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有为：“横槊赋诗”本事源流及其嬗变

小说《三国演义》依托史传成书，本事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题中之义。

《三国演义汇评汇校本》

以赤壁之战前后叙事为例，《刘玄德败走夏口》《诸葛亮智激孙权》《周瑜定计破曹操》《周公瑾赤壁鏖兵》等回的情节都可在裴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寻得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脍炙人口的“横槊赋诗”故事却不见于诸家史传。学者多认为《曹孟德横槊赋诗》一回取材自苏轼《前赤壁赋》的“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对于这一典故的完整源流却申说未详，乃至习焉不察地将“横槊赋诗”作为曹操这一人物形象应然的题中之义。

然而上溯到东坡并不能自然解决“横槊赋诗”的起源问题，这为本文的探讨留下了充分的论证空间，“横槊赋诗”故事的形成、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下试析之。

一、六朝时代——“允文允武”的具象表达

一般而言，“横槊赋诗”可以拆解为“横槊”与“赋诗”两个事象，二者之间呈现为并列关系，因此在溯源时有分置与合并两种可能的取径，即作为“横槊”“赋诗”各自出现的场合以及整合成“横槊赋诗”出现的时机。两个事象的核心分别是名词“槊”和“诗”。

须得注意的是，在中古文献的话语传统中，二者指涉范围相差较大。“槊”是一种鲜见的特定兵刃，多出现于阵前交战，南朝刘善明自谓缺乏“横槊搴旗之能”[1]586，实际上便是不擅军阵的表示；“诗”的解释口径则极为宽泛，既能视作先秦三百首之《诗》，亦可以看成常见的文学体裁，乃至具体的某一诗作，因此在溯源时，“横槊”须紧，“赋诗”宜松。

在六朝时代探寻“横槊赋诗”的典故，首先应当考察的是魏晋时期的史籍。

先看“横槊”。《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注中有多处关于曹操使用武器的记载。裴松之注曹操杀吕伯奢一节引《魏晋世语》，称其“手剑夜杀八人而去”[2]5；孙盛《异同杂语》有曹操“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的传闻[2]3；《曹瞒传》载曹操因幸姬未按时叫醒自己，“棒杀之”[2]55。

由魏晋史籍可见，曹操常用的主要是步兵武器而非槊这种马战兵刃。再看“赋诗”。

《三国志集解》

《三国志·武帝纪》中有曹操“用诗”的记载：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发布求言令，引用《大雅·抑》中“听用我谋，庶无大悔”一句，谓之“君臣恳恳之求也”[2]28；王沈《魏书》中亦称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2]54。

所谓“登高必赋”，语出《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是一种赞赏才能的模式化套语，例如张超举荐袁遗，即谓之“登高能赋”[2]7。

除了史籍的有关记录，文学选本、别集中也收入了曹操的诗歌。总之，魏晋时期，曹操“赋诗”的记录较为充分和完备，“横槊”一事则缺乏文献佐证。

就目前存世的文献来看，曹操“横槊”的说法最早出自南朝时人垣荣祖，《南齐书》载：

荣祖少学骑马及射，或谓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学书？”荣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何异犬羊乎！”[1]589

垣荣祖活跃于刘宋、萧齐两朝，所处时代与曹魏相距二百余年，故此不宜将其话语径直作为曹操“横槊”的出处。

《南齐书》

垣荣祖以曹操、曹丕父子二人“上马横槊，下马谈论”为不负一生的立身典范，认为那些重文轻武者无能自保，不啻犬羊，体现了其文武兼备的追求。

将曹操视作允文允武的标杆，并非垣荣祖的独创，早在曹魏时期已有类似的先例。

曹操生前作《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其早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3]；曹丕于《典论·自叙》中回忆乃父，称“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4]，勾勒出一个好文统帅的典型形象；曹植《武王诔》不仅写“我王赫怒，戎车列陈”，还谓曹操“既总庶政，兼览儒林”[5]。

