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 年轻作家要重建自己的文学故乡

文 | 韩浩月

时代的变迁虽然快速且不容回头，但滋养文学的“土壤”仍在，文学意义上的“故乡”犹存，只是年轻作家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两个词。

在以“Z世代文学，向何处”为主题的《十月》“小说新干线”“创意新力量”创作分享会上，多位作家与编辑就Z世代写作的审美特质、困境突破与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其中，作家李洱认为，“当下年轻写作者笔下的日常生活与过往代际存在显著差异，并出现向架空历史或幻想题材倾斜的倾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李玉新提出“年轻和缺乏生活不是Z世代写作的不足，反而是他们的优点，意味着他们能够保持开放灵活的心态，去捕捉更多更新鲜的故事”。

一

《十月》作为老牌文学期刊，设置专门栏目，力推年轻写作者以及来自高校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作品，是值得赞许的行为。作家、评论家、编辑愿意阅读、观察和推荐年轻写作群体，既是出于责任意识，也与危机意识有关——如果文学创作失去新鲜血液，期刊作为文学阵地，作家作为文化身份，其影响力会持续弱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文学》与《收获》为当时的年轻作家阿城、苏童、余华、马原等提供了重要发表阵地，助力他们的创作成为了实验文学与先锋文学的重镇；1998年《萌芽》杂志社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成为“80后”作家的“成名直通车”；21世纪之后，文学热降温，影视改编取代文学期刊成为新的“造星工具”，比如近年颇受关注的双雪涛、班宇、郑执就得益于影视作品，被誉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现在，想要复制过往模式，让年轻作家浮出水面越来越不容易。

虽然《十月》杂志、阅文集团新人榜、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等平台一直致力于推广“Z世代作家”，但这些局限性始终未被打破：一是其跨平台影响力有限，他们或是发表载体单一，或是被限定于特定签约平台，在小范围有一定知名度，却难以跨越不同读者圈层，被大众读者广泛知晓；二是平台无论对作品还是作家，都缺乏更为强有力的推广手段，在社交媒体与碎片化传播时代，文化机构如果不能站在潮流前沿，成为流行现象制造者和引领者，自然无力使旗下作者的名字为大众所知晓。想要打破这种局限，需要整个出版业、传播业、读者群乃至全社会集聚注意力，但显然从行业圈子到跨领域合作，再到生产与消费，想要推出年轻作家“顶流”的可能性在不断降低。这一局限性是属于时代的，它坚固到甚至无法打破。

二

“Z世代作家”倾向于写“架空历史或幻想题材”，这些题材在网络文学时代，的确有一些成为影视剧的改编母本，但在进行续写的“Z世代作家”手中，同类题材写作并没有体现出与影视、流行文化、娱乐消费之间稳定且更强的联系。将“Z世代作家”目前的创作，放在宏大的文学概念与整体的消费范畴中来看，其中具有足够现实分量、能支撑他们真正走进主流的作品占比与影响力尚不足。

中国现当代文学，曾有被浪漫主义、寻根主义、伤痕文学、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青春文学等命名所定义的不同时期或阶段，但现实主义一直是没有中断的脉络与不可忽视的底色。提到现当代文学，读者会自然而然流露出对从事过现实主义写作的代表作家与作品的喜爱。因为，现实主义不只是外在样貌，更是内在精神。而“Z世代作家”无论从事纯文学写作还是致力于网络文学创作，作品大多离现实主义有点远。

“年轻和缺乏生活”，使得“Z世代作家”往往选择以想象力驱动探索与聚合，向内只能选择内视角进行捕捉与挖掘。为了弥补作品现实性的不足，一些年轻作家较少关注现当代文学史脉络，转而直接向古代经典寻求灵感，因而形成一种现象：一度相对沉寂的古典主义元素，成为年轻作家借鉴的资源之一。古典主义与感性式写作相结合，能制造出具有一定冲击力的戏剧结构和绚烂文风，但一个缺陷是容易带来阅读层面的踏空感。

用“私人化写作”来定义“Z世代作家”可以说不无道理，网络化生存使得年轻人的物理活动空间减少，社会关系的单一与人际交往的浅层化让年轻作家在生活体验、情感提炼、思想升华等层面缺乏必要的经历、磨炼与总结过程。年轻作家想要走向大众读者群，应尝试走出“私人化写作”划定的狭窄空间，拥抱现实主义，让自己的写作真正与土地上的所有人建立关联。一项围绕Z世代的阅读调查显示，余华、鲁迅、路遥、莫言等是Z世代最喜欢的作家，这意味着年轻读者对于现当代文学乃至现实主义仍有强烈的兴趣，此信息应成年轻作家创作时的参考。

三

现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多与土地、农村、农耕、牧歌文明有深切的关系，几乎每位具有公众知名度的现当代作家，背后都有强大的故乡叙事作为支撑，如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刘震云的延津……可以说，现当代文学的许多重要成就，正是深深植根于作家们所出生并成长的土地。

“Z世代作家”的作品可以用罗兰·巴特的“不及物写作”理论来定义，更具体一些，或可用“无根式写作”来形容——即便当今少数仍生活在农村的年轻写作者，也已经与乡土有了很强的距离感，而多数在城市生活的“Z世代作家”，面对“故乡”一词会产生某种陌生感。如果根据“故乡”所包含的归属感、依恋感乃至成就感来界定，他们的故乡更大程度建立在互联网上。但这并不意味着，“Z世代作家”失去了扎根土壤、重建故乡的可能性，时代的变迁虽然快速且不容回头，但滋养文学的“土壤”仍在，文学意义上的“故乡”犹存，只是年轻作家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两个词。

想让“Z世代作家”像“山药蛋派作家”那样拥有丰富的乡土生活经历，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寻找可供扎根的土壤，就只能从文学土壤的角度去发现，“Z世代作家”已经本能地从古代文学典籍中去尝试扎根了，并且视野还越过了偏纯粹的古代文学典籍，将“归隐”“修真”“种田文”等可以归类于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当成了创作的土壤。但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Z世代作家”要贯通性地理解并拥抱文学土壤，包括对现当代文学也要有额外亲近的态度，因为那是当下与未来写作者的一个重要通道，由此可以看见自身的来路与出处。假如缺乏对这一重要文学时期的深度认知，年轻作家便难以弥合自身写作与传统及当下的断裂感。

“Z世代作家”要重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这一故乡并非特指某一个地名，而是要重视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传统意义上的故乡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有乡土作为承载之外，故乡之令人眷恋更多在于人与人之间深厚又纯朴、本真且简单的关联，哪怕不少作品写到故乡不堪的一面，那也是表达“有阳光的地方必然有阴影”。因此，想要真正写出现象级的文学作品，年轻作家有必要多经历人际与故事，多观察社会现实，并从生活的结构和人生的细节里源源不断地找到故事与人物。除了找到丰厚的文学土壤、建立可以畅游其中的文学故乡之外，年轻作家还应在此基础上积极与时代、社会互动，多参与文化话题与公共议题，让形象与声音被广泛地看见与听到——这有益于写作的持续性和饱满性。

写作是一项体系复杂的行为，作品的形成、传播、影响是作家、媒介、读者、公众共同参与的结果，如果只是把写作当成个人心绪、私人情感的表达，显然是把写作简单化了。期待“Z世代作家”能够在文学被网络、AI冲击的巨大惯性下，真正认识到文学的魅力核心，用经典作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为自己所处的年轻时代留下深刻的文学印迹。（本文刊于2026年7月9日解放日报09版朝花周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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