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州厂二代的自述：我为什么不接班

我是浙江台州人，在大学任教十几年，研究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很多人知道我父母办厂30多年之后，都会半开玩笑地问一句，你以后是不是要回去接班？

我通常只能笑一笑。这个问题看上去是家庭选择，其实很难用一句话回答。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接不了，也很可能不该接。

最近读到一篇秦朔朋友圈写的江浙沪厂二代接班困境的文章（《），里面谈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正在集体老去，第二代却未必愿意接、能够接、接得住。我读的时候很有代入感。所谓“厂二代”，在外人看来常带着一点财富继承的想象，好像父母留下的是一家现成企业，孩子只要回去坐进办公室，就能继续当老板。可我从自己家的经历里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更粗粝、更沉重的现实。

一个小厂背后，不只有机器、厂房、订单和账本，还有三十年的劳累、焦虑、妥协、人情、债务、工人管理和无数次说不出口的委屈。

｜父亲工厂的主要铝件产品

父亲创业路

我父亲原来是台州一家集体企业的厂长，厂里主要做压铸件，给荣事达一类的电器企业供应零配件。那是改革开放已经推进、但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定型的年代。集体厂有集体厂的规则，有车间，有师傅，有技术，也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

到了1995年前后，集体厂改制，他从原来的系统里出来，租了一个很小的厂房，开始自己创业。

那时我们家真正的“企业家”生活，和今天很多人理解的“老板生活”毫无关系。父亲做浇铸铝件产品，给嘉陵摩托、温州一些不知名摩托品牌、温岭本地的钱江摩托做配套。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摩托车是一个蓬勃生长的产业，父亲赶上了行业机会，可小配套厂能抓到的，往往只是产业链里最薄的一层利润。

母亲从第一天起就在厂里帮忙。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站在老板身后的家属，而是这个小厂最早的劳动者、会计、后勤、协调员和情绪承担者。

我小时候对厂的记忆并不浪漫。车间里有机油味、金属味、灰尘和噪声，机器一响，人的声音就被压下去。夏天铸造车间很热，工人身上常常都是汗。父母早出晚归，有时很晚才回家。对他们来说，创业不是激情叙事，也不是商业传奇，更多是一种硬着头皮往前走的生活方式。

前五六年，这个厂全部收益大概就是给父母两个人挣一份工资。说得直接一点，那几年办厂最大的意义，是让这个家庭维持运转，供我姐姐和我读书。

我一直学习还不错，后来考到北京一所当时综合排名很靠前的大学，再后来出国留学，除了第一年的学费其他开销基本都是我靠勤工俭学挣的，基本没有让家里承担太多额外费用。

回头看，我能够走出浙江小城，能够在学术系统里安身立命，背后其实是父母那间小厂一点一点挤出来的现金流。他们没有给我一个可以轻松继承的商业帝国，却给了我离开那间工厂的机会。这让我很难用简单的“接”或“不接”来评价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不经意的“地主”

真正改变我家资产结构的，不是某一年订单特别好，也不是某个客户给了很高利润，而是2000年前后买下的一块工业用地。那块地大约四亩，父母建了自己的厂房。买地的时候，大概只是为了生产稳定，不用再受制于租赁厂房，也希望企业能慢慢做大。

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块地和厂房的升值，成了我们家办厂31年最大的收益。实业利润被账期、设备、人工、税费、环保投入一点点吞掉，土地升值反而留下了最坚实的资产。

这个事实听起来有些讽刺，却是很多浙江小微工业家庭的共同经验。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制造业，最后真正让家庭财富稳定下来的，往往是当年咬牙买下的厂房和土地。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当年父母没有继续办厂，而是把有限的钱拿去买房买铺面，财务结果可能更轻松。比如我父亲的上海朋友曾经让他去上海开酒店，如果那时候去了，我很有可能真成富二代了。

但这种假设对他们那一代人并不公平。对父亲来说，他懂的就是做产品、跑客户、管车间。让他放弃工厂去做纯粹的资产配置，既不符合他的能力结构，也不符合他的心理结构。

｜家乡的厂房和城区中心

我接不了这个班

为什么我不愿意接班？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和这家厂之间几乎没有业务上的连接。我做的是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研究，十几年都在大学、智库和国际交流场景里工作。

父母工厂做的是浇铸件、零配件和传统制造。我可以研究全球产业链，可以写能源安全、贸易摩擦和地缘冲突，却很难回到台州去判断一个铝件的成本、良率、模具、订单风险和客户账期。

一个人不能靠血缘直接获得经营能力。接班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签字，对企业和员工都是不负责任。

更深的原因，是我从小看到了小微工业企业的现实。外人看到的是老板，家里人看到的是每天都被具体问题缠住的人。下游客户经常拖欠货款，有时给的还是六个月以上的承兑汇票。对大企业来说，这只是财务安排；对小厂来说，这是现金流压力。原本就很薄的利润，被资金占用、贴现成本和各种隐性支出吃掉之后，常常剩不了多少。