相较于曹操的自我表达，曹丕、曹植二人的评价更进一步，代表了曹魏时代对曹操的基本看法，即文武兼备、儒法并施。在曹操获取尊位之后，时人对其武功的言说已经不再局限于寻常的单兵作战及普通的骑射弋猎，而是进一步升格为军旅战阵之能。

《魏书》云：

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2]54

王沈在曹丕、曹植评价的基础之上加以粉饰和夸大，使得曹操才兼文武的形象烙入史籍，同文献中的众多知识资源一道供后人取用。

例如东晋成帝朝的名士袁瑰上书申请建立国学时即称曹操“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6]363。与“横槊”相类，曹操“投戈”之事不见于裴注《三国志》，然亦有典可稽。史载光武帝平陇、蜀后，鲜言军旅，乐于讲论经理。

《东观汉记》述樊准语，谓光武帝“投戈讲学，息马论道”[7]。袁瑰提出曹操“息鞍”“投戈”，实际上是移植了光武“投戈”“息马”的典故。

《东观汉记》

在东晋的时代语境中，文臣将相隔二百年的异代君王形象进行融合，化作新生故事。太元九年（384），尚书谢石合用刘秀、曹操事云：“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6]364，通过互文的方式在曹操与“投戈”“息马”典故之间确立了稳固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晋时期对曹操“投戈”“息马”的言说中，允文允武只是客观存在的潜台词，言者主观上意欲彰明的仅止于曹操“崇文”的一面，及至垣荣祖眼中，方复现其文武兼修的本意。

“横槊”“赋诗”分置表述的直接文字源头至此已大略探得。“赋诗”较早，见于王沈《魏书》，“横槊”则出自垣荣祖对曹操父子的评价。须要注意的是两个事象在这一时段的作用是形象建构而非情节叙述。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系由小说《魏武故事》中析出，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210）“冬，作铜雀台”一句，引《故事》“十二月己亥令”，即为此文。然而魏晋文献却从未明确揭示出曹操曾于何时何地创作诗章。

《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

现存曹操诗歌多录自《宋书·乐志》，体裁皆为乐府。乐府古题大大削弱了考证其具体创作背景的可能，致使后人在为曹操诗歌系年时亦只能勉力为之。

明乎此，则知这一时期的“赋诗”并非指涉曹操生平微观具体的某一事件，而是宏观意义上曹操形象建构的一环。

与“赋诗”同理，魏晋史籍中不见曹操“横槊”的直接记载，“横槊”之事应当视作一种不完全虚构。自汉魏以来，曹操武功的内涵被不断地扩充、改写，从自述的骑射弋猎到子嗣追忆的戎马军旅，其武功形象也由擅长单兵作战的游侠逐渐定型为挥斥方遒的统帅。

唐宋以前曹操的道德尚未受到后世那般严厉的指责，仅凭事功便可成为六朝文武群僚艳羡的对象。在袁瑰、垣荣祖等人援引的过程中，曹操的形象又发生了具体的变异——戈、槊这样的军阵长兵器替换了曹操的掌中剑，成为其武德的象征。

二、唐宋元时期——“横槊赋诗”的泛化、转型与传播

曹操才兼文武的形象经由六朝人物的塑造、强化逐渐稳固。唐人亦有颂其文武兼备者，开元二年（714），张说为相州刺史，是年秋作《邺都引》，称曹操“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8]935。

张说汲取了六朝以来曹操形象的内涵，又赋予其新的表征：白日是领军攻坚的统帅，夜中则是邺下的文坛主人。相较于个人化的“横槊”“投戈”和“吟咏”“披览”，《邺都引》更为突出地塑造了曹操在文、武两个层面的领袖地位。

《张说集校注》

时人张鼎《邺城引》篇首赞赏“魏武争雄六龙战”，篇末沿袭了《魏书》成说，叙曹操“文章犹入管弦新”[8]2112。两诗整体谋篇相似，都写都城、漳河、明月等景致，但在曹操形象塑造的具体手法上存在差异：《邺都引》创造性地构建出全新场景；《邺城引》则化用成典，体现出唐人对六朝的接受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首次出现了完整的“横槊赋诗”典故。元稹为杜甫所作墓志序云：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9]

