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激烈的反扑。到了1893年，表面上的矛盾终于盖不住了。当时整个伦敦市只有区区10个公共厕所，其中竟然只有1个施舍般地设立了女厕。而且哪怕是这唯一的女厕，规模也极其可怜——在霍尔本的厕所里，男厕足足有8个隔间加12个小便池，而女厕只有挤挤巴巴的6个隔间。旧有优势的既得利益者们，对这种微小的改变感到了极度的恐慌。1900年，当圣潘克拉斯教区委员会试图在卡姆登建造一座女厕时，当地的马车夫和公交车司机竟然像发了疯一样，推着手推车足足撞击了施工围挡45次。这哪里是在撞几块木板？这分明是那些习惯了独占公共空间的男人们，在绝望地捍卫自己摇摇欲坠的领地特权。如果不是大剧作家萧伯纳在1897年成为教区委员后顶住压力死磕到底，卡姆登大街上的那座女厕恐怕根本建不起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最终斩断了这条锁死女性的“尿道束缚”？这就是整个西方基建逻辑中最讽刺、最残酷的反转——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的人权觉醒，也不是什么社会的道德跃升，而是赤裸裸的资本逐利。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伦敦的百货商店老板们算了一笔极其精明的账：如果女性顾客逛街逛到一半就得憋着尿跑回家，那她们在店里消费的时间就会大幅缩短，商店的营业额就会直线下降。
为了把女性兜里的钱榨干，像肯辛顿大街上的布料店这种商业资本，开始争先恐后地在店里修建内部女厕。一些富裕的女权主义者也开始自己筹钱建俱乐部，在提供厕所的同时打造女性的交流据点。你看，这就是西方社会的底层逻辑：你想要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可以，但前提是你得具备被资本剥削的商业价值。当资本发现把你留在街上能赚更多钱时，你的处境才会得到所谓的“改善”。
这正是当下大国博弈中，旧格局无可挽回地走向崩塌的深层原因。对手之所以在今天的全球竞争中越来越被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在老化，更是因为他们那种“不盈利就抛弃”的资本绞肉机模式，已经彻底失去了人心。而中企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庞大筹码，恰恰建立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上。我们把高铁修进大山，把基建铺满全球南方，因为我们深知，基础设施是打破阶层壁垒、实现真正人的解放的公共底座，而不是少数人用来圈地收钱的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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