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听 | 寻找“非洲之心”的非洲人们

《三角洲行动》的“烽火地带”采用“搜、打、撤”玩法。玩家进入地图搜集物资，只有成功抵达撤离点，才能保留本局获得的物品。

所谓“跑刀”，就是尽量不携带昂贵的枪械和护甲，以较低成本反复进入地图，避开不必要的战斗，搜寻高价值物资后撤离。即使角色死亡，损失也比较有限；而一旦找到“非洲之心”“复苏呼吸机”等稀有道具并成功撤离，就能获得大量游戏货币。

在非洲，许多跑刀工作室里的年轻人，正在日以继夜地搜寻“非洲之心”。

01“非洲”之心的产地：马达加斯加

傍晚五点多，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一家酒店门口聚集着等待上班的年轻人。酒店一层被改造成一间网吧，摆着几排简单桌椅，地面和桌面散落着充电线。只有两三个人坐在电脑前打着游戏，其余大部分人的面前只有一部手机。

座位和设备有限，夜班员工必须等白班完成交接，才能接手设备，开始十多个小时的工作。交接时，管理人员将几十部手机集中清点，确认充电器和散热器齐全后，白班员工离开，等候在楼下的人才依次上楼。

这里是一个由华人经营的《三角洲行动》的跑刀工作室，管理者姜雨蒙把这里叫作“非洲小网吧”。但里面大多数人，不是来娱乐的。

“大部分人都是来挣钱的。”他说。

普通玩家不愿意反复完成这些耗时的过程，工作室便替他们完成。中国客服负责接单，马达加斯加的员工领取账号和手机，在地图中搜集物资、积累哈夫币，再将结果交付给远在中国的客户。

姜雨蒙此前是一名游戏主播。2018年起，他在快手直播《绝地求生》等射击游戏，积累了一百多万粉丝。2025年，他开始进入《三角洲行动》的代练和陪玩行业。随着国内相关工作室越来越多，订单价格不断下降，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将跑刀业务搬到了非洲，于是决定来到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位于非洲东南部外海。世界银行2026年公布的一份青年就业项目文件显示，马达加斯加约98.9%的就业青年从事非正规工作，其中超过六成集中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领域。另有约150万名年轻人既未就业，也未继续接受教育或培训，占当地青年人口的24.3%。

这里的许多人并非完全没有工作，而是在建筑工地、农田、餐馆、保安、小摊贩和各种临时零工之间流动。他们有事可做，却未必拥有劳动合同、固定工资和长期保障。

姜雨蒙接触到的年轻人中，从事重体力劳动者每月通常只能挣20万至30万阿里亚里，约合人民币三四百元。男性大多去工地或做保安，女性则更多进入餐馆及其他服务行业。

“保安的工资也很低。”他说，“有些人晚上就睡在店铺外面，替老板守着门。”

谈起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姜雨蒙习惯从衣食住行说起。

塔那那利佛地处高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终年炎热的非洲城市。此时南半球正值冬季，白天气温尚有十几到二十摄氏度，早晚却明显转凉。工作室里，有人穿着卫衣，也有人仍穿着短袖。

“他们不是不怕冷，是真的舍不得买衣服。”姜雨蒙说，“现在工作室里人挤人，不冷，但他们来的路上还是穿着拖鞋和短裤。”

工作室员工身上的衣服，大多来自中国二手市场。一些当地人会把“中国人穿过”理解为质量较好的证明。

而吃饭是比添置衣物更紧迫的事情。

姜雨蒙估计，在马达加斯加三千多万人口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难以吃饱。当地一份意面或米饭配料汁组成的简餐，大约需要2000阿里亚里。买一件普通衣服的钱，差不多可以购买十份这样的饭。

工作室为每个班次提供的饭补同样是2000阿里亚里。这笔钱刚好够买一份简餐，但姜雨蒙说：“我之前带一个员工出去吃饭，她吃一份其实是根本吃不饱的。”