元稹认为建安年间兵燹不止，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和“横槊赋诗”，其诗歌大多作于部伍之中，特殊的创作氛围造就了其抑扬怨哀悲离之作。

此处“横槊赋诗”的表述是一种偏正结构，“横槊”实际上是“赋诗”的状语，元稹表意的重点在于“赋诗”。尽管内涵有所偏移，但元稹通过对六朝以来曹操形象建构之话语资源的再次加工，铸成了“横槊赋诗”这一标准的表述形式。

邮票《横槊赋诗》

“横槊赋诗”的表述由元稹首创，经元稹、杜甫二人的文集流传。宋代文人对杜甫表现出浓厚兴趣，该典故遂依附杜集而广泛传播，成为当时文士创作与议论的常见素材。

人们常用“横槊赋诗”建立起与曹操及建安诗歌的联系，如陈岩肖评价曹操、曹丕“横槊赋诗，虽遒壮抑扬，而乏帝王之度”[10]，苏辙次韵李豸“遥想据鞍横槊处，新诗一一建安风”[11]，李廌则刻意悖反典故，称“据鞍何必须横槊，自有新诗似建安”[12]13633。

不仅如此，宋代的诗文创作往往援引“横槊赋诗”以佐证某人才兼文武。苏轼送“儒侠”曹辅赴闽漕，谓之“往来戎马间，边风裂儒冠。诗成横槊里，楯墨何曾干”[13]，结合曹操“横槊赋诗”和荀济楯上磨墨作檄的典故，说明曹辅诗才不凡；李廌作《边城四时曲》送盛玮至西北边地任官，勉以“公孙卿材名将种，横槊赋诗海涛涌”[12]13602，称赞其文才武略。

南宋以后军事时局极为敏感，这亦促成文武双全成为当时文人向往的人生范式，周紫芝以《临江仙》送光州曾使君，其下片云：“铁马红旗寒日暮，使君犹寄边城。只愁飞诏下青冥。不应霜塞晚，横槊看诗成。”[14]889

光州地处淮西，本属中原腹地，周紫芝谓之“边城”，表明当时边疆的界定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暗合白居易“今日边防在凤翔”之意。

再如王千秋仕宦不显，长期沉沦下僚，于浙西赵可大生日创制《水调歌头》，塑造出了一个“披锦泛江客，横槊赋诗人”的形象：其人文武兼修，胸怀扫净胡尘的壮志，深以蹉跎幕府、折腰执版为憾[14]1473。

《陆游全集校注》

陆游平生亦有多首诗歌述及“横槊赋诗”，《秋晚登城北门》写自己登楼远望，追忆军中往事，慨叹“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15]696；《岁暮感怀》与《赠成封州》皆于一联之中同时使用陈元康覆毡草书和曹操横槊赋诗的典故，体现了放翁之诗造语雷同的弊端；《夜读岑嘉州诗集》激赏岑参诗歌风格豪伟，笔力直追李杜，其中“至今蠹简传，多昔横槊赋”一语将曹操的典故移植到岑参身上，表达了对边塞诗人文武兼修的高度肯定[15]332。

此外，“横槊赋诗”在宋代还出现了一种重要转型。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作《赤壁赋》云：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16]5-6

东坡赋中运用了曹操“横槊赋诗”的典故，但其用典手法与前人存在本质差异。

六朝时期的“横槊赋诗”或零或散，其目的皆为形象建构而非事件叙述，缺乏时间、地点的标识，所赋之诗究竟为何，亦不得而知，唐人元稹“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的表述，亦未变更这一现象。

苏轼书前赤壁赋(台北故宫藏)

《赤壁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作出巨大突破，为这一典故补全了情节要素。首先是确定所赋内容。

