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国挑起的关税战，其背后的真相远比表面复杂。这场全球最大经济体间的博弈，本质上是一场由美国国内财政危机引发的“内债转移”。
截至2025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突破37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1.87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债务占GDP比例已超100%。仅利息支出就占财政预算的相当比重——据估计，2025财年国债利息支出将高达1.4万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收入的26.5%。
问题在于，这笔巨额债务的利息总要有人支付。与许多国家不同，美国财政收入极度依赖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2024财年，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净收入49.8%，工资税占36.3%，两者合计占86%以上。反观企业所得税，2024年占比仅11.5%，远低于上世纪中叶的水平。一个科技巨头林立、GDP全球第一的国家，企业所得税贡献竟如此微薄，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结构问题。
钱没进国库，去了哪里？答案藏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架构里。
苹果公司采用了著名的“爱尔兰—荷兰—爱尔兰”三明治避税架构。简单来说，苹果在爱尔兰注册空壳公司持有知识产权，通过成本分摊协议将大部分知识产权相关的利润转移到爱尔兰子公司。而由于爱尔兰当时判断税务居民不看注册地只看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这些子公司的董事大多受雇于苹果总部、办公地点在美国，因此它们既不是美国税务居民，也不是爱尔兰税务居民。
欧盟委员会调查证实，2014年，该架构使苹果在爱尔兰的实际税率降至0.005%。2024年9月，欧洲法院终审裁定苹果需向爱尔兰补缴142.5亿欧元税款及利息。
理解了美国财政的窘境和跨国公司的避税手法，就能看清关税战的真实意图。这是一场“财政追讨”，目的是迫使跨国公司在关税和企业所得税之间做出选择。
有研究指出，美国此前“零进口关税+高企业所得税”组合的后果之一，就是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段进行避税，从而影响了美国的财政收入。美国新一轮关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及利用避税地进行避税的效果，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美国财政危机下对税收的迫切需求以及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反击。
以关税为例，如果跨国公司继续通过离岸架构进口商品，高额关税将侵蚀其利润；如果将利润和交易环节放回美国，则进入企业所得税征收范围。无论选择哪条路，美国财政部都能收到钱。
2025年7月，美国海关收入从上年同期的约71亿美元飙升至约277亿美元，同比增幅达290%。本财年前十个月，关税收入累计达135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730亿美元，增幅达116%。关税增收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医疗支出和社保支出的快速增长所抵消。
当国家财政无法从最富有的企业巨头那里获得足够支撑时，危机便以各种形式向外转移。这场关税战，看似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内部资本权利与财政需求的一次剧烈重构——它无关公平贸易，核心是一场关于“钱从哪里来”的生存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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