个精明到骨头里的政治投机客。吴昌时早先要升官，走薛国观的门路，薛当面拍胸脯说给你安排"吏科给事中"。这可是言官系统的香饽饽位置。结果公示下来，给了个礼部主事。落差之大，等于纯忽悠。吴昌时不仅丢面子，更判断出薛国观收了钱不办事，从此恨之入骨，等着机会翻盘。

崇祯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任你的时候什么都信，一旦起了疑心，你呼吸都是错的。薛国观的"导帝以深刻"那套，短期有效，长期让崇祯觉得这人只会整人不会干事。加上借饷搞死李国瑞这件事，勋戚们在宫里天天吹风，连皇后都掺和进来给娘家人说情，崇祯不可能不烦躁。

崇祯十三年六月，杨嗣昌出京督师，崇祯让薛国观起草谕旨，薛拟的稿子没完全按照崇祯口头交代的口径来，搁平时这就是改几个字的事，但崇祯这次偏就借题发挥，把谕旨甩出来让五府九卿科道讨论。

那些大臣也不是傻子，看皇帝这架势是打算整人，但摸不准力度多大，议论的时候就"从轻发落"，说要不让他致仕？要不令其闲住？结果崇祯反而更火了，他想要的不是一个"你自己退了吧"的台阶，他想要的是薛国观知道是谁说了算。

给事中袁恺比较鸡贼，没在那份联名意见书上签字，单独上了一疏，既追劾吏部尚书傅永淳包庇之罪，又顺带点了薛国观"轻狂放肆、嫉妒成性"。崇祯看完这个，没有直接杀，但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夺薛国观职，放归田里。

薛国观如果低调离京、夹着尾巴回乡，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近乎炫富式的错误，出京的时候，"重车累累"。什么叫重车累累？就是装满金银细软的马车一辆接一辆，排场不减反增，从首辅府出来的车队浩浩荡荡，跟迁居似的。

你被罢官了，灰溜溜滚蛋就行了，你拉一车队东西出城，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所有人"我在任上捞了多少"吗？东厂的侦事者把这条情报一字不落报给了崇祯。崇祯本来就是个极度在意"贪墨败坏朕的名声"的皇帝，看到这条，心里那点残留的旧情彻底没了。他不是没杀过清官，但他绝不能容忍自己提拔的首辅变成一个笑话般的赃官。

吴昌时这下兴奋了，立刻联合东厂理刑吴道正，把之前掌握的史褷寄金、蔡奕琛行贿等事，包装成正式弹劾递上去。给事中袁恺再上一疏，"尽发国观纳贿诸事"，把薛国观收受赃银、替贪官疏通的烂账抖了个遍。薛国观当然连疏力辨，反咬一口说袁恺受了吴昌时指使。崇祯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根本不纳。

到了十月，跟薛有关联的中书舍人王陛彦，一说王陛彦是薛心腹，松江人，吴昌时的外甥，跑到薛邸密会，被蹲守的东厂番子当场拿获。搜出招摇过市、串通贿赂的供词，牵连出傅永淳、蔡奕琛、李梦辰、朱永佑等十一人。崇祯看了口供，不再犹豫，当即命将王陛彦弃市。同时遣使逮薛国观回京。

薛国观接到逮捕令，没有立刻走，各种拖延，能拖就拖，大概心里还存一丝幻想，毕竟明代宰辅被逮的案例极少，规矩上讲，士大夫有体面，哪怕抄家也不至于要命。

他拖了大半年，直到崇祯十四年七月才磨磨蹭蹭进京。到了京城之后，崇祯没把他扔进诏狱，而是命他在外邸待命。住在外头的馆驿或私宅里候旨，不交法司审讯。薛国观以为皇帝要留他活路，甚至还在城外宴饮如常，整理行装，觉得自己大不了流放、大不了抄家，皇帝不至于对一个前首辅开杀戒。

薛国观在等死的过程中，过得相当松弛。他不知道的是，崇祯已经在等一个"合适"的方式了结此事。直接审判定罪？贪赃的数额不好坐实（史褷死了，钱的流向说不清），而且一旦公开庭审，牵出的不只是薛国观一个人，半个朝堂都有瓜葛。最好的办法就是"赐自尽"，不经由法司，不公开定罪，一道中旨、一套红衣天使的仪式，体面地让你自己动手。这样既除了人，又封了口，还省了扯出一窝烂账的麻烦。只是这个"体面"，对当事人来说，约等于把刀递到你手里说"你自己来"。

崇祯十四年八月初八。夜里。薛国观在宅邸里酣睡。

穿着绯红衣袍的诏使，捧着诏书，到薛国观的驿所监刑。薛国观从鼾声中惊醒，一看，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翻身坐起只说了一句，我死定了！

薛国观仓皇之间要找自己的官帽，找不到。东西收在箱笼里来不及开，他随手一把抓过旁边佣人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一介堂堂首辅、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戴着佣人的破帽子，跪接赐死诏书。诏书宣读完，他整个人已经瘫了，叩首到地上，嘴哆嗦着发不出整句话，只挤出一句，"吴昌时杀我。"然后起身，把帛系上房梁。

人死透后，第二天，使者才回去复命。又过了一天，崇祯才批"许收敛"。也就是说，薛国观的尸体挂在梁上，足足悬了两天，才允许家属收走。法司事后象征性地定了赃银九千两，没收田六百亩、住宅一区。

九千两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问题，对于一个"重车累累"出京的前首辅来说，九千两的赃额怎么看都像是往小了写的，要么是查不清，要么是懒得查，随便填个数结案。

薛国观品德确实烂，阴险刻薄是真的。但要说就该杀到赐死的份上？理由不够硬，赃银更是悬空定罪，凭推测开的价码。崇祯更多是在用他的命做一个政治姿态，对内震慑群臣"朕连首辅都敢杀，你们老实点"，对外回应勋戚集团的压力"人已死，你们满意了吧"，同时把借饷失败的责任一笔勾销，死人背锅最方便，不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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