曹操诗歌受《诗经》影响颇深，《短歌行》即直用《小雅·鹿鸣》四句，苏轼在月圆之夜“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由是《诗经》成为穿越岁月连接曹操与苏轼的纽带。

苏轼特意择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一句，使得《短歌行》成为横槊赋诗这一情节的理想构件。

其次是确立了所赋时机。赤壁之战中意气风发的周瑜战胜了风头无两的枭雄曹操，自此以后，赤壁、周郎、曹操紧密关联在一起，提起其中一个，便能联想到其他两者。

苏轼泛舟黄州赤壁，因诵《诗》而联想到孟德《短歌行》，又由《短歌行》中曹操的慷慨姿态追思至其赤壁战前势力之盛，最终将“横槊赋诗”的时间节点集中于“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之时，并通过“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夸张描写，连缀“酾酒临江”这一宴饮的经典环节，完成了这一典故的情节化。

情节化的“横槊赋诗”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由此得以借苏轼的声名迅速传播。

林正大作词檃括《赤壁赋》，下片有“因念酾酒临江，赋诗横槊，好在今安适”之句[14]2447；汪德邵采撷东坡遗意，建“无尽藏楼”，张孝祥《水调歌头》咏之曰：“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此意无尽藏，分付水东流”[14]1687；岳珂《赤壁》诗云“坡仙访古特寓意，横槊雄姿谁与吊。故将异地眩疑辞，政恐因讹启讥诮”[12]35339，指出黄州赤壁与三国古战场不同，苏轼将二者混同是有意为之，这暗示了岳珂确信曹操“横槊赋诗”发生于赤壁之战。

白庚延绘曹操

元代“横槊赋诗”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文字场合。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称李益“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17]，袭用了元稹所作的杜甫墓志来塑造传主形象；曹文晦有感于时局动荡，和刘伯温诗云“为言横槊赋诗士，不是投戈讲艺时”[18]，逆用晋人陈语，指出天下未定，文武全才仍当以靖乱为念，不宜沉溺诗艺。

此外，曹操横槊赋诗于赤壁战前的说法不仅为汉族士人沿用，还影响到了少数民族文人，元末阿鲁威作散曲怀古：

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19]

除了散曲的转写，这一情节甚至被以杂剧形式搬演，无名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第三折写佛印、黄庭坚与东坡同游赤壁，遂成名篇《赤壁赋》，虽然“横槊赋诗”并非故事的主线，但杂剧这一俗文学形式无疑促进了情节化之“横槊赋诗”在民间的深入流播。

《曹操故事的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李万营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版。

三、《三国演义》中的“横槊赋诗”

《三国志演义》标志着曹操“横槊赋诗”典故演变的最终定型。自六朝以来绵延近千年的曹操“横槊赋诗”典故出史入文，又在诗、词、文、曲中反复游弋，最终在小说中转化为大众传播的经典情节，实现了文化符号的终极定型。

兹将《三国志演义》第九十五回相关原文节录于下：

时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气晴明，平风静浪，操令置酒设乐：“吾今夕欲会诸将。”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卫皆锦衣绣袄，荷戈执戟，何止数百人。命文武百官，各依阶位而坐。

操指南屏山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四顾空阔，心中暗喜……

于是曹操大笑不止。忽闻群鸦之声，望南飞鸣而去，操问曰：“此鸦缘何夜鸣？”左右答曰：“鸦见月明，将谓晓矣，故离树而鸣也。”操又笑不止。此时酒酣，教取槊立于船头之上，取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与诸将曰：“吾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况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即古诗也，故以声歌之……

歌罢，众和之。忽见座间一人进曰：“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视之，乃扬州刺史，沛国相人也，姓刘，名馥，字元颖……馥曰：“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乎？”操曰：“何为不利？”馥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大不利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败吾兴也！”手起一槊，刺死刘馥。遂罢宴。次日酒醒，悔恨不已。[20]370-371

