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致人死亡，下命令的人要不要担责？

文/刘棠希

乾隆十七年（1752年），江苏某县。

捕役龚全这一晚当值巡夜，同班的还有一个叫庞小五的。

两人提着灯笼走在街巷间，正巧碰见县民邵关。

深更半夜在外头走，龚全疑心他是窃匪，便将人拿住，带回自己家中。捕役拿人，不需要公文，也不消拘票，全凭一张嘴和手里的锁链。

龚全有合理的履责动机。清代捕役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见了可疑之人，第一反应就是先拿了再说——拿错了无非放人，拿对了便是功劳。至于被拿的人是否冤枉，那是后话。

但是，将人带回家就不一样了，龚全此举显然有滥用权力的嫌疑，意在从嫌疑人身上榨一点油水。

人带到了，接下来就是审。龚全把邵关两手扎缚起来，又捧住他的两膝盖下方，将一根木棍横着插入腿弯处，再用凳子将人架起。

邵关整个人悬在半空，膝盖被木棍卡死，动弹不得。龚全站在跟前盘问，邵关不肯认。龚全便抄起棒槌，照着邵关的脚底打下去。脚底皮肉最薄，棒槌落在上面，比打在别处疼得多。

正打着，有人来找龚全。原来是朋友邀他去饮酒。龚全收了手，嘱咐儿子龚大继续询问，自己便出去了。

龚大那年二十出头，平日里跟着父亲，干的也是捕役的活计。

父亲一走，他便学着父亲的架势，抄起棒槌，照着邵关的脚底连击了七八下。

邵关始终不肯认罪。龚大打得手酸，见邵关嘴硬，火气上来了，意欲再殴打他的腿。邵关吓得身子一蹲，这一蹲，龚大打到了他的腰眼。

龚大的母亲孙氏在屋里听着动静，出来喝止了儿子，将邵关从刑具上解了下来。

但已经晚了。邵关受伤深重，当夜便没了气。

龚全喝完酒回来，推门一看，人死了。他愣了片刻，随即做了个决定——跑。他把烂摊子丢给了妻子和儿子，自己逃了。

孙氏和龚大慌了神，叫来雇工冯二，三人一起将邵关的尸体抬到河边，扔进了水里。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县里查访到了线索，将龚大、孙氏、冯二等人拿获。龚全虽在逃，终究还是被缉捕归案。

案子报到了江苏巡抚衙门。

巡抚按律审理后，给出了最初的判决：龚大依例拟斩监候，龚全拟充军。

巡抚的理由是：龚全虽然捆了人、动了刑，但他中途出去了，打人的是龚大，龚全顶多是“主使”，不该判死罪。

这个判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大清律例》写得清楚：“若以威力主使他人殴打而致死伤者，并以主使之人为首，下手之人从论，减主使一等。”——谁主使的，谁就是首犯，动手的反而要从轻。

龚全捆了人、动了刑、又嘱咐儿子接着拷问，这便是“主使”。至于他有没有存心要杀邵关，律法不问这个。

天底下哪个捕役拷打犯人的时候是存心要打死人的？都是想逼出口供罢了。但打死了人就是打死了人，罪无可赦。

更何况，龚全的身份也决定了此案不能轻判。清代对番役、捕役诬良致毙有专门条例：“番役诬陷无辜，妄用脑箍及竹签、烙铁等刑，致毙人命者，以故杀论，不准援赦。”

龚全身为捕役，诬拿平民，私刑拷打致毙人命，按照条例应当以故杀论处，拟斩监候。可巡抚竟将他判了个充军——刑责与罪过完全不对等。

案卷呈到刑部。刑部官员看完，将案卷驳了回去。

刑部的驳回意见写得很明白。此案捕役龚全，诬拿平人邵关，捆吊殴打。龚全外出后，又嘱托儿子龚大再行拷讯，以致邵关伤重殒命。

如果说龚全只是嘱咐儿子询问，并无害命之心，殊不知凡是捕役诬拿拷打，都没有存心杀人的。但因为拷打致死了人，自应依律以主使之人抵罪。

刑部还指出了巡抚判决的另一处漏洞：龚全是捕役，但他儿子龚大不是衙门中人，不应按“番役妄刑致毙人命”的条例来定罪。

巡抚将听从主使的龚大依番役妄刑致毙人命例拟斩，却将诬拿捆殴、主使拷讯的捕役龚全从轻拟军，与律不符。事关人命，岂能草率结案。

案子回到江苏巡抚手中，他不得不重审并改判。

巡抚将龚大改依“诬良为盗”例拟充军，将龚全改依“番役妄刑拷打致毙人命”例拟斩候。

乾隆十七年三月，刑部议覆此案，奏报皇帝。皇帝的批示很短：龚全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乾隆十七年秋，龚全被处斩。

案子审完了，人杀了，但捕役巡夜看见可疑之人就抓回家私刑拷问的习惯，不会因为一个龚全的死而改变。

邵关死了，龚全也死了，但那个让捕役可以凭“疑心”就拿人、凭借公权就可以逼供的制度，还在清朝的土地上。

本文资料来源：《刑部驳案汇钞》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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