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大兵团作战到底有多难

刘邦当年问韩信一样，问他能带多少人，韩信回答是多多益善，而刘邦问自己能带多少兵，韩信不好意思的回答，顶多十万。

指挥大兵团作战，很多人就只是关心我指挥多少人，却往往忽略细枝末节。

其实不是指挥大兵团作战重要，而是“尤善指挥大兵团作战”重要。

1984年，粟裕将军去世以后，讣告里面专门加了这句话，并不是随便乱加的，而是有深意的。

所谓大兵团作战，简而言之，就是投入大量兵力进行规模较大的歼灭性战役。

这里的这个投入大量兵力，最少也应该是以万计的。

对于一般人来讲，他随便带几十个人出去，回来还有可能丢一个两个人，如果这个数字翻个几百倍，那么你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多。

班主任带着一个班的小孩儿出去郊游，出了一趟门，回来以后突然发现少了个人，还要吓一跳。

老板带一百个人出门去团建，回来以后还要反复点人头，确保人都在.

你平平安安带几万人出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已经说明你能力很强了。

这还是在没上战场的情况下。

要知道在战场上，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都系于主帅一身，你随便一个失误，就是成百上千人送命。

刘伯承元帅晚年就不看战争剧，也从不提自己指挥过的战役，这是因为他深知他深知胜利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

如何能打好大兵团作战，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假设你和另外一个人约架，你觉得对方人高马大，很有可能打不过他，于是你故意提早了半刻钟，悄悄来到约架的地点藏起来，然后等对方到的时候，出其不意一板砖闷了上去。

也就是说，你在弱势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打倒了对方。

当然，也有可能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对方不讲武德，临时又叫来了两个伙伴，你出其不意钻出来，结果被对方三个人围住，对方把你狠揍了一遍。

而你在一开始就想到了对方可能会找帮手，于是你也找了两个帮手。

一种情况是，你们三个人当面锣对面鼓的打了一架，六个人都是鼻青脸肿的回去了，然后约定下一次再掐架。

可是你更聪明，因为你提前预判了对方的预判，于是在打架之前，你让一个小伙伴故意藏起来，你们两个人正面吸引对方三个人，藏起来的小伙伴则是抄后路，出其不意的杀出来。

对方猝不及防，一下子就被你们三个人按倒了，然后对方求饶，你大获全胜，对方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来找茬。

以上两个人打架的过程，其实就很好的体现了一种战术思维.

车桥战役后，毛主席评价粟裕：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人。

很多人都很奇怪，车桥战役的规模其实并不大，满打满算，粟裕一共歼灭日伪军也不过千人。

而且还是在1944年抗战末期，那会儿日军已经日暮穷途，歼灭个千把日伪军，有什么稀奇。

毛主席为何对车桥战役评价这么高？其实还要从战役本身说起。

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为打通中国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会战，并抽调了华中、华南大部分兵力南下。

当时，驻苏中、苏北的日军兵力严重不足，无奈只能收缩兵力，重点防守沿海地区的控制，同时还对日伪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中央那时已经决定，要趁着日军兵力不足的时候，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巩固和发展扩大根据地。

为了改善苏中根据地的局面，加强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粟裕才决定发起车桥战役。

车桥镇在今淮安市淮安区，位于淮安区东南，在当年就是一个大的镇，之所以叫车桥镇，是因为这个镇子横跨涧河两岸，中间有五座桥梁相连，从地图上看，很像是一个繁体的“车”字，它是沟通苏中、苏北重要交通枢纽。

按理来说，这么一个交通枢纽，日伪军应该囤积重兵防守，可事实上就是，车桥镇在当年仅有40多名日军加伪军一个大队500多人驻守。

如果到这里，你觉得这个地方很好打，特别是你还觉得你手里有一个师的兵力的情况下，那么恭喜你，你的敌人也是这么想的。

虽然各方面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现在人根据日军兵力部署情况来看，当年日伪军之所以在车桥屯住少量兵力，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新四军上钩，因为车桥附近的淮阴、淮安、泗阳、涟水都屯有重兵。

可日伪军后来并没有想到，粟裕不仅敢打车桥，还一下子抽调了五个团的兵力。

粟裕酝酿打车桥，时间至少长达一年。

图|车桥战役

图|攻占车桥据点经过要图

1943年4月，日伪对苏中四分区发起了清乡行动，为了支援第四分区，苏中各部队几乎是全部被调动起来，军民合力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的反“清乡”斗争

当时，苏中军区各部队被拖得十分疲乏，因为根据地面积狭窄，部队来回转移狠不方便，而当时苏中根据地正响应中央号召施行整风运动，也缺乏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因此粟裕考虑抓住机会，想狠狠打击日伪军一次。

同年6月23日，粟裕奉令去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期间带了少数参谋以及测绘人员，在一个连的护卫下，有意识的选择路线，来回穿行了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还同当地的军民有过细致的交流。

在临泽以北的团寨，粟裕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刘先胜有过交流，他们注意到了位于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的淮宝地区（淮安宝应地区），这个地方不仅是新四军第一、二、三、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日军华中派遣军两个师团的交界处，即扬州六十四师团和徐州六十五师团。

原本这里是韩德勤在苏北建立的反共基地，但是其撤离后，此地为日伪所占据，他们围绕车桥在周边修建了十余处据点。

粟裕考虑，如果能拿下车桥、泾口等日伪军据点，就能迫使日军放弃大片地盘，同时我军也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

图|车桥战役模范连

1978年5月，粟裕在谈起车桥战役时，还清楚的记得当年自己的谋划：

“当时之所以选择车桥为我们的袭击目标，因为车桥地处敌人的心脏地区，又有日军驻守，兵力比较强，日伪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正是由于敌人认为它是最安全的地方，比较麻痹，也就更便于我们采取掏心战术进行偷袭，所以它又是敌人最危险的地方。这就是事物的辩证关系。”

