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副军长，解放时才是个师长，建国后却连病都看不起

一九三三年七月，刘述刚已经是红四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却一度连开口求助都不肯。

这个反差，放在谁身上都刺眼。

四平城下，他还只是一个师长。肺病烧到四十度，人躺在担架上，指挥所就贴着前沿。身边人要把他抬下去，他按住担架，急得咳血，撂下一句：“战斗没有结束，谁都不能抬我下去，除非我死了！”

他没下去。

那年三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围攻四平。刘述刚率部从西南方向打进市区，配合兄弟部队全歼守军一万九千人。城头红旗插上去时，担架上的这个人，已经把旧病又熬深了一层。

可谁能想到，十五年前，他坐的位置比这还高。

刘述刚原名刘世模，安徽金寨斑竹园人。小时候家里穷，九岁放牛，十四岁学裁缝，手里拿的是针线，脚下走的是大别山的泥路。

他没上过一天学。

一九二七年，他参加革命。一个不识字的裁缝学徒进了队伍，先从战士干起，往后当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多岁的刘述刚已经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

这一步太快。

快得让后来许多人只记住了他的职务，却忘了那职务是怎么打出来的。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反“围剿”，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那些硬仗里，他一直在一线。

枪声里出来的人，身上也留下账。

二十多年革命斗争，刘述刚多次负伤。长征途中，他带病行军，旧伤拖着旧病，肺病越来越重。队伍过草地、翻雪山，他不是在马背上，就是在担架上。

人还在，身体先垮了。

更难的是，他的命运不只被伤病拖住。

到延安后，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卷入“抗大风波”。刘述刚也受牵连，受到处分。对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红军干部来说，这一关不比战场轻。

他没有倒下。

抗战爆发后，他又去了新四军。职务没有红军时期显赫，事情却一样实在。六合县常备团、独立第二团，他带着队伍在江淮一带打击敌伪，巩固根据地。

从副军长到团长。

这四个字，看着像退，放到战场上却没有那么多体面话。能带兵，能打仗，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刘述刚自己也没把职务挂在嘴边。

解放战争里，他去了东北。辽吉军区、独立旅、独立师，部队换番号，战场换地方，他还是那个样子：前沿能去就去，担架能抬就抬。

打虎山战斗中，国民党军还曾在广播里造谣，说刘述刚“战败被俘”。

他人就在阵地上。

真正把他拖下来的，不是敌人的广播，是身体。四平一仗后，肺病再也压不住。新中国成立时，他因身体条件不允许，没有再安排新的工作，长期在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六十一陆军医院治病休养。

这时的刘述刚，已经没有当年副军长的派头。

家里被子旧得不像样。冬天冷，他自己盖一床四斤的，爱人和孩子盖一床六斤的。按规定能报销哪一床，他就只让报哪一床。

他卡得很死。

还有一块怀表，是一九四六年陶铸送他的。那时他去辽吉一分区任职，路上总问警卫员时间，陶铸才知道他连表都没有。表壳后来修得发黑，他还一直带着。

衣服破了，补。

衬裤烂了，补。

马搭子坏了，还是补。

去世前一天，他还对爱人李平说，去年的皮鞋保存得很好，今年再发皮鞋，他可以不要领了。

这不是摆样子。

一九五〇年前后，王宏坤见到这位老部下、老战友，心里不是滋味。红军时期，王宏坤是红四军军长，刘述刚是副军长。如今一个病弱，一个拮据，见面时王宏坤埋怨他：李先念、王树声、张才千这些老同志都在武汉，有困难为什么不找他们？

刘述刚只说：“你们很忙，国家也很困难。不用为我太操心。”

话不重，却把人堵住了。

所谓“连病都看不起”，真正扎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没人认得他，也不是组织不要他，而是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他又习惯了把困难往自己身上压。一个从红军副军长走来的老战士，病到这个地步，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他把自己放得很低。

可他对子女的规矩一点不低。孩子买栗子，偷偷往口袋里多装几颗，他看见了，就把孩子叫到面前，讲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女儿身体好些，他送去武汉市第二十六小学读书，放学回来还要写毛笔字。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刘述刚在武汉病逝。四十二岁的年纪，放在普通人身上，也还远没到老；放在他身上，却已经走完了从放牛娃、裁缝学徒、红军副军长，到东北战场师长的一生。

他没赶上一九五五年授衔。

如果他能多撑三年，以他的红军资历、战场经历和职务履历，站到将星行列里并不突兀。可历史没有给他这三年。

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床补过的旧被，一块发黑的怀表，还有医院病房里那个不肯多要一双皮鞋的人。

六月四日，武汉，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六十一陆军医院的病房里，刘述刚再也不用按着担架不肯下火线了。

参考资料：《红色家风故事｜刘述刚：磨砺自强 清廉如钢》，六安市投资创业中心网站《许世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中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正式出版》，新华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