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永红：是“种蘑菇”，还是造生态？

政府是科技创新治理的核心主体，在创新发展进程中承担的引导与统筹作用愈发凸显。如何实现科学高效的创新治理，始终是政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命题。尤其是当前，科研发展范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前沿技术路线充满不确定性，政府如何以确定性治理应对创新的不确定性，成为亟待厘清的关键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AI对科研活动全方位影响的不断加深，当代科技进步正在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征。

当代科技进步呈现的特征

科研去中心化

几百年来，科研一直被视为象牙塔，是极少数天赋异禀者的专属。然而，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推动下，人们获取最新知识的门槛大幅拉低，学术的科层壁垒不断被打破。

当下，许多重大甚至颠覆性的科技突破，不再局限于传统科研机构，也不单单源自学界权威的灵光巧思。美国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黄仁勋，中国的DeepSeek团队、张雪领衔的机车团队，都不是依靠名望或资源的 “世袭” 从业者，却以出人意料的姿态横空出世。

在科研去中心化的大潮中，“草根”逆袭或将成为常态，学术权威的绚丽光环或将褪去。

非线性路径

许多学者常将科学研究归类为“0到1”的原创工作，将技术研发类比为“1到100”的拓展应用。这种表达里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前者更高级的逻辑。但科学发现所揭示的内在机制，仅仅完成了规律层面的解释，并不必然导致科技创新的实现。

放眼历次重大技术突破，科学机理只是全部知识的冰山一角，而占到90%以上的缄默知识，基于无数次实践和试错的过程，其价值是纯理论永远无法填补的。

试问，光刻相关光学底层原理早已明晰，为什么我国的光刻机达不到荷兰阿斯麦（ASML）的水平？

芯片底层科学原理已经揭示，为什么我国芯片制造能力仍落后于台积电？

谷歌人工智能工程师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AlphaFold工程师约翰·江珀（John Jumper）、 DeepMind工程师戴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获得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工作既涉及底层科学规律的发现，又包含海量工程迭代与系统实现，究竟该划归科学，还是工程？

或许“实践出真知” 这个朴素的道理更能阐释创新的规律，哪怕理论发现，首先须来自实践。尤其是今天，当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持续逼近宇观和微观认知极限时，交叉、边缘学科愈发成为科研创新的核心增长点，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相互融合与一体化更是大势所趋。

在此背景下，重理论轻实践、唯论文至上的固有评价导向，已经成为科技创新良性发展的阻力。

不可预见性

回顾全球科技创新历程，具备颠覆价值的重大突破，很难依靠计划性布局催生。

我国过去几十年布局的科技政策思路主要着眼于跟踪和追赶，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降低了创新试错的成本，这的确是实现快速进步的捷径，也具有可计划性和可组织性。

但是，当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迈入“无人区”的时候，过去的跟踪、模仿路径已经走不通了。我国诸多创新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华为、大疆、DeepSeek、宇树机器人等的崛起，都并非预设规划的产物。

反观当下依靠专家投票筛选前沿技术方向的模式，因这种做法天然倾向选择成熟、可控的研究路线，极易排除真正具有创新性的课题。

科技创新发展正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可预见到不可预见，应对这一发展趋势，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思路调整，而需要底层政策逻辑的重构。

重构科技创新治理的底层逻辑

长期以来，由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统筹调配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涵盖科研项目、研发经费、职称评定、荣誉激励、人才扶持政策与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内容。科研工作者职业发展的各环节，均与现有资源统筹体系紧密关联。换句话说，科技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每一位科技人员、每一项科研活动。

这种由行政力量主导的科技管理模式，我姑且称之为“种蘑菇”。在我国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发展阶段，这种模式优势明显；但在新的科技发展态势下，这种模式的弊端越发凸显——既无法在高度不确定性中有效判断和把握最前沿的方向，也无法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中组织起最优异的攻关队伍。

当前，科技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迫切需要破解学术体系行政化的现实问题，推动创新治理的逻辑升级——从单点扶持“种蘑菇”转向造生态，充分释放各类创新主体活力，让更多的“蘑菇”能够在广阔的沃土上自由地萌发、生长和壮大。

一是要摘“帽子”

破“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改革提出已有多年，但收效甚微，各类调整举措多为局部的修修补补，少有针对制度体系底层症结的“刮骨疗毒”。

建议从院士“帽子”、国家级奖励率先入手，可考虑大幅减少评选，推动荣誉回归类似诺贝尔奖的价值导向，核心在于让荣誉与待遇、资源配资权完全脱钩，使其彻底回归学术荣誉性。如果说科技创新向发达国家学习，这才是最该学的制度精髓——让学术远离喧嚣和功名。

二是要育“青苗”

科技的中坚是青年人，尤其是在科学智能（AI4S）驱动的科研变革浪潮中，科技人才队伍的更替迭代将不断加速。

当务之急是破除学术科层制，把青年科技人才从繁杂的填表申报、名目繁多的评比考核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专注和潜心于科研本身。

同时，全社会各类核心科技创新资源应当有意识地向青年群体聚集，为青年人才所用，助推这类人才的更快成长。

应当看到，论资排辈的旧有体系与当前科技创新的发展需要不相适配，青年人才决定着我国科创事业的长远未来。

三是要强企业

过去20年，我国科技领域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大批民营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崛起。目前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企业已占到79%，其中民营企业约占到60%。

与之不相匹配的是，现有相关制度与政策仍围绕高校、科研院所体系设计，且体制内与体制外界限分明。

同时，每年工科博士生中，近80%仍然选择在体制内就业。这种择业倾向，一定程度也反映了体制内外科研资源配置的不均，又进一步影响未来体制内外人才分布的格局。

所以，亟须打破制度性壁垒，提供面向各类创新主体的普惠性政策，这是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机构的基本职责，也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根本要求。

四是要健体系

我国许多科技领域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全球化体系，如信息、生物、航空等。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这一体系中的许多短板日益突出，不少“卡脖子”问题就是由此引发的。

与此同时，与创新活动密切相关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行业条块分割、产学研脱节、公共科技资源难以共享等系统性矛盾多年未得到解决。

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强化统筹和顶层制度设计，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实现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等要素的充分开放和流动。

五是要调政策

总结各国成功的创新发展经验，公共政策是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量。我们实际上已经充分认识到，一个好政策的撬动作用，往往远超直接资金投入。如金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人才流动与激励政策等，对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各主管部门必须转变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从直接分资源向间接造生态转变。眼前的抓手是，在科技管理政策中，弱化竞争性项目的权重：针对从事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的主体，以财政预算稳定支持为主，同时把选择权、管理权交还给学术界；对从事产业技术研发的主体，立足市场导向，通过税收、政府采购、后补助等政策工具实施扶持。

当今地缘政治格局持续演变，全球的竞争焦点已经转向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这一时期非常关键，是我国实现科技赶超的窗口期。推进创新体系改革刻不容缓！

梅永红，深圳华谷研究院理事长，曾任科技部原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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