小企业最怕的不是没有订单，而是订单做了、货发了、钱却迟迟回不来。机器要转，工资要发，电费要交，税费要缴，客户却可以用各种理由把付款往后拖。

我小时候不理解父母为什么常常因为货款焦虑。长大后才知道，制造业里最耗人的，不只是生产，还有收款。父亲有时为了几十万元货款反复打电话，甚至要亲自去客户那里等。那种等待没有尊严，又不能表现出愤怒。因为小厂离不开客户，客户却不一定离不开小厂。产业链的强弱关系，就这样通过一张张承兑汇票、一笔笔拖延的货款，传递到最基层的家庭。

政策环境也让小微工业企业越来越有夹缝感。地方政府当然希望产业升级，希望企业做大做强，希望低端产能退出。从宏观角度看，这些目标都可以理解。可落实到年产值两千万以下的小厂，感受就很复杂。环保、税务、安全生产、消防、用地、能耗，每一项都需要投入，每一项都可能成为压力。

大企业有专门部门应对合规，小厂往往就是老板和老板娘亲自处理。文件、检查、整改、设备更新、手续办理，都会占用大量精力。

我并不认为小企业可以不合规。环保要守，安全要守，税务也要守。问题在于，很多小厂即使愿意合规，也很难承担越来越高的制度成本。地方产业政策更偏向于强强联合、园区化、规模化，小厂在这个逻辑里显得不够漂亮。它们不容易成为招商宣传里的明星，也很难进入重点扶持名单。

结果就是，小厂要么被鼓励合并，要么慢慢关掉。可中国制造的底层网络，恰恰由大量这样的小企业编织起来。它们做一个零件，一道工序，一个区域配套，一个大厂不愿意亲自保留的小环节。把这些毛细血管都剪掉，产业链看上去更整齐，韧性却可能下降。

管人最难

还有一个让我最发怵的问题，是工人管理。父母的工厂做浇铸，活儿累，环境热，强度大，本地年轻人基本不愿意干。长期以来，工人主要来自江西、四川、贵州等地。

过去大家总说农民工工资低，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勤快一点、技术熟一点的工人，一年收入十几万甚至二十万并不少见。可工资涨上去之后，管理并没有变简单。有人挣到一笔钱，就想回家休息一阵；有人过完春节不愿意回来；有人临时提条件；有人今天说来，明天又改口。

每年春节后复工，都是父母最焦虑的时候。工人回了老家，厂里订单却等着开工。父亲和母亲要一个个打电话劝，有时还要安排车甚至自己直接开车去接。在我看来，这种管人的焦虑是把父母熬老的主要原因。

对许多浙江老板来说，企业经营带有很强的积累意识，今年赚的钱要投设备、扩厂房，还贷款、周转下一批订单。很多外地工人想得更直接，干得累了就休息，挣够一段时间就回家。不能简单说哪一种人生观更高级。

可当这两种节奏在同一个车间相遇，老板就会承受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从小看着父母为这些事焦头烂额，对“管人”这件事产生了本能的畏惧。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说的职业经理人方案，在我这里并不容易成立。我当然想过一种更现代的安排。家族保留所有权，找一个懂行业、懂生产、能管人的职业经理人来接手，给他股份，让他把企业继续做下去。这个设想在纸面上很好，放到一家小型铸造厂里，难度立刻显现——

第一，找不到合适的人。真正懂这个行业、愿意扎根小厂、又能让父母放心的人很少；

第二，信任成本太高。小厂账务、客户、采购、工人、设备、库存都很具体，交给外人之后，如何授权、如何监督、如何分利，都是难题。

第三，企业本身还没有完全组织化。很多判断依靠父亲的经验、人情和现场感觉，外人接的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关系，不是一套清晰可复制的制度。

这也是很多小微民营企业接班困难的根本。接班人不是坐上位置就能出现，企业也不是换一个名字就能延续。真正能够交出去的企业，必须有清楚的财务、稳定的干部、可复制的流程、可持续的客户结构和不依赖创始人个人威望的组织秩序。

大型企业可以谈董事会、职业经理人、现代治理，小厂更多时候还停留在老板一人撑住全局的阶段。老板在，什么都能协调；老板累了，企业的缝隙就开始露出来。

浙江小厂的退场

从这个角度看，我家的结局大概已经越来越清楚。父亲已经七十岁了，还会去厂里，还会盯订单、看车间、管工人。母亲从创业第一天开始陪着他，也已经累了。再过两三年，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接手，大概率就是不再继续生产，把厂房租给别人。

这样一来，工厂作为生产组织会慢慢结束，厂房作为资产还会继续存在。对一个做了31年实业的家庭来说，这个结果很复杂。它谈不上失败，因为父母靠这家厂养活了家庭，供出了孩子，积累了资产，也没有留下烂账。

