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七月日记· 文明之殇
——“七七事变”前后的历史细节
张重宪（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
1937年7月13日，凌晨，香月清司经过连夜召集全体参谋推演战局，绝密内部文件《七月十三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定稿，并以急电直报东京陆相、参谋本部。其作战纲领是，整合三路援军（关东军2个混成旅团、朝鲜第20师团、本土后续兵团），规划合围29军：河边正三旅团：丰台—通县一线；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通县；第20师团主力集结天津；航空队分驻天津、通县机场；待援军全部集结完毕，一举歼灭29军、完全控制平津。
同时上报东京的还有昨天拟定的配套谈判施压七条——史称“香月细目”。香月本人避而不见宋哲元，仅派参谋专田盛寿递送七条文本，参谋长桥本群负责逐条逼压。并刻意包装“仅为和平善后保障条件，无领土、驻军扩张要求”。
然而，“香月细目”从政党、官员、民间团体、舆论、教育、军队多维覆盖，且设置无弹性。
其中，细目第六条“取缔学校排日教育”，直指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当日即有日军侦察机低空掠过八里台，测绘校园建筑、道路、操场地形，精准记录秀山堂、木斋图书馆、思源堂位置，并绘制坐标。
南开大学留守负责人何廉、杨石先发电至庐山张伯苓，电报原文提及：日机连日侦察八里台，日特频繁入校窥伺，学生救亡活动遭日方紧盯，恐遭报复。
因庐山无直达津门电报，张伯苓委托庐山谈话会秘书处转复口头指令。张伯苓当时判断，日军目标不止北平，南开大学因长期救国活动，必遭报复。张伯苓的指令为三项应急：师生疏散、抢救图书仪器、预筹迁校。
同日，由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牵头，联合北洋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各校学生，在八里台校园举办救亡座谈会、时事宣讲会，分析卢沟桥局势。组织学生救护训练，学习包扎、战地急救，预备战时支援前线伤员。组建募捐小队，赴天津城内商铺、居民区筹款，购置纱布、药品送29军。
这时，香月清司所有动作的情报也送到了庐山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分析了掌握的情报，立即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并要求宋哲元“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宋哲元接到电报时已近傍晚，但他依旧连夜下达一系列缓和命令：恢复北宁铁路通车，解除北平戒严，约束民众抗日活动，拆除街头临时防御工事，试图以退让换取日方暂缓进攻。
此时何应钦又从南京打来长途电话，宋哲元不接，让副参谋长张克侠（中共地下党员、长期潜伏29军）代接。何应钦在电话里告知：“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京准备作战。”张克侠马上向宋哲元转述何应钦来电内容，并力劝宋哲元，在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会成民族罪人。宋觉得张克侠讲得有理，马上命令张克侠拿出一个作战方案。
于是，29军制定了一个隐性的并行的长线备战方案：联络察哈尔刘汝明143师，令其扼守平绥线，保障北平西北退路。秘密联络冀东伪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拨付经费，约定一旦开战即刻反正，夹击日军。令南苑29军军部、军训团加紧步兵、近战训练，打磨大刀队近战战术；要求天津、北平军警暗中摸排日军据点、兵力分布，绘制简易布防图；电令后方河间、大名132师保持机动待命，预留调兵预案，暂时不公开北上。
期待“地方了事”的宋哲元还是或深或浅地误读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典故。他忌惮南京总统府门前的石狮子，却忽略了与他同城的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彻夜不熄的灯光。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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