（将打碎的木薯叶和椰奶混合在一起炖牛肉）

采访前一天，姜雨蒙购买的鸡蛋已经涨到每枚750至900阿里亚里。工作室曾拍过一段视频，让员工在一箱方便面和一袋鸡蛋之间选择，对方几乎没有犹豫，直接拎走了鸡蛋。这是因为工作室的普通员工一天的收入约十块钱，而一枚鸡蛋就要两块钱。

在这类短视频里，许多在非洲做跑刀的工作室都会出现类似的题材——老板带来火腿肠、鸡蛋或零食后，员工上前领取甚至争抢的画面。放回当地的收入和物价背景中看，这些东西不只是用来制造节目效果的“道具”，对一些员工来说，它们确实是奢侈品。

姜雨蒙称，工作室超过一半的员工来自低收入家庭，不少人住在贫民区的铁皮房中。交通同样是一笔不能忽略的开支。塔那那利佛出租车的起步价约合人民币十几元，可能接近一名普通劳动者一天的收入。因此，大多数人平时只能乘坐公交车，一趟约合人民币一元；如果某个地方没有公交线路，他们通常也很少专程前往。

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一座城市可以抵达多远，不只取决于道路，也取决于口袋里有多少钱。

刚到马达加斯加时，姜雨蒙有很多不习惯和不理解的事情。

当地供电不稳定，停电是生活中的常事。姜雨蒙所在的工作室为此安装了光伏设备，白天发电，晚上依靠储存的电量维持手机、网络和照明。在他看来，没有稳定电力会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但当地员工似乎并不把总停电视为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

“天黑就回家，没电就睡觉。”

天黑以后，塔那那利佛街上的行人也会明显减少。一方面是照明和公共交通有限，另一方面则与夜间治安有关。当地人习惯在天黑前结束一天的活动，回到家里。没有电，就早点休息；没有公交能够抵达的地方，就不专门前往。许多在外来者看来难以忍受的不便，已经成为他们安排日常生活的前提。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姜雨蒙的跑刀工作室实行白班和夜班。白班从早上七八点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夜班则从傍晚五六点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工作日里，不少员工会准时出现；一些仍在读大学的年轻人下午下课后，也会赶到工作室等待交班。

但到了周末，尤其是周日，来上班的人就会明显减少。

即使前一天已经答应老板第二天一定会来，他们也可能不打招呼，直接缺席。有人要参加宗教活动，有人想在家里休息，也有人会和朋友出去喝酒。

“虽然来这边能挣钱，他们觉得周末就是要休息。”姜雨蒙说。

姜雨蒙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人可能一顿酒就花掉接近一个月的收入，钱花完以后，再回来继续工作；也有人来第一天就想跟他提前预支工资，但不是为了交房租或者补贴家庭，而是为了聚会、恋爱或其他个人消费。

姜雨蒙提到，除了和当地员工不仅对金钱的理解不同，对老板与员工关系的理解也并不相同。

他曾经对一名员工格外照顾。平时请对方吃饭，带他出去玩，直播间有观众打赏，他也会把相当于两三天工资的钱分给对方。姜雨蒙原以为，这些超出工资之外的照顾，能够换来更亲近的关系。但这名员工很少主动与他交流，后来离开工作室时，也没有表现出他期待的留恋和感谢。

“他们不跟你交心。”姜雨蒙说。

“员工知道老板对自己不错，但也知道老板正在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你对我再好，我的工资也不会因此上涨。等我离开以后，大家可能也就不再认识了。”

非洲跑刀工作室的员工会经常比较不同工作室的工资和待遇。如果订单减少或者待遇下降，他们会转到另一家工作室。在姜雨蒙的工作室里，招聘十个人，其中可能有三五个已经在其他跑刀俱乐部接受过培训。

总之，他们对于什么是工作、什么是休息、钱应该怎样花，以及老板和员工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有着自己的答案。