可它也谈不上胜利，因为一代人的技术、客户和经营经验，最终没有变成可以交给下一代的事业。

我相信这不是个案。在浙江，像我家这样的工厂很多。它们不大，未必有品牌，也不会出现在财经媒体报道里。它们可能在台州、温州、宁波、绍兴、嘉兴的某个工业区里，为大企业做配套，为区域市场供货，为一个细分环节维持多年运转。

第一代老板年轻时敢吃苦，敢借钱，敢跑市场，敢在不确定中做决定。可他们的孩子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进入了大学、机关、金融、互联网、咨询、贸易、海外机构，有了自己的职业轨道。让他们突然回去接一家传统小厂，从情感上可以理解，从理性上常常说不通。

厂二代不接班，有时会被解释成娇气、嫌苦、没有责任感。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很多厂二代不是不知道父母辛苦，也不是完全没有家庭责任。他们只是清楚地看到，自己回去未必能把事情做好。

一个在城市里做研究、做金融、做技术、做公务员的人，突然去面对车间管理、客户账期、环保检查和工人复工，大概率会完全“抓瞎”。硬接也许能满足父母一时的情感期待，却可能把企业拖进更危险的位置。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厂的退出往往没有声音。大企业接班失败，会有新闻，会有股价波动，会有研究报告。小企业的退场通常很安静。先是不再买新设备，再是不接长周期大单，然后不招年轻工人，把一些客户慢慢转给同行。老板每天还去厂里坐坐，车间还开着几台机器，看上去一切照旧，实际上已经没有下一轮投入。最后机器卖掉，厂房出租，招牌拆下，一家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就从产业网络里淡出。

这种淡出对单个家庭也许是理性的，对区域产业却不一定没有代价。中国制造的能力，并不只存在于少数龙头企业里。真正支撑大规模制造体系的，是无数中小企业长期积累的工艺经验、配套关系和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个小厂退出，短期内可能被同行接住；很多小厂一起退出，产业链就会变薄。某些不起眼的工序、零件和熟练工人，一旦散掉，再重新组织起来并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厂二代接不接班，已经不只是家族问题，也关系到中国制造基层网络如何更新。

体面的不接班

当然，我并不主张所有小厂都应该被保留下来。没有技术积累，没有利润能力，没有客户价值，又持续消耗家庭和社会资源的企业，体面关停也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能不能给那些仍有产业价值、仍能吸纳就业、仍在供应链里发挥作用的小企业，留下更合理的承继通道。有的可以卖给同行，有的可以由内部骨干接手，有的可以进入园区共享合规服务，有的可以通过地方产业基金整合，有的可以变成更专业的小而美企业。只用“做大做强”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企业，容易忽视制造业生态的多样性。

对我父母来说，他们这一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从集体厂走出来，用31年时间撑起一个家庭，让孩子读书、成长、离开车间，又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留下了稳定资产。对我来说，不回去接班并不意味着否认他们的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我知道这家厂凝结了太多劳动和心血，我才不愿意用一种不具备能力的方式去消耗它。

孝顺不一定是接过钥匙，有时也是承认父母辛苦创造的事业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帮助他们在还能主动选择的时候，做一个更体面的安排。

也许再过几年，父亲不会每天去车间了。那些机器会停下来，工人会去别的厂，厂房会租给新的企业。对外人来说，这只是浙江千万个小厂故事中的一个；对我们家来说，那意味着一段生活的结束。

我有时想象父亲最后一次关掉车间灯的画面。他可能不会说什么，也不会把这种情绪表达得很文学。他那一代浙江老板习惯了把辛苦吞下去，把账算清楚，把明天的事情安排好。

所谓厂二代接班，真正难的也许从来不是孩子愿不愿意回家，而是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企业形态，能不能进入下一个时代。父母那一代人靠勤劳、胆量、关系和机会，把家庭从贫穷带到小康。我们这一代人站在他们托举出来的平台上，有了更多选择，也有了更多迟疑。接不接班只是表象，更深的问题是，传统小微制造业如何在产业升级、人口流动、合规成本和代际变化中找到新的位置。

我无法给出一个漂亮答案。我只能从自己家的经历里承认，很多浙江小厂的结局，可能不是二代接班，也不是资本并购，更不是轰轰烈烈的转型升级，而是慢慢收缩、平稳退出、把厂房租出去。

这个结果有些遗憾，也有它的现实合理性。至少对我家来说，31年的工厂生活没有白费。它换来了一个家庭的安稳，也让我这个不接班的厂二代，有机会用另一种方式理解中国制造的底层艰辛。

如果说第一代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关键词是创业，那么接下来这一代人的关键词也许是安置。安置父母的晚年，安置企业的资产，安置工人的去处，安置一段不再适合继续扩张的产业记忆。能够体面地开始，是企业家的勇气；能够体面地结束，同样是企业家的能力。

父母那一代人已经证明了他们会创业。现在轮到我们这些厂二代，用更清醒的方式回答另一个问题：当一间小厂不再适合传下去，它还能不能有一个不狼狈的结局。

No.6987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黎凡特

作者简介：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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