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人文社科封建行会，培养不出赛博天才少女

文 | 延观风

这两年，国内高校、特别是文科高校的舆情非常热闹。从武大杨景媛处理流程牵出对武大文科的整体不信任，到吸毒记录封存风波将名校大法学家的逻辑学功底展现给社会评判，再到学术经历一路造假的高中毕业生堂堂成为博导、首席科学家……

今年的舆情更是一波波把好戏推向高潮。耿同学连续抛出多名院长级学者的论文造假证据，蒋方舟被清华教授举报抄袭的漫长拉锯战几经反转最终实锤，第二天贾浅浅的学位和教职也全部摘帽。这一幕幕抓“剽虫”的大戏可比某抓特务的电影好看得多，人民群众太喜欢自发走个面给伸张正义的连续剧增添人气、催更续集了。

此前，我们分析过中国大学存在一系列问题的思想文化根源（《中国高校的自由主义风气，不光是哪个人的问题》），今天带入一些经济的视角，讲讲高校是怎么顽固坚守封建手工业行会的残余，让这部高校打假连续剧能更新到地老天荒。

（当然，笔者的认识并不全面，因此主要拿更熟悉的社会学科领域情况论证和举例。这不代表理工科的问题小，从早年的王攀陶崇园事件到如今的耿同学打假，早就说明理工科并不是什么耿直朴实的理工宅男集聚地。）

封建行会的垄断三件套

马克思指出，生产的形态决定了社会的形态。封建社会手工业的生产过程是高度非标准化的，在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明确的操作规范、可复制的简单流程，而是个人技艺的娴熟度和艺术化的灵感；产出的非同质化商品既没有统一、强制的技术规范，也没有可大范围竞争淘汰的市场评价。

此外，封建社会出产的手工业原材料有限，供养长期脱离农业生产的工匠非常昂贵，手工业者及其技术具有较高稀缺性。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再进行联合，彻底把持细分领域的生产、销售、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构成了封建行会生产关系的最根本基础——垄断。

基于此，封建行会形成了三大特点，不断强化巩固垄断地位，确保子子孙孙都能吃上这碗手艺饭。其一是标准自定。行会对工艺原料、产品形态质量等进行严格规定，专业知识成了拒绝消费者和领地统治者参与标准制定的最佳壁垒。积极地讲这起到了质量管理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本地细分市场筑起了保护性壁垒（就好比此前苹果的独特充电口）。

行会还掌握“同行评议”权，认定哪些工匠的手艺达到标准（有的行会还会评价“代表作”masterpiece），有权独立开店、参与会内事务和收徒。

其二是准入限制。垄断的核心是人为压低产品供给，通过制造稀缺抬高价格、牟取超额利润。行会标本兼治，一方面严格限制技术传播流动，每名师傅能带的徒弟数量有严格限制，除非加入本地行会否则外地工匠禁止到本地开店；另一方面联合制定上市产品价格，共同维系垄断价格格局。

其三是人身依附。这既是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也是技能市场垄断向人身权利垄断的延伸。学徒拜师后人身权归属于师傅，住在师傅家里，没有工资，听从师傅对生产和非生产事务的一切安排，学徒结束后要在师傅的店里做工匠，不准跳槽他就。

这种人身依附还会延伸到学徒成为师傅后，比如不准和师傅抢生意等等。学徒的尊严乃至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被苛待甚至虐待得到了法律和道德的默许，“师傅教你谋生的技能，所以你就该伺候他、忍受他的虐待”，这点在很多欧洲文学中都可以读到。

这套等级森严、垄断严密的行会制度起到了传承和改良工艺、维持产品质量底线的积极作用，但终究是生产力低下的结果。当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运用非体力能源的能力，标准化生产将海量产品注入到市场，封建行会的垄断特权如雪在阳光下消失，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总有爱翻历史垃圾堆的苍蝇。新自由主义认定一切政府行为都是邪恶，所以政府的对立面一定都是圣洁的白莲花。在中世纪城市中，行会凭借技术和财富垄断成为相对独立于领主的力量，因此在新自叙事中被不断美化，成了技术的守护者、自由的争取者。执行人身依附制度的垄断组织成了自由的代表，足见资产阶级的自由绝不包括免于受有产者剥削奴役的自由。

现代手工业的封建残余

封建行会的“形”已经朽烂，但只要与之类似的生产形态没有变，封建行会的“幽灵”就会继续笼罩在相关行业之上。现代经济中，商品生产高度工业化，但“科学发现”、“依附于人身的技术”等产品的生产还没有实现非人力能源驱动的工业化，再叠加市场竞争倒逼作用很弱，这些“现代手工业”，自然会催生现代的封建行会。