相较于此前的叙事，《三国演义》中的“横槊赋诗”展现出了新的特点。

《三国志通俗演义》

首先是具体时间的确定。《三国演义》围绕赤壁之战敷演了十余回，并在激战中穿插蒋干盗书、庞统夜读等情节，使得赤壁之战的整体叙事节奏波折起伏。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盗书”“夜读”情节在时间上的含混不清，作者把“横槊赋诗”这一故事明确定在“建安十三年（208）十一月十五日”。

《赤壁赋》中，苏轼将“横槊赋诗”与赤壁之战连接，并未提及具体年月。苏轼以后，多数人接受了曹操于赤壁之战前“横槊赋诗”的说法，因此《三国演义》的系年应当是延续了史籍群的记载。

一般来说，小说的时间设定通常较为粗略，若强行套入干支纪日更容易出现讹误，如小说第九十七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中孔明为周瑜借风，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乃风息”，按《通鉴》载，建安十三年十月为癸未朔，沈伯俊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并非甲子日，而系壬申日，十一月二十二日亦非丙寅日，当作甲戌日。[20]375

所以《三国演义》写夏侯惇欲领兵南征曰“时建安十三年（208）夏六月”[20]307，写诸葛亮火烧新野时刘琦寄书玄德，信末曰“建安十三年月日书”[20]315。

但“横槊赋诗”的精准时间设定却并无明显漏洞，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曹孟德横槊赋诗”这一事件的信度。

史载建安十三年十月有日食天象，十二月两军已于赤壁交战，唯十一月叙事留有空白，兼之《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被苏轼定性为曹操横槊所赋之诗，则十一月十五日月圆之夜自然而然成为小说家的佳选。

其次是环境描写的添补。

小说此处消泯苏轼赤壁之游和曹操赤壁之战的时空差异，将东坡关于曹操“横槊赋诗”的跨世想象演绎成孟德赤壁战前的实境。文中对于自然环境的描述，如“天气晴明，平风静浪”云云，大抵沿袭苏轼《赤壁赋》前半段的景物书写。

作者主要增补了曹操“横槊赋诗”时的公共空间叙事。史载曹操收荆州之众，得“蒙冲斗舰乃以千数”[21]。苏轼将之描述为“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呈现出的仍然是一种宏观的军事印象。

东坡有意探讨的是变与不变的哲学命题，其称赞曹操军事的强盛，目的是为后续思考人类之渺小张本。小说叙事则意不在此。

《国之枭雄：曹操传》

基于历史叙事的立场，曹操率领的水师被描绘成盛大的朝会现场，作者着意写出大船之上的左右侍卫和文武百官，将对于岁月而言略显“渺小”的曹操投入另一种具体的社会场域：侍卫的华贵衣着和百官的有序落座，相较于舳舻和旌旗，动态地增强了小说叙事的现场感。

不惟如是，藉由这样的氛围烘托，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曹操作为“一世之雄”，军事实力和政治地位皆已臻于鼎盛。人际环境的填充赋予了小说更为精确的叙事精度，曹操由是从文人赤壁遥想的虚幻记忆变成具体权力场域中的核心角色。

再次是故事情节的改写。

小说中“横槊赋诗”发生的时间和环境刻画皆有所本且较为合理，但在后续情节上作者却进行了与史实不符的明显捏造，最终形成了小说书写与此前一应叙事的根本差异。

核心改写发生于曹操和扬州刺史刘馥之间。刘馥，小说中称之“起自合肥，创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深沟高垒，结甲利兵，积盈仓之粟，作草苫数千枚，贮鱼膏数百斛，为守战之具”[20]371，文字基本袭用了《三国志》中的刘馥传记。

《曹操评传》

史载其卒于建安十三年（208），从上下文来看，彼时刘馥正处合肥守御城池，并未跟随曹操出征江东。然而在小说第九十五回末处，能吏刘馥指出“月明星稀”四句不祥，败坏曹操赋诗之兴，被孟德一槊刺死。