不过，粟裕考虑到夺取车桥以后，日伪军极有可能报复，因此在什么时间发起车桥战役，就显得尤为重要。

1944年2月，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谈及自己一年前计划的车桥战役的雏形。

之前之所以不打车桥，主要是担心引来日伪军报复，但是现在日军抽调走了大股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苏北地区日伪军兵力明显不足，粟裕认为，即便是我军有一点小动作，也不会引起日伪军的注意。

当时的粟裕并不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认为日军已经日暮穷途，所以他也只是就事论事。

会议同意发起车桥战役，粟裕在会后就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车桥战役具体部署，后来确定了先下车桥、再打泾口的作战方案。

粟裕将部队分为四股：主攻车桥的是一师三旅七团；负责警戒阻击淮阴淮安方向援敌的是第1旅第1团、第3军分区特务营及泰州独立团第1营，在车桥西北之芦家滩、石桥头、杨家庄一带占领阵地；负责警戒阻击曹甸、宝应方向的援敌的是第18旅第52团、第1军分区江都和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在车桥南下之官田、大施河、瓦屋庄一带占领阵地。另以师教导团第1营及第4军分区特务团2个营组成预备队。

应该指出的是，车桥镇虽然是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但是守军部队基本上都是伪军，战斗力并不高，事实上车桥战役虽然是以夺取车桥为主，但打援的部队比主攻车桥的部队安排的多。所以此战中围点和打援同等重要。

考虑到新四军过去都是以游击战对抗日军，此番作战是首次进攻日伪军重点防御的据点，粟裕一开始就狠抓了战役前的准备。

粟裕几乎是在战前就已经充分的预估了战役进行期间所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并针对各种情况做了专门的安排与部署，还派出侦察部队，对车桥一带进行细致侦察，以便于部队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减少战时协同的困难。

大兵团作战，其实首重各部队的配合，因此粟裕格外重视各部队之间的配合，部队的进攻和撤退，必须要统一号令。过去抗战时期，因为敌强我弱，新四军习惯了进行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如果在大兵团作战期间，仍然照此办理，很有可能会因为一个环节失误，造成整个战役失败。

多年以后，西府陇东战役时，西北野战军就吃了这样的亏。

不仅如此，粟裕还统一了后勤工作，包括弹药、器材、粮秣、野战医疗、运输等等。考虑到此战是新四军首次攻坚作战，在重武器不足的情况下，粟裕还特别针对性的准备了一些其他的攻坚器具。

比如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麻绳、煤油、棉花、竹竿、土坦克、炸药、烟幕弹、沙包，还准备了火箭、灯笼、电话等通讯联络工具。

除此以外，粟裕还在战前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动员，并且还放手发动了群众。

整个车桥战役期间，苏中地区的老百姓不仅为新四军提供各种物资支持，还参与了配合了新四军的战时勤务工作。

从以上介绍中，其实也不难看出，车桥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但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微型的淮海战役了，从战役准备到战略部署，从政治动员到发动群众，每一项工作都是细致入微。

车桥战役不仅仅是夺取了敌人一个两个据点而已，而是夺取了日伪军一片地方，使得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的战略联系得到了战略级别的加强。

1944年12月，粟裕遵照中央指示率领三个团南渡长江，开辟了苏浙抗日根据地，以当时情形来看，其战略不亚于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据粟裕多年以后回忆称，如果不是车桥战役打下的基础，他们根本不可能从容的率领三个团就南下。

有意思的是，据粟裕晚年回忆，车桥战役后不久，他就接到了来自新四军军部的批评电（当时饶漱石主持新四军军部工作），而且一来就是两封：

“一般说来，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应该隐蔽与发展自己的力量(丕显来时已说明此点)。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近来敌人南调西调频繁，似有新的战略企图……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有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
“今后关于较大战斗部署应先电告军部。同时在策略上应注意到局部和全体、今天与明天多方的联系。因为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对全部多方不良的影响”

粟裕谈起受到批评这件事，讲的也很坦率：

“其实打车桥，我们正是从全局、从战略利益考虑的。如果没有车桥这一仗，以后渡江南下是很困难的。打车桥同打百团大战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百团大战时是日军气焰正高涨的时候，而打车桥时，日军已经是锐气大减，穷途末路了。”
“进行一个战役，首先要从战略上考虑，战役要同战略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车桥战役首先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了近视眼。另外打车桥是从时机上考虑的。当时敌人的情况同一九四二年不同了，士气低落，所以可以打，可以打下来，能够打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不是谁都有如粟裕一般战略能力。

这一点从后来捷报传到延安以后，毛主席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

不过，指挥大兵团打仗，也极大地消耗了粟裕的身体。

粟裕后来患上了美尼尔综合征，这种病症可能和情绪紧张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不光是粟裕，在我军中只要是曾经独当一面，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领，多数身体状况都不好。

比如徐向前，刘伯承等等。

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派彭老总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也是看中了他身体健康，但彭老总上了朝鲜战场后，仅一年身体状况就显著下降。

1951年8月，第五次战役以后，彭老总额头上长了个怪瘤，后来这个瘤子越来越大，前线医生也束手无策，建议彭老总回国治疗，但彭老总不肯。后来还是宋时轮、甘泗淇、王政柱联名，于1952年3月19日向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发电，报告了彭老总的病情。

周总理特意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派陈赓入朝接替，彭老总这才有时间回国养病。

正如秦基伟将军所说的那样。

“战争对于战士来说是枪对枪刀对刀，而对于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来说则是智谋和意志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