医学属于“依附于人身的技术”，外国的医师协会几乎就是封建行会的翻版。比如前年韩国政府计划扩招医学专业，降低医疗服务供给稀缺性，立刻引发韩国医生的强烈反弹，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将患者扔在病房里等死。

中国的医疗体系固然没有公然制造稀缺的机会，但系统内部的人身依附封建化程度相当之高，近两年规培生屡屡发生悲剧，无疑是“凡卡”故事的现代翻版。

高校从事的科研工作也属于现代手工业，科学成果产出依然高度依赖相关工作者头脑运算和灵光乍现（至少现在AI for Science还没发展到可以独立批量产出研究成果的程度），因此其生产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整体上仍是行会式的。

现代科学高度专业、高度细分，确实需要充分尊重研究者的学术自由和专业能力，大量研究的质量和价值，也只有具备极高知识储备的专业人士才能给出公允评价。但是，现代科学又要求大量的资源投入，理工科的实验投入自不必说，社会科学也是要养研究者这张嘴的。

一些师傅们，试图把学术话语权扩大到资源投入与分配的权力，将专业壁垒延伸为权力垄断，将学术自由泛化为不受行政、学生、社会舆论等力量监督的自由，打造“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相信在前文描述行会特征时，读者已经可以和现代高校建立充分的对比联系。标准自定对应无脑鼓吹“教授治校”“行政退出”等，同行评议还是同行评议；准入限制变成了依照学历、帽子乃至师承关系准入，并试图将“学术共同体”打造成“垄断共同体”；导师对学生的毕业掌握生杀大权，不少导师变成了老板、学生变成了廉价劳动力，甚至王攀们的免费保姆；等等等等。

有人身依附的受害者，就一定有人身依附的受益者。蒋方舟和贾浅浅两人，都依仗自己与“行会师傅”的特殊人身关系，在行会中、社会上取得了远超其专业成就的地位和利益。他们的出丑出事更多是因为高调敛取名气和利益，受到了更多的外部监督，还有更多闷声发财的人身依附受益者。有过高校就读经历的读者，都或多或少感受过高校近亲繁殖的危害，甚至不幸成为过近亲繁殖者口中的“红利”。

如果说理工科的成果需要经过实验和工程检验，经济学等社会学科的结论就算不能直接在实验或工程中验证，也不能永远欺骗利益因之受损的社会公众。此外，他们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获得更多资源支持，往往要接受一定具有竞争性质的程序，还能对这些学科的近亲繁殖起到或强或弱的抑制作用。

而几乎不需要接受实践检验的文史艺术，评价标准几乎完全掌握在“行会师傅”手中，互相吹捧共同上天是发迹常态，再通过血缘、师承或性关系封妻荫子，所以这些学科是最盛产“天才少年/少女”的领域。当然，学术造假已经是他们身上最小的问题了，但其他问题和本文关系较远，不作展开讨论。

即使经过最基本学术训练的人都能看出贾浅浅的论文根本不符合毕业要求，即使普罗大众一眼就能看穿贾浅浅的诗粗制滥造，对她们的投诉举报的持续时长、给出调查结论和处理结果的时长，甚至超过拿下大老虎的办案周期。背后的行会师傅能用根本不专业的“学术独立”挡箭牌拖延这么久，行会系统的封闭性和顽固性可见一斑。

相比其他体制内部门，对高校的监督力度确实小很多，我们的高校主办力量（行政机关）对高校管理最严的是意识形态和安全问题，对学术腐败、近亲繁殖、学术造假、行政低能的问责力度已经相当之低。

一个侧面印证是往往是纪律调查牵出学术造假，却少有因学术造假遭受党纪处分，所谓的“学术自由”“专业主义”无疑是监督力量介入的重要绊脚石。

来自群众的监督同样很弱。学生，尤其是脱离家长直接关照的大学生，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涉世不深、博弈经验少，高校同时具备对学生的学术管理权、行政管理权和人身管理权，动辄以毕业等影响未来人生的事项要挟，决定了学生的制约监督力量非常弱。

若论绝对权力大小，高校教授或行政人员绝比不上公务员序列中的“官”，但他们受到的纪检、同侪、下级和管理对象约束最小，相对权力反而最大。

在“专业性”挡箭牌的隔离下，社会公众监督往往被高校及纪检部门过滤掉，研究的指责。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封妻荫子时对公共资金狮子大张口，被社会监督问责时高举“学术自由”免死金牌。

4月第一波贾浅浅学术不端舆情发酵时，社科报就出来呼吁“慎用舆论监督干涉学术争鸣”，批评舆论用常识干涉学术观点、甚至对学者人身攻击。

至于高校教授总是抱怨“行政干预过多”，高校内部的行政管理确实低效、无能且不人性化，但这大多是行会大师傅对小师傅和学徒的管理，执行这些行政管理的往往也是大师傅的人身依附者，不是行政部门的干预管理。