《短歌行》诗中透露出强烈的求贤愿望，“久事曹公，多立功绩”[20]371的刘馥却横死于曹操槊下，这一转折构成了强烈的反讽，也标志着“横槊赋诗”话语功能的转变。

“横槊赋诗”这一典故自生成之初，便多用于表述曹操的才兼文武，属于一种积极的正面评价。自中晚唐以来，对于曹操的道德评价日益苛刻，仍然没有湮没这一叙事传统，例如苏轼为孔融作赞，序中谓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16]601，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赤壁赋》中却仍然写曹操“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

然而受到宋元以后“拥刘反曹”意识形态的影响，当这一典故嵌入明清小说叙事时，“诗”中抒发的个人情性与实际行为严重悖离，“槊”亦由曹操武德的象征变成了夺人性命的凶器，其意涵与千载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刘勇强指出，对于短篇小说而言，本事关乎整体构思，而对于章回小说而言，本事仅具有局部的意义[22]。

尽管如此，“横槊赋诗”作为赤壁之战整体结构中的一处闲笔，却在《三国志演义》中占据独立一回，内容上自成一体。

从曹操置酒张乐到刺死刘馥，“横槊赋诗”有如一幕短剧在读者眼前渐次呈现。刘馥解“诗”触怒曹操，从而横死“槊”下的悲剧情节，使得这一典故的情感倾向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横槊赋诗”由表现魏武文武双全的构件，变作曹操虚伪和残暴的写照，最终成为整部小说“拥刘反曹”意识形态的注脚。

《曹操集校注》

四、文史互动：“横槊赋诗”的嬗变过程

《三国演义》是一部敷陈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历史演义小说，个中情节与历史记载的虚实关系是读者间长久不衰的经典话题。然而有关的议论意见却往往因评论者的身份地位与时代背景的不同而相互矛盾。

例如明人谢肇淛即以为《三国演义》《宣和遗事》等书俚俗无味，“事太实则近腐”。站在艺术创作的立场上，谢氏进一步指出小说三昧在于虚实参半，“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23]。

清代的章学诚则认为是著取材博赡，引用了一些正史所无的稗记内容，不可尽数斥以无稽之谈，谓之“七分实事，三分虚构”。

这一看法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广泛引用。然而考诸原文，可知实斋此番论述，实际上是以史学学者的立场和身份对《三国演义》提出批评，其指出《列国志》《说唐》多纪实事，《西游记》《金瓶梅》全然虚构，这两类演义之书皆无伤大雅，唯《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使得历史与文学叙事间的虚实分野淆乱难辨，以致“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24]。

《章学诚集》

谢、章二人的看法在学术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索其大略，前者认为《三国演义》记事多有所本，名为小说，殆同史传；后者则更为强调《三国演义》虚构情节对历史故事的污染。

小说叙事究竟是“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这是历来读者争论不休的问题，英语世界的学人罗慕士（Moss Roberts）甚至提出“小说中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具有历史性的，有很强的史实依据”[25]。

章实斋起先提出的比例未必出于精确的考量，后人在此基础上的讨论也往往停留于寻求本事的皮相。

事实上，我们固然能为小说中的许多情节找到本事和出典，然而这些溯源的结果却未必尽皆可以导向历史的“真实”。

以“横槊赋诗”为例，这一典故在苏轼《赤壁赋》中得以情节化，又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改编成小说中的知名章节。学者与大众往往目东坡之文为正统，辅以明清小说的熏染，遂将“横槊赋诗”径直当作曹操的标签任意取用。

尽管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元稹《杜甫墓志》和垣荣祖“上马横槊”之说，却始终未能更进一步，揭出这些写定时地远离历史现场的文献从何而来。

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上是由于论者简化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认为历史为文学提供了变动不居的素材，却忽视了文学与历史互动的复杂进程。

