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为自己而活”遇上生育：中国高学历女性重新定义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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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刘悦（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责编：钱岳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家庭给年轻人带来的“负担”——高房价、高育儿成本、沉重的养老责任等。换句话说，年轻人为了减少成本、规避风险而“不敢生”。

在2020至2021年，我访谈了30位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高学历女性。她们大多生活在北京、杭州、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也有几位生活在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她们中有28位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大多数拥有或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访谈过程中我发现，她们谈论最多的并非只有现实压力。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我究竟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原本以为，和许多既有研究一样，家庭“负担”会是影响她们生育选择最重要的因素。但在访谈中，却有另一种声音不断出现：“女人为什么一定要靠生孩子才完整？”“女人应该为自己生孩子，而不是为了男人。”“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

她们并非简单地反对婚姻和家庭，而是在坚持一种新的价值观：将自我实现、个人幸福和人生自主权置于重要位置。

作为出生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这些女性大多是家里“唯一的希望”（Fong, 2004）。她们被鼓励努力读书、追求成功，被期待在学业和职场上脱颖而出，同时她们也获得了来自家庭的大量金钱、情感和教育资源的投入。她们被要求像儿子一样为父母争光、实现向上流动。而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前，这样的期待和投入往往很少落在普通家庭的女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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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她们习惯了把自身的成长、发展和梦想置于人生重要位置时，到了适婚年龄，却依然被要求尽早结婚、生育，成为一位好妻子、好母亲。与此同时，社会还要求她们保持美丽，经营家庭，并在职场上取得成功。这些关于“全能女性”的期待（Liu, 2020），与她们内心自始至终关于自我成就的信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对于很多受访者而言，母职之所以令人犹豫，并不仅仅因为养育孩子需要巨大的物质和金钱投入。她们发现，在现实社会中，“好母亲”往往意味着持续不断的自我牺牲。从怀孕、生产到养育孩子，女性通常需要承担更多身体、时间和情感上的投入；母亲往往是照料、教育和陪伴孩子的主要责任人；同时，生育还可能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收入水平和工作机会。成为母亲不仅意味着拥有一个孩子，也意味着大量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精力、发展机会与人生规划需要让渡于孩子的成长需求。

因此，当这些从小被鼓励“追求卓越”的独生女，面对“成为母亲”这个人生选项时，她们开始追问自己：在成为母亲之后，我是否还能保有那个不断成长、不断追求的自我？如果有了孩子，我的身体、时间、职业理想，多大程度上会被“母亲”这个身份所占据？如果有一个孩子，我将获得什么，又会失去什么？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答案都指向她们内心最真实的恐惧、犹豫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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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害怕什么？

有的女性虽然喜欢孩子，但却觉得自己难以将所有注意力投入到育儿中；有人则把孩子视为对个人空间的“侵入”，认为自己很难毫无保留地将爱倾注于孩子；有人担忧婚后的“丧偶式育儿”；还有人害怕自己一旦结婚生子，便不得不无休止地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发展机会。

她们害怕的并不仅仅是生育本身，而是在成为母亲之后逐渐失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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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拒绝什么？

我采访一位女性穆清（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拒绝“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在她看来，人生的意义更多来自创造和自我实现：“我认为所谓的传宗接代是没意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没什么能留下。如果你真的想留下点什么，那就写本书，或者当一名艺术家去创作一段音乐，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不一定非要通过生孩子。”

另一位受访者安娜则拒绝为了爱情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和意愿：“即使遇到了心爱的人，我认为你也不一定要生孩子。有些人说‘女人遇到心爱的人，就愿意为他生孩子’。我非常爱我的男朋友，但我不想仅仅因为他的意愿而生孩子。”

她们所拒绝的，并非孩子本身，而是“女性理应为了家庭、爱情或社会期待而生育”的默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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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做什么？

她们并非都选择不生，而是渴望拥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能够不受生育政策、文化传统、家庭责任的规训而自主作出生育决策。她们中有人在拒绝，有人在博弈，也有人在寻找新的可能性。

30岁的陶选择了不婚不育。面对父母的催婚催生，她的策略很直接——“用钱堵住他们的嘴”。每到节假日她就给父母买东西、发红包。“钱是最好的武器”，她说，“我也经常给他们‘洗脑’，告诉他们‘有我这个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女儿，你俩不要太幸福！’”

也有人在寻找第三条道路。

31岁的彭分享了她朋友欣怡的故事。欣怡对男性没有兴趣，但她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大学一毕业，她就迅速结婚、生孩子、然后马上离婚。

“我们没人知道她结婚了，”彭笑着说，“她只在生孩子的时候才通知我们，那时候她已经在准备离婚了。”当彭疑惑欣怡为何不告诉大家她结婚的事，欣怡回答道，“结婚有什么好说的？我又不喜欢他。生孩子才是我的人生大事！”

无论是拒绝、妥协还是另辟蹊径，这些女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我的身体、我的人生和我的未来，究竟应该由谁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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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把“自我”放在中心，这是否意味着家庭价值的衰落？

答案是否定的。她们依然渴望亲密关系，只是不再愿意把自我完全让渡给这些关系。与其说她们拒绝母职，不如说她们正在重新定义母职；与其说她们拒绝家庭，不如说她们正在寻找一种能够保留自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研究试图呈现的是：在当代中国，生育已经不再是很多女性人生的“默认选项 ”，而是一个需要被审视、被讨论、被选择的人生议题。她们的选择，不是“自私 ”，而是在全球化、市场化、个体化多重力量交织之下，一代女性对自身处境的理性回应。

当然，本文讨论的并非所有中国女性，而是一群成长于独生子女政策时期、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她们从小被鼓励追求学业和职业成就，也拥有相对更多接触新观念和规划人生的机会。因此，“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是否一定要成为母亲”等问题，在她们的人生选择中显得尤为重要。

不同教育背景、阶层和地区的女性，面临的生育处境可能并不相同。然而，这些高学历女性的故事依然值得关注。她们未必是所有女性的缩影，却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家庭观念、性别关系与生育文化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强调个人选择的能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教育资源、经济条件和社会支持赋予了部分女性更大的选择空间，而并非所有女性都拥有同样的可能性。因此，强调“个体主义”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否认结构性不平等的存在；恰恰相反，它提醒我们关注个人选择背后的社会条件。

生育率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她们在多重压力之间周旋、权衡、选择。理解她们的故事，尊重她们的选择，或许比单纯催促她们“多生几个”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Fong, V. L. (2004).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iu, F. (2020). Modernization as lived experiences: Three generations of young men and women in China. Routledge.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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