02上百家非洲工作室，成熟的产业链

如今在非洲地区，跑刀已经不再只是几名年轻人围着手机完成订单的小生意。

目前马达加斯加已有大大小小一百多家《三角洲行动》跑刀工作室。规模小的只有几个人、十几部手机，依靠国内同行的二手订单维持；规模大的则拥有自己的客服、流量账号和管理团队，直接从中国玩家手中获取订单，再将任务分配给当地员工。

姜雨蒙所在的工作室属于后者。他做过多年游戏主播，在快手积累了百万粉丝，也熟悉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他们通过抖音、快手、小红书和视频号发布内容，吸引中国玩家直接下单，再由国内客服接单，这意味着工作室不必再向上游分出一层利润。

和想象中“黑哥们语言是不通的”情况不同，当地设有孔子学院，接受过中文教育的年轻人并不难找。姜雨蒙的工作室里，一名会说中文的当地人负责在中国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间沟通，既翻译工作要求，也参与排班和日常管理。

收入方面，一名熟练员工每天大约能创造50元人民币的业务价值，月产值约1500元，普通员工到手工资约500元。工作室有一个销管，上一月收入拿到约65万阿里亚里，折合人民币一千多元，他很少请假，每个月都能保持高产。这样的收入在当地已高于不少体力劳动和服务岗位。

这门生意能够成立，根本原因仍是工资差。“来找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比较低。”姜雨蒙把这种条件称为马达加斯加的人口红利。

跑刀工作室能够在此聚集，也与相对宽松的经营环境有关。一些工作室手续未必齐备，但当地管理部门通常不会主动为难——订单不赚当地人的钱，却需要租场地、买设备、给本地人发工资。对于一个就业岗位有限的国家而言，能让一批年轻人“有活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也等于变相帮助当地减少治安问题。

从经营者的视角来看，提供就业，正是这些工作室在当地获得生存空间的重要理由。

03当劳动者成为内容

近期，笔者在抖音上经常刷到了“非洲跑刀”视频。出于好奇，我私信了博主姜雨蒙，很快便收到了回复。采访当天，他正准备离开马达加斯加，签证到期后先返回国内，之后还会重新申请签证，再回到当地继续经营工作室。
在他离开前，我们进行了一次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微信视频通话。镜头里出现的，正是短视频中那些真实存在的房间、桌椅和员工。此前被剪辑成十几秒视频的场景，第一次在镜头中还原成了一处正在运转的工作现场。

姜雨蒙本人表达清晰，对订单、人员、设备、工资和流量结构都十分熟悉。一个人来到语言、制度和生活环境都很陌生的国家，参与一支上百人团队的运营和管理，本身就需要很强的执行力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我确实对他的行动力和经营能力产生了敬佩。

但诚然，欣赏一个具体的人，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同这个产业正在形成的所有传播方式。

在抖音上搜索“非洲跑刀”，很快就能看到大量内容相似的账号。它们来自马达加斯加、赞比亚、乌干达等地，也会同步出现在公众号、微博、小红书、快手和视频号。

这些账号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模板：镜头对准成排工作的黑人员工，让他们用中文喊口号、念广告词、展示高价值道具；老板则分发鸡蛋、泡面、火腿肠等物资，再配上“非洲欧皇”“黑哥们跑刀”“非洲之心还得在非洲出”等文案。

东南亚同样有规模庞大的代练和打金产业，但劳动者很少像非洲员工这样，被主动推到镜头前作为营销内容。在视频中，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工作时间：在游戏里，他们生产哈夫币在游戏外，他们的肤色、口音、中文表达、生活条件又被转化成播放量、关注度和订单。

当前来看，不同国家、社会之间仍存在巨大的认知差异。当肤色、贫困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被反复用作内容素材时，其中的伦理边界，并不会因为参与者没有当场提出异议就自动变得清晰。

只要经济差距、文化差异和对尊重的不同理解仍然存在，类似的故事就还会不断重演。真正漫长的是，我们如何在一次次相似的故事里，逐渐学会面对差异时该有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