回溯至汉魏时代，后代史书修撰的重要参考文献——起居注和实录在这一时期还未形成机制，曹操的历史形象首先由其本人及二子的文章建立。

《论曹操》

基于立场，三曹的文学创作不免存在一定的虚夸。然而这些文字自创作之初就带有很强的宣传意图，为了在社会场域流播，作者亦不会杜撰出太过牵强的言说。作为现实的历史被形诸文辞，遂开启此后文史互动的一系列转写。

时人的文学叙事作为构筑曹操形象的一手资料，后世史官在书写曹操时自然有所取用。但由体裁而言，这些文章皆非传统意义上的史传，史官在吸纳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历史现实经过文学作品的中介流入史书，此后文与史两条路线并行不悖地持续发展。

史书中的曹操，逐渐糅合政治话语进入新的场域，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的同时扩充出多样态的话语资源。与此同时，咏史题材的各类文体持续涌现，而诗家词客们遥想的古人，实则是前代文学想象虚构出的历史影像。

后世文人面对各个时代的相似话语，习焉不察地确定了曹操“横槊赋诗”的历史面目，并持续创作为这一形象添加文学的次生层，文学与历史的分野由是变得愈发模糊。

《曹操诗赋编年笺证》

值得注意的是，“横槊赋诗”在诗文词曲之中偏移的幅度始终较小。无论诗词抑或文赋，大多以书写情志为旨归，因此在化用“横槊赋诗”时尽皆将之表现作积极意义，主要取用其中蕴含的允文允武之意。

质言之，曹操在诗文场域中主要表现为诗人、豪雄的面貌。而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虚构性更强，受抒情传统的影响有限。

抛开汉魏风骨的诗学意味，在“拥刘反曹”意识形态高涨的近世，曹操无疑被视作历史上的奸雄角色，因此《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形而上地拆解了“横槊赋诗”的话语要素并加以重塑，叙事的基调从颂扬称赞转而为抨击批判。情节的创造性转化与彼时人们对于曹操奸臣的历史想象相互印证，加强了“横槊赋诗”的信度，也使之产生新的历史意蕴。

结 语

对“横槊赋诗”出典的详细考察，揭示了历史演义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演义小说依托历史而成，过去的研究往往着眼于考证本事有无，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文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史实与虚构有时难解难分，这也致使了部分本事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所以在研究本事时既须有形而下的字面功夫，也要有形而上的联系视野。

此外，传统的本事研究强调由史入文的单向流动，忽视文章与史籍互动的可能，事实上，部分叙事性文章也会成为修史者纳入考量的重要史源，文学一方面从史籍中汲取本事和故实，一方面又强化了史籍记载的信度。

《脸谱下的真实：曹操、诸葛亮的是是非非》

文章与史籍，与其强调某一方对另一方的渗透和影响，毋宁说二者之间是一种不居的互动关系，时代更迭之下，伴随这种互动的是文体的转换、情节的再生和叙述的调整。

参考文献：

[1]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9.

[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8：45．

[4] 曹丕．曹丕集校注[M]．魏宏灿，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302．

[5] 曹植．曹植集校注[M]．赵幼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243．

[6] 沈约．宋书：卷14[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刘珍．东观汉记校注：卷12[M]．北京：中华书局，2008：464．

[8]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86，卷202[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 元稹．元稹集·典藏本[M]．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690．

[10]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5．

[11] 苏辙．栾城集[M]．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3．

[1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卷120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3] 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1593．

[14]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 陆游．剑南诗稿校注[M]．钱仲联，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6]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 辛文房．唐才子传[M]．关鹏飞，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261．

[18] 顾嗣立．元诗选 二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995．

[19] 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2018：767．

[20]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2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2132．

[22] 刘勇强．古代小说创作中的“本事”及其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1．

[23] 谢肇淛．五杂组[M]．北京：中华书局，2021：513．

[24] 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600．

[25] 张月．英语世界《三国演义》本体研究近况（2010―2019）及启示——以田晓菲、罗慕士、葛良彦、辛兆坤的研究为中心[J]．励耘学刊，2022(2)：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