当然，也有很多大师傅借此要求外部监督力量进一步后撤，扩大自己的独立王国。其中受西方新自浸淫最深的人文社科又特别推崇“对抗当权”、“自由自治”的封建行会习气，用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朽木支撑自己专业性低下的学术危墙。

手工业配行会不是不行，但求求提高点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并不认为高校的行会式管理模式需要被彻底打倒，只要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仍然是手工业的，那么就需要同行评议、学术自由等制度安排保障科学产出。笔者主张的是真正的“学术归学术、管理归管理”，阻断学术权威向资源分配权乃至人身控制权泛滥。

在这方面，老牌发达国家们高校的社科领域做的相对较好（注意，是相对），其中一方面是因为监督制约力量相对较强，如对学生权益保护更到位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社科行会师傅们专业学术水平很高，学术权威在学术上真的有建树。

中国高校则相反，虽然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公知总是批判“外行领导内行”，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是本领域的内行，高校人文社科的主要问题是“低水平管理高水平”。

以笔者熟悉的经济学举例，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国内高校经济学体系进行了一轮大洗牌，90年代经济学科建设属于推倒了旧房、新房还远没建立起来。在这片学术荒野上，一群传教士开始跑马圈地。他们其实并没有深刻学习理解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会念几句propaganda编织的经文，但乘着对西方制度和理论的狂热崇拜，都混上了相当高的位置。

笔者反复批判主流经济学假设天真、结论无法经过实践考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但起码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其研究方法和数理工具是严谨自洽的。然而国内的西方传教士只带回来了经文，没带回来学科建设方法，一些大专家大教授都不配被称为专业娴熟的行会师傅，只配称作喝洋墨水更早的乡村士绅。直到更新一批接受过外国严格学术教育的海归不断回国，经济学科建设才渐趋规范化。

这就导致在很多高校的经济学院里，院长的学术水平不如主任，主任不如教授，教授不如青椒，然而资源分配和评价权的分配恰恰相反。说句不恭敬的话，很多顶着院长头衔的、经常在媒体市场上发表高论的学者，按今天的标准连硕士都毕不了业。

“破四唯”讲了这么多年，还是落实的不好，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西方有专业水平的行会师傅能够相对客观评价学术成果质量的优劣。而国内“师傅评议会”的成员不懂现在的学术成果哪些是好、哪些是差，甚至能不能看懂这些成果都难说，那就“只能”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海外学历、咖位级别这些最浅显易懂的指标。

“师傅评议会”把成果评议权丢给了期刊，但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水平也难有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只会按照送审“工匠”的头衔评定成果质量、决定发表，看上去是专业的同行评议，实际上是比拼帽子的人情游戏。有些经济学大专家在媒体上谈论的经济见解，明显配不上近两年他们挂名发表的一些论文质量，显然论文是那些排名在后的学生的功劳。可仅仅以他们的名字去投稿，这些论文未必能发这么好的期刊。

笔者相信，这种情况在人文社科并不少见，在这种生态下，容纳下蒋方舟、贾浅浅实在是易如反掌。蒋方舟事件的反转很能说明问题：从人大审查数个月注释规范性无果，发现抄袭新线索后光速处理，说明保蒋小姐的大师傅已经力竭（杨景媛的论文问题更明显，但学位依然被保下来了），但人大审查委员会确实没有发现抄袭的学术或技术能力，真没看出来除了注释不规范之外的问题。

蒋小姐的论文大概率是完全代笔，自己都不知道文中抄没抄，而她不幸选择了轻信审查委员会的学术水平，自认为论文在学术上无懈可击，高调报警扩大事态，结果被一般路过的吃瓜网友指出抄袭来源，闹了个我报警抓我自己的黑色幽默。

不光高校中年轻教师的学术能力在变强，社会上网友的专业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从杨景媛的论文被指出几百处错误，到耿同学揭发学术大牛论文中最低级的造假问题（都不用尝试实验复现），国内高校乡绅俱乐部那块名为“专业学术”的遮羞布已经挂不住了。

教育是中国人对公平最敏感的神经，高校是我国科技赶超和意识形态翻身的重要阵地。舆论主导的高校打假风暴必然将要继续，不排除成为行政纪检力量主导的常态。笔者此前经常求求资本家至少搞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于高校来说，则是要求求他们至少搞点封建社会那一套，用真实的专业技能构筑权威和权力的护城河吧！不然在一个稍有学术功底的吃瓜群众面前，你们的